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空间

《生活空間》——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2012-07-02 12:57:26)轉載▼

標籤： 陳虻 陳虻我們聽你講 生活空間 雜談

分類： 陳虻講述

《陳虻，我們聽你講》系列博文之十二

1993年。央視大樓二層。

新聞中心的各部門辦公室和新聞演播室、直播機房都簇擁在這裡。

有三間辦公室，因為靠走廊的牆是透明的玻璃，被稱為「玻璃房」，《東方時空》草創時的臨時辦公室就擠在其中的一間。籌備組組長孫玉勝，經常拿着一個大大的塑料夾子，帶着一幫人在這裡熱火朝天的討論欄目方案。

6月中旬的一天，陳虻走進了這間辦公室，如約出現在孫玉勝面前。孫玉勝在《十年》這本書里說： 「我拉着他，在門口的過道上， 開始了一次對他對我，以及對《東方時空》都有影響的談話。」

陳虻對這一刻也記憶猶新。他後來多次講過：當時孫玉勝靠着窗台對我說："我想請你來《東方時空》。一個"請"字，真的讓我很激動，一時有些手足無措。」

孫玉勝希望他能夠出任《東方時空。生活空間》的製片人。

陳虻很慎重，他回去以後連續看了20多天的《生活空間》，一直在研究到底什麼原因使得這個服務類節目不好看或者說人們不接受它。

過了一個月，陳虻打電話告訴孫玉勝，他決定到《東方時空》來。第二天孫玉勝就把陳虻送到了《生活空間》欄目組，這個地方離央視本部十幾公里。他鄭重地把《生活空間》的第三任製片人陳虻介紹給大家。

孫玉勝在《十年》一書中高度評價陳虻的到來：他徹底改變了《生活空間》欄目的走向，並在幾年以後為這個欄目贏得了一致的業界認可和相當高的社會聲望。

本篇博文的關鍵詞：服務類節目 人文關懷 紀錄影像 小人物歷史

陳虻：做人和做飯，我以為做人更緊要一些。這個節目既然叫服務性節目，沿着服務的思路去想，它能不能服務於人的思想，能不能提高人文教養水平呢？

如果將陳虻比喻為千里馬，孫玉勝無疑是伯樂。據說，孫玉勝當年力邀陳虻到《東方時空》來，具體崗位有三個選擇，《生活空間》製片人是其中之一。為什麼陳虻選擇了這個？

陳虻說，我想，自己是做節目出身的，干欄目的製片人可能更勝任一些，另外我也有個特別樸實的想法，覺得自己還年輕，希望能有事干，而這個欄目每天都要播出一集節目，意味着每天都有事干，這對於我來說就是一種樂趣，我喜歡忙碌。而且這是一個服務性的欄目，教給人一些生活技能，我想我在這兒幹不成什麼好事，至少不會幹對不起老百姓的壞事。

陳虻進入之後，馬上着手重新定位與改版。 他首先對服務類節目進行了新的解讀：

我對"服務性"有一個非常簡單的理解，就是與其說關心人的生活能力，不如說更需要關心人的思想和情感，或者與其說中國人的日常生活需要服務，不如說中國人更需要精神生活的服務。這也是我對生活的判斷。生活不僅僅是炒菜、做飯，其實也包括人和人之間的相處，人和人之間的溝通，人和人之間的理解，這就是一種人文教養。做人和做飯，我以為做人更緊要一些。這個節目既然叫服務性節目，沿着服務的思路去想，它能不能服務於人的思想，能不能提高人的人文教養水平呢？

他帶着欄目組一邊保證正常播出，一邊籌劃着改版。大家挖空心思，想了無數個改版方案，陳虻自己動手至少寫了不少於20個的改版方案，光形成正式文字的就有9個，而且9個方案都不一樣，兩個月，60天，幾乎平均一周一個。陳虻回憶起那段日子很感慨：「那會兒真是有一種只爭朝夕的感覺。」

有一個節目引起他的注意：當時欄目里還有一個小欄目《老百姓》，關注的主要是百姓生活中發生的奇聞異事。播出了一個片子《老兩口騎車走天下》。講的是一對老夫妻退休以後，把自行車改造成一種新的交通工具，既能騎，又能當床睡，還能夠翻開裡面裝着的煤氣罐做飯，然後老倆口騎着它旅遊。在一次研討會上，這個節目成了一個話題，這在以前東方時空的總結會上是不曾有過的。隨着〈老百姓〉類似題材的節目逐次播出，觀眾的反應也熱烈起來。

