相州昼锦堂记(欧阳修)
| 《相州昼锦堂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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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相州昼锦堂记》 创作年代：北宋 文学体裁：散文 作者：欧阳修 |
《相州昼锦堂记》是宋代文学家欧阳修为宰相韩琦在故乡相州修建的昼锦堂写的一篇“记”，作于1065年。作者围绕“昼锦” （白天穿锦衣，无比荣耀之意）二字发挥，先说明富贵还乡，衣锦而荣，是古今所同，并生动描述了古人衣锦还乡、得意扬扬的场面，然后避实就虚，不写昼锦堂本身，而是着重写昼锦堂主人的高尚品德。作者用苏秦、朱买臣等炫耀富贵的庸俗行为作陪衬，盛赞韩琦不以夸耀富贵为荣，反而引以为戒的行为，讽劝权贵们不要“夸一时而荣一乡”，而以 “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 为志，进而“耀后世而垂无穷”。全文写得含蓄隽永，迂回起伏，是历来公认的名篇。
目录
原文
相州昼锦堂记
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之所同也。
盖士方穷时，困厄闾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礼于其嫂，买臣见弃于其妻。一旦高车驷马，旗旄导前，而骑卒拥后，夹道之人，相与骈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谓庸夫愚妇者，奔走骇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于车尘马足之间。此一介之士，得志于当时，而意气之盛，昔人比之衣锦之荣者也。
惟大丞相魏国公则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为时名卿。自公少时，已擢高科，登显仕。海内之士，闻下风而望余光者，盖亦有年矣。所谓将相而富贵，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穷厄之人，侥幸得志于一时，出于庸夫愚妇之不意，以惊骇而夸耀之也。然则高牙大纛，不足为公荣；桓圭衮冕，不足为公贵。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声诗，以耀后世而垂无穷，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于公也。岂止夸一时而荣一乡哉！
公在至和中，尝以武康之节，来治于相，乃作“昼锦”之堂于后圃。既又刻诗于石，以遗相人。其言以快恩仇、矜名誉为可薄，盖不以昔人所夸者为荣，而以为戒。于此见公之视富贵为何如，而其志岂易量哉！故能出入将相，勤劳王家，而夷险一节。至于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矣！其丰功盛烈，所以铭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闾里之荣也。
余虽不获登公之堂，幸尝窃诵公之诗，乐公之志有成，而喜为天下道也。于是乎书。[1]
译文
做官做到将相，富贵之后返回故乡，这从人情上说是光荣的，从古到今都是这样啊。
大概士人在仕途不通的时候，困居乡里，那些平庸之辈甚至小孩，都能够轻视欺侮他。就像苏季子不被他的嫂嫂以礼相待，朱买臣被他的妻子嫌弃一样。可是一旦坐上四匹马拉的高大车子，旗帜在前面导引，而骑兵在后面簇拥，街道两旁的人们，一齐并肩接踵，一边瞻望一边称羡，而那些庸夫愚妇，恐惧奔跑，汗水淋漓，羞愧地跪在地上，面对车轮马足扬起的灰尘，十分后悔，暗自认罪。这么个小小的士人，在当世得志，那意气的壮盛，以前的人们就将他比作穿着锦绣衣裳的荣耀。
只有大丞相魏国公却不是如此，魏国公，是相州人士。先祖世代有美德，都是当时有名的大官。魏国公年轻时就已考取高等的科第，当了大官。全国的士人们，听闻他传下的风貌，仰望他余下的光彩，大概也有好多年了。所谓出将入相，富贵荣耀，都是魏国公平素就应有的。而不像那些困厄的士人，靠着侥幸得志于一时一事，出乎庸夫愚妇的意料之外，为了使他们害怕而夸耀自己。如此说来，高大的旗帜，不足以显示魏国公的光荣，玉圭官服，也不足以显示魏国公的富贵。只有用恩德施于百姓，使功勋延及国家，让这些都镌刻在金石之上，赞美的诗歌传播在四面八方，使荣耀传于后世而无穷无尽，这才是魏国公的大志所在，而士人们也把这些寄希望于他。难道只是为了夸耀一时，荣耀一乡吗？
