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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民间借贷合同具有实践性特征，出借人行使债权请求权要求借款人偿还借款本息的，应当对是否已形成借贷合意、借贷内容以及是否已将款项交付给借款人等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借条为借贷双方形成借贷合意的凭证，同时具有推定借贷事实已实际发生的初步证据效力，但在借款人提出借贷事实未实际发生的抗辩，且人民法院对借贷事实产生不可排除的合理怀疑时，出借人还应提交其他证据印证借贷事实的实际发生。本案中，122张借条除签字以外的内容均由出借人事先打印提供、大额借款均以现金交付缺少银行转账凭证，且款项交付方式与另案大额借款通过银行转账的交易习惯不符，此外刘某承认借条金额中还存在将利息预先计入本金的情况。因此，仅凭借条或借款人徐某丢弃借条的行为，尚不能认定出借人已将2170万元借款本金实际交付给借款人。同时，刘某在东升公司、徐某未归还另案借款的情形下又继续出借大额款项，行为不合常理，不能排除借条所载本金数额中包含高额利息的可能性。刘某提交的《结算协议书》、《保证按时还款承诺书》虽形式完备，但该两份证据中的结算数额系依据借条数额计算而来，并不能证明借款本金交付的事实。因此，出借人应补充提交证据证明出借款项的来源、其具有支付大额借款的能力等，以印证借贷事实的实际发生。
评价
在出借人在二审中补充提交款项来源等证据的情形下，对于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及借款本金的数额，应从在案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关联程度，以及各证据之间的逻辑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判断。首先，刘某提交的银行提现凭证能够证明其具有出借大额款项的支付能力。其次，经审查，刘某在另案中提交的证据系两份借款协议，而本案借款均以借条方式形成，应认定两案所涉借款法律关系彼此独立。再次，银行提现凭证不能直接证明刘某向东升公司、徐某交付借款，仅能证明刘某在当日支取现金，对于款项支取后的去向，还应有借款人出具的借条予以印证。此时借条的性质类似于“收条”，如出借人支取款项的时间、金额与借款人出具借条的时间、借条所载金额均能一一对应，则能形成证明借贷双方之间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的证据链，证明出借人刘某在支取现金后，将该笔款项交付给借款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