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陳虻眼前一亮，豁然開朗：

老百姓是生活的主體，可我們每天播出的電視節目中，深入報道老百姓的，到目前為止，還不多見。就是說，我們希望把一個完整的時間去表現老百姓的喜怒哀樂，表現他們的情感，深入他們的生活。《老百姓》這塊比較受關注，能不能把它放大成整個《生活空間》，直接讓它伸腿變成一個完整的片子？」

陳虻迫不及待，直奔醫院。當時孫玉勝因創辦《東方時空》已經累垮了，胃出血住進了醫院。在孫玉勝的病床前，陳虻闡述了自己的想法：把《生活空間》全都改成「老百姓」。孫玉勝點頭，表示可以一試。

陳虻回到欄目組，立即開會。會上兩派意見：一派認為不能改，改了以後難度很大，每天一個作品，創作需要激情和題材。另一派認為，要真能這麼做成了，那就殺出了一條血路，前邊一馬平川，肯定火了。討論了很長時間，最後多數人意見還是上，就這樣堅定了信心。

新節目推出的那天是1993年10月8日。又經過一個多月，11月18日，王剛配音，再加上一句三弦的尾音，被稱為「中國第一定位」的欄目標板打出來了："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陳虻：《生活空間》確實是在前擠後壓的情況下，我們尋找到了一個新的表現領域，新的題材領域。

陳虻在多個場合，研討會、經驗交流會上，總是態度懇切的表白：

我特別有必要做一個鄭重的說明，《生活空間》這個欄目不是想好再乾的，是逼出來的。這是一個真實的背景。我們不是先知先覺，而是一個現實的困境或者現實的要求把我們逼到這兒來了。

2002年5月在中國紀錄片20周年研討會上，陳虻詳細闡述了「倒逼式改革」的過程：

《生活空間》在電視雜誌《東方時空》中的播出位置：前有《東方之子》，後有《焦點時刻》。陳虻說：我們分析，前面有人物，後面有事件，作為《生活空間》加在兩者中間，我們做什麼才能和前後兩塊非常有分量的節目比拼？才有價值？當我們把這個節目做出來的時候，領導也曾經問過我，要是做人就像《東方之子》，做事就像《焦點時刻》，你們的節目和它們有什麼區別？

我說《東方之子》選擇的是名人，我們選擇的是普通人。它是現在完成時，實際上講的是一個人截止到今天，他以前的成就；而我們是現在進行時，講的是攝像機打開以後發生的事情。跟《焦點時刻》有什麼區別？它講的是事，我講的是人，它講的是大事，我講的是小事，《生活空間》就是這樣的定位。確實是在前擠後壓的情況下，我們尋找到了一個新的報道領域，新的題材領域。

至於《生活空間》採取跟蹤記錄的紀實性的表現形式，陳虻也老實地承認：

並不是我們認為紀錄片應該這麼拍才這麼拍的。而是因為我們覺得《東方之子》是坐着採訪，《焦點時刻》在滿大街轉着採訪，我們就不能再採訪了，只能是跟蹤記錄。當時很多做法，很多背景，現在說起來十分幼稚，但是十分真實的。就是這個過程，使得我們不知不覺走上了紀實性的創作。

後來我們才知道，在我們之前已經有了一個以關注普通人為內容的電視欄目，就是上海電視台先於我們半年多就已經推出的「紀錄片編輯室」，已經拍出了很多優秀作品，但是當時沒有衛星頻道，在北京沒有看到。

所以，陳虻在談到《生活空間》成功的時候，總會強調：如果沒有中央電視台這樣一個媒體，這個欄目也不會有現在這麼大的影響。恰恰是在這樣一個強勢的媒體中，「老百姓的故事」在《東方時空》這樣一個如日中天的欄目中出現了，因此可以說從一開始它就有了一個成功的機會，成功的平台。

《生活空間》迅速走紅，還創造了當時媒體中少有的一個現象：政府、民間和專家都滿意。

陳虻說：首先是政府，政府曾經一度把《生活空間》當成政府官員了解民生的一個窗口，到底老百姓是怎麼生活的，到底老百姓在想些什麼；再有就是老百姓，當時我們開玩笑說，打車的時候，編導只要說是《生活空間》的，就不用交錢了。雖然有些誇張，但在當時，終於有一個地方尊重老百姓了，老百姓可以有露臉和表現的機會了，他們確實是非常感激你。還有就是在學界，學界對《生活空間》的評價和讚譽也超過了我所看過的所有的電視欄目。就我收集到的報紙，八、九年間，在中國媒體中，大概七天就有一篇相關報道。當我離開《生活空間》的時候，特別想給大家一個禮物，就想把這些剪報複印給每個人一份，後來我想算了，生活還將繼續，這也並不是一次終結。