魏国公在至和年间，曾经以武康节度使的身份来治理过相州，便在官府的后园建造了一座“昼锦堂”。后来又在石碑上刻诗，赠送给相州百姓。诗中认为，那种以计较恩仇为快事，以沽名钓誉而自豪的行为是可耻的。不把前人所夸耀的东西当作光荣，却以此为鉴戒。从中可见魏国公是怎样来看待富贵的，而他的志向难道能轻易地衡量吗？因此能够出将入相，辛勤劳苦地为皇家办事，而不论平安艰险气节始终如一。至于面临重大事件，决定重大问题，都能衣带齐整，执笏端正，不动声色，把天下国家置放得如泰山般的安稳，真可称得上是国家的重臣啊。他的丰功伟绩，因此而被铭刻在鼎彝之上，流传于弦歌之中，这是国家的光荣，而不是一乡一里的光荣啊。
我虽然没有获得登上昼锦堂的机会，却荣幸地曾经私下诵读了他的诗歌，为他的大志实现而高兴，并且乐于向天下宣传叙述，于是写了这篇文章。
尚书吏部侍郎、参知政事欧阳修记。[2]
作者生平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吉水（今属江西）人。修幼年丧父，家贫力学。天圣八年（1030）进士及第，为西京（今河南洛阳）留守推官。在西京三年，与钱惟演、梅尧臣、苏舜钦等诗酒唱和，遂以文章名天下。景祐元年（1034）召试学士院，授宣德郎。三年，以直言为范仲淹辩护，贬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庆历中，以右正言知制诰，参与范仲淹、韩琦、富弼等推行的“新政”。“新政”失败后，外任。
至和元年（1054）丁母艰期满，召还与宋祁同修《唐书》。累迁礼部侍郎、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熙宁四年（1071）六月，以太子少师致仕，居颍州。次年卒，年六十六，谥文忠。《宋史》有传。对宋初以来靡丽的文风提出批评，主张文章应“明道”、“致用”，并积极培养后进，为北宋文坛领袖。著作宏富，有《新唐书》、《新五代史》等。其诗文杂著合为《欧阳文忠公文集》一百五十三卷。在40多年的仕宦生涯中，屡遭贬谪。庆历三年（1043）参与范仲淹“庆历新政”，五年被贬滁州太守。
以后担任过朝廷和地方的许多重要官职，所谓“历仕三朝，备位二府”，是一位有作为的政治家，每到一处，多有政绩。在学术上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既是文学家，又是史学家、经学家、金石学家，诗、词、散文均为一时之冠。他领导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取得了胜利。又喜奖掖后进，在唐宋八大家中，除他之外的北宋五家，不是出自他的门下，就是受过他的奖引扶掖。苏轼父子及曾巩、王安石皆出其门下。一生写过500多篇散文，政论、史论、记事、抒情各体兼备，内容充实，文风流畅婉转。《朋党论》、《伶官传序》、《醉翁亭记》等为历代传诵。
诗歌风格多样，有的议论时事，抨击腐败政治，同情人民疾苦，有的抒写个人情怀和山水景物；有的写得沉郁顿挫，有的写得清新秀丽。《六一诗话》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诗话，开创了新的论诗体裁。词的创作从总的方面看，对花间、南唐词因袭的成分较多，但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上也有一定的发展。有咏史怀古的词篇，并用词这种形式和朝廷大臣、亲朋故旧唱和，表达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较少堆砌绮词丽句的无病呻吟，抒情个性是志气自若，放旷达观。他善于发现大自然的美，并在词中再现这种美，如《采桑子》、《渔家傲》诸阕，描绘西湖景物，写得清新洒脱。爱情词有的典雅含蕴，有的大胆率真，并注重心理刻划，增加了词的抒情深度。词集有《六一词》、《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醉翁琴趣外编》。史学方面，除参加修撰《新唐书》外，又自著《新五代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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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5古文观止·相州昼锦堂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