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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纶（公元1453—1510年），明代医学家，字汝言，号节斋,浙江慈溪人。

人物生平

　　王纶先世居陕西铜川，五代时迁居浙江慈溪。其幼习举子业，据慈溪《王纶墓志》载：“公童时早慧，属对不凡”“长就学，益自励，攻苦食淡，鲜尝甘寝，名称籍甚，为邑鸿儒，成化庚子，以诗领浙江乡荐。”
　　成化二十年（公元1484年，公时年32岁）举进士，历任工部都水司主事、工部都水司、仪制郎中、广东参政、湖广右布政史、广西左布政史等职，官至巡抚湖广都御史，后因父病而精于医术。其兄经，进士，亦知医。《（雍正）慈溪县志•卷七》载：“纶为人友爱，性刚方鲠介，不媚流俗，且为文平实雅淡，理明意远，尤精于医，所治无不瘳者。”《（嘉靖）宁波府志•卷二十一》载：“外任时，常朝听民讼，暮疗民疾，历著奇验。”
　　他朝官暮医，在繁忙的政务之余，矢志于医学的研究与实践。他论病定方，不泥于古，把金元诸家学术思想有机的结合，参合自己的心得与临证经验，治病救人，颇有良效。薛己称赞他说:“及登第，任历中外，皆得人心，至于人之疢疾，治无不验。古人所谓良相良医，盖兼体之矣。”今配神农祠中。

医学著述

　　据《兹溪县志》载，王纶有著作五种：
　　《本草集要）8卷。据该书自序云：此书初作于明•弘治壬子（公元1492年）。称“凡三易稿，历四寒暑而书成”。现流传本，乃系嘉靖己酉（公元1549年）邢某在陕西重刻本，该书多发丹溪翁之微，故明代称此书为本草中之善本。
　　《明医杂著》。《千顷堂书目》作8卷。目前流传的系薛己注释本，改为6卷。据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工氏自云:“予修《本草集要》既板行矣”，更“欲著《随证治例》，使穷乡下邑，无名医者，可按方治病，闭户一月，纂成五篇，后觉难下手而止……又尝欲读丹溪《语录》、《余论》等书，著得医论二十条，及补阴、积术等丸方论”，由于“奔走仕途，皆未成书”。后于弘治十五年，在广东任布政司左参政时，才将上面一些文章集合一处，取名《明医杂著》。此书以阐述工氏对杂病的证治方法、堪称王氏的代表之作。
　　其他著作：共三种。《中国医籍考》、《千顷堂书目》中皆列有《医论问答》一书；《浙江通志》引《黄氏书目》及《千项堂书目》里都列有《节斋小儿医书》一卷；《慈溪县志》记有《胎产医案》一卷。

医学成就

　　熟习内经，参合诸子倡四法
　　王氏作为丹溪的弟子，崇尚《内经》旁及诸家，才能融汇贯通，由其是对仲景、东垣、河间、丹溪诸大家的理论及学术观点更为兴欣、他说：“仲景、东垣、河间、丹溪诸书孰优？学之宜何主？曰：宜专主《内经》，而博观乎四子，斯无弊矣。四子之出初无优劣，但各发明一义”。他强调：“外感法仲景，内伤法东垣，热病用河间，杂病用丹溪。”一次贯之