但陳虻一直保留着一封普通的觀眾來信，薄薄的一頁稿紙，落款是「重慶市中區政府地方志辦丁賢矩」，標題是「建議」，原文如下：

中央電視台《東方時空》節目中「生活空間」小欄目，講述老百姓的故事，是一個編得很好的欄目。從開播以來，我是每日必看，感到親切、動人。我周圍的同志、朋友大都是這個反應。現在新聞聯播節目還是會議報道多，領導人物活動多，許多人不勝其煩，倒是像「生活空間」這樣的節目受歡迎。建議在新聞聯播之後，用講老百姓的故事，來替代或補充《神州風采》，使更多的人看到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他們能在中央台看到自己，就更不用說有多大的影響了。

陳虻說：〈生活空間》以之為安身立命的是一種態度：「目擊者」的態度，關懷的態度，人本人道的態度，對歷史負責的態度。

問：《生活空間》的標版是 「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從選題和「講述」方式上是一直在追隨這個定位和理想，還是有過一些調整？

陳虻: 是有調整的。19 93年到94年，在這一階段我們走的還基本是 「人文教化」的路子，但作了一段時間發現，我們其實更多的是貼近了生活，關注和接近個人的，但有些脫離時代，有些忽視時代的特色。1996年初我們提出了新的目標：在飛速變化的社會背景下，實現人文關懷，為未來留下一部由小人物構成的歷史。這個提法是針對我在1994年5月《東方時空》開播一周年會上的講話而言的，那時候我們給《生活空間》的定位是「體現對每一個人的尊重」。而新的目標則更強調「關注社會變革」，關注變革影響下的人物命運。這個轉變使《生活空間》的創作前景再一次豁然開朗，新的選題層出不窮。

問：你說你們在完成一部影像歷史,能夠做到嗎？

陳虻：能。記錄歷史是有多個角度的，有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等等。而我們是從小人物的角度去記錄歷史，從普通人的角度記錄歷史。普通人的生活就是歷史，每個人的生活、思想受時代的影響和局限，同時每個人的生活態度、情感、價值觀等同樣反映着這個時代,這就是哲學課上說的「個性與共性」的辯證關係。而且關鍵在於,我們所選擇、所拍攝的生活、人物是否能夠真正地體現時代特徵。我們的目標、方向、追求明確,而且創作上不斷完善,我認為我們應該能做到。

問：你一直強調人文關懷，〈生活空間〉的人文關懷是通過什麼方式實現的？

陳虻：態度。這個過程中最重要的、也是我們一直強調的、《生活空間》以之為安身立命的是一種態度。這個態度我想大概可以概括為「目擊者」的態度，關懷的態度，人本人道的態度，對歷史負責的態度。這是一種拍攝狀態下的工作態度，也是拍攝者本人的應具備並傳達給感染給觀眾的一種生活態度。

首先體現在拍什麼，生活空間的主角是個人，普通的個人；其次在怎麼拍上，我們所採用的拍攝手法基本是自然主義的，長鏡頭、跟拍、同期聲、平視等等，基本是一種被動拍攝。而被拍攝者是主動的，結構片子的是人物本來真實的生活。我們試圖一方面儘量接近真實，一方面儘量減少介質帶來的侵略性。這不但是對被拍攝者而言的尊重，對受眾而言，這樣的內容這樣的形式沒有給觀眾直接的說教直接的結論，而是留給他選擇判斷的權利，同樣是寬容是尊重。

應該說是這種理念在《生活空間》走過的八年中進行了不斷地完善。這是我對這段工作的一種體會。我們每天拍一個人是為了什麼？因為我們想表達對每個人的尊重，是需要以真切和平等才能體現的尊重。我們為什麼要表達這種尊重？因為我們要追求人和人之間的平等。我們在展示別人存在的同時，也就肯定了對每個個體存在意義的尊重。

問：能否解釋，你所提出的「站在親人的角度去關注被拍攝對象」的具體含義嗎？

陳虻：首先《生活空間》是關注人，其次是以什麼樣的角度去關注。一旦了解了「人」，並真正有功力去表現一個人的個性時，生活中的每一個人都會顯現出值得拍攝之處。一個人就是一部書，《生活空間》所要做的就是把這本書翻開，像他的妻子，像他的父親，像他的朋友一樣去讀。其結果，一切都將來得最直接、最根本。

放棄你的所謂責任感，放棄你的所謂對文化的深層次思考；象朋友和親人一樣去關心你的被拍攝對象。其結果你可以看到最真摯的責任，最深刻的批判。正所謂無為而無所不為。比如地方台拍了一個片子，關於保姆，如何離家，家裡不同意，進城以後學裁縫，學電腦。我問他拍了多長時間，他說拍了兩個多星期。我說你拍的不是一個人吧，實際上你關注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的問題，比關注這個人的命運更上心。這種開拍前的選擇實際上是一種潛意識，是習慣造成的。他不會用人和人之間的關懷去關注這件事，他只會用象政府看待社會問題的角度來看待這件事。《生活空間》關注人實際上有站在什麼角度去關注的問題，你是站在親人的角度上去關注，還是站在政府的角度上去關注，是不同的。

