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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萊里婭·路易塞利  Valeria Luiselli (1983年 - )出生於墨西哥外交官家庭,她從小隨做駐外大使的父親在南非、韓國、印度等國生活。由於總是被當做外國人,所以她不愛說話,反而在寫作中找到了自由表達的空間。[1]

《芝加哥論壇報》評價:瓦萊里婭·路易塞利已上升為文壇中最鮮活、最獨特的聲音,可以在字裡行間讀到她深受博爾赫斯科塔薩爾等人的影響。路易塞利樂觀率真,有著精準的寫作筆法、昂揚的遣詞造句,但我們讀不出無禮的炫耀。[2]

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獲得比較文學博士。現任教於紐約州霍夫斯特拉大學。

2010年,首部作品《假證件》出版。

2011年,小說《人群中的面孔》。

2015年,《我牙齒的故事》出版,被列為《紐約時報》《衛報》年度選書。

2017年,《告訴我結局是什麼》(Tell Me How It Ends)

翻越墨西哥古老文化的壁垒

在墨西哥,女性是不允許有幽默感的。在墨西哥的文化歷史中,婦女一直是被研究、被批評的對象,她們為人渴望又遭受嘲弄,卻很少能成為文化批評家,而擁有幽默感的女性就更少了。[3]

有一些文學批評者評論了她的小說,這些批評家都很保守,路易塞利說我想他們似乎很不解,因為一位年輕的墨西哥女作家創作了一本關於諷刺性文化批判的書,而且在我之前,已經有作家(大多是男性作家)深入探討過這個內容了。[4]

如作家羅莎·蒙特羅(Rosa Montero)所言那般,“當一個女性寫了一本主角是女性的小說,人們會認為她是在寫女性。而如果一個男性寫了一本主角是男性的小說,人們則會認為他寫的是整個人類種族。”

記者問路易塞利:根據個人經驗,女性/男性作家的優勢和劣勢分別是什麼?她回說:如果有人能從我的作品、我的寫作方式辨別出我是女性,我十分開心,就像他們能夠通過我的外貌辨別出我是女性一樣。但當然了,這個世界也充滿了愚蠢的混蛋,這些人認為“女性的”(feminine)就是貶義的,或者是一種貶低作品的方式。一位保守的墨西哥評論家曾經說我的文學是女性化的,“因為它傾向於被喜歡”(because it liked to be liked)——問題出在句子裡的“因為”上——當然我的作品(至少有時候)是女性化的,當然我喜歡被人喜歡,但這兩者之間並沒有因果關聯。

以男性凝視的觀點體驗世界

作為讀者,女性作家有廣闊的背景去通過男性聲音和男性凝視的觀點來體驗世界。

男性作家的作品數量在經典中佔絕對優勢,所以我們(所有女性和男性)對於男性意識有更廣闊的了解,因此女性用男性聲音寫作會更容易。

我曾經是拉斯科利尼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罪與罰》主人公)、奧雷良諾上校(馬爾克斯《百年孤獨》主人公)、霍爾頓·考爾菲德(塞林格《麥田裡的守望者》主人公)、亨伯特·亨伯特(納博科夫《洛麗塔》主人公)以及其他很多男性。[5]

經典語錄

(1).已知的事實是,我們的抽象能力要超過想象構成事物的具體細節的能力。普通人是無法把握無限之物的形象的,不能像博聞強記的富內斯那樣,對一個有無窮細節的事物或者不斷發生變化的事物完全了然於心。可是,對於大多數人來說,繪制一張圖表并非難事,更不用說憑記憶畫出一幢房子的草圖了。我們需要抽象的平麵圖,需要兩個維度的好心幫助,以便盡情徜徉,設定或者擦除可能的走法,規劃線路,推倒重來。一張地圖就好比一個玩具,是世界的某一部分的相似物,按照適合於我們手和眼的尺度制作而成。

(2).贊頌散步的人已經把走路這一行為上升到一種帶有文學色彩的活動的高度。從逍遙學派到現代的 flâneurs,散步被構想為思想的詩學、寫作的前奏、求問繆斯女神的空間。事實上,在以前,出門散步遇到的最大風險或許是被一條狗擊潰,正如盧梭在《孤獨漫步者的遐想》 的某篇中所講述的那樣。同樣真實的是,在今天這個極不適合步行也缺乏文學色彩的墨西哥城,行路者在出門 上街的那一刻是無法擁有像羅伯特·瓦爾澤開始散步時所宣稱的好心情的。[6]

《假證件》

一本散文集,在漫遊與閱讀之中有我們存在的痕跡,一場開拓文學疆域、發現自我處境的往返旅行。她是一個喜歡騎自行車的文藝青年,對城市抱有學者式的好奇,會在喜愛的詩人墓前徘徊。

收錄了路易塞利出道時所寫的十篇隨筆作品:有的文段記錄了她漫遊(或騎行)於城市與國家之間對於自我、空間的思索;有的文段則探究了閱讀與寫作所及邊界。

《人群中的面孔》

2011年,《人群中的面孔》。小說處女作。

《我牙齒的故事》

一本嘗試採用舊藝術形式的當代文學作品。

講述了一個叫高速路的果汁廠工人,半路出家當上拍賣師的故事。有一天,他拍拍腦袋,決定拍賣自己的牙齒。他謊稱這些牙齒來自古今名流,從夢露到科塔薩爾,應有盡有。如果書中交織的粗鄙活潑的口語和晦澀哲思讓你摸不著頭腦,或許了解它的誕生過程會為你解惑。

在成書之前,是一個連載系列,每週,路易塞利寫下一個章節,將它發送給工人閱讀,而工人們對故事進行討論的錄音將發回給路易塞利,她再根據錄音把故事繼續寫下去。與其說《我牙齒的故事》是一本書,倒不如說它是路易塞利和工人們之間的一次合作創作,一件觀念藝術作品。按她本人的話說,《我牙齒的故事》 = 狄更斯+ MP3 + 巴爾扎克+ JPG。

這本書的故事是發生在資本主義猖獗、並在「已開發國家」生產壓力之下苦苦掙扎的所謂「第三世界國家」中。這本小說是在現代資本主義生產和消費方式的背景下,對藝術作品相對價值的一個調查。

《告訴我結局是什麼》

她成長為一名熱誠的行動派,為來自美洲中部的兒童移民提供義務口譯,並將自己對移民問題的思考集結成冊。

這種變化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或者說,她是什麼時候開始將自己的社會責任感融入到寫作中?為她贏得國際聲譽的小說《我牙齒的故事》或許為我們提供了一條線索。[7]

榮譽與獲獎

2011年,入選美國國家圖書基金會評選的5名35歲以下年輕作家之一。

2014年,《洛杉磯時報》評選的“阿特·賽登鮑姆新人首作獎”。

2017年,入選“波哥大39”青年作家名單。

2017年,IMPAC都柏林國際文學獎短名單。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