陳虻：我很反感媒體人利用自己手中的媒體來 向公眾表白自己的辛苦，我認為幹什麼都不容易，選擇了一種工作，實際上就選擇了一種生活方式。

在整理陳虻資料時，我們發現他留下的手跡、原始資料不多。僅有的幾份集中在他擔任〈生活空間〉這一段。雖然數量少，但文字很好看，生動鮮活地勾勒出當時他和他的團隊工作狀態、精神面貌。

陳虻1995年寫的關於〈生活空間〉三年的業務總結，筆下對自己工作狀態的描述：

剛到《生活空間》時，要熟悉每一個人，要保證已經開播的《東方時空》每一天的正常播出，同時要考慮並實施欄目的改造。當時的感覺就像一家飯店，一面營業，一面裝修兩邊都不能停下來。在最初的那幾個月，我每天工作14到16個小時，白天處理日常工作，晚上和大家一起編片子。最多的時候一天晚上同時進行四個節目的構思、編輯、修改、指導拍攝。也是在那幾個月里，我養成了不吃中午飯的習慣，一天只吃一頓晚飯。在無法明確節目定位的壓力下，急得我回到家把腦袋往地上撞。

領導對《生活空間》的改造非常關心，我們認真聽取各級領導和每位記者、觀眾的意見，進行了反覆的探索、嘗試，最終在領導的支持和幫助下，在觀眾的鼓勵下，通過每位記者的努力我們開始了「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很多人問我「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這句話是怎麼想出來的，我實實在在地回答「勤奮加壓力」。

陳虻還留下一份對1995年當年工作的備忘。那一年〈生活空間〉又在策劃改版，並為改版積累節目。他們探索長片的攝製，並從5月推出在此基礎上的九部系列紀錄短片。

陳虻說：探索長片的攝製，是95年度〈生活空間〉欄目工作的重點。雖未能得到最終全面的認可，但此舉再次激發了全組同仁的創作熱情和敬業精神。

請看陳虻筆下對〈生活空間〉同仁們工作狀態的描述：

為拍攝「我想飛」最後一組飛機起飛的鏡頭，畢鑒峰為了趕在凌晨四點前起床，在沒有鬧鐘的情況下，睡覺前點燃香煙，用香煙燃至手指燙手的嗎方法將自己從睡夢中喚醒。整個夜晚，點了十二支香煙，燙了十二次。

鄢蔓、成勇，為了深入在太平間工作的李++的生活，不僅和這一家人權後再一起生活、工作了四十多天，還認了乾媽。

海天為編輯「母親」法庭內外的對話，將七十多盤素材全部同期聲筆錄下來，以便找到合理的對應關係，近二十天的後期編輯，每天只睡三四個小時。就在這三四個小時裡，還時常在夢裡坐起來，把從牡丹江趕來看望他的母親的腿當成編輯機不停的按動。

在「刑警」的前期拍攝中，王亞林、鹿敏、孫華拉天天和刑警一起穿着防彈背心行動，斷斷續續跟蹤拍攝了半年，完成素材帶近百盒。

郭佳在編輯「考試」第一集時，為解決八分鐘以內完成四個女孩和孩子家長恩德名出場及為後五集作必要的鋪墊的問題，前後共編輯了七版，直至在審看第七版時，暗暗發出了全組同仁的心聲：「陳虻再提意見，我就把他殺了」。

陳虻寫道：每一部片子後面，都有許多故事。這些故事不問大家誰都不說。這是我們無數次告誡自己：因為熱愛我們選擇的這種職業選擇了這種職業，也就選擇了這種生活。現借「總結」之機，寫在紙上，也僅作為〈生活空間〉備忘。

1993年到1995年，三年中「生活空間」收到了上千封觀眾來信，信中除了主動提供拍攝線索外，很多的來信幾乎都寫到：我越來越愛看「生活空間」；幾乎都寫到，這個欄目使人感到太親切了，她拉近了中央電視台和老百姓之間的距離。

1993年到2000年，七年中〈生活空間〉拍攝了2000多個普通人的故事。於是，廣大觀眾每天都能在電視上看到和自己一樣的普通人，他們有着一樣平凡而真實的經歷，他們是和大時代脈搏共同跳動的鮮活個體，那真是一次嶄新的發現自己的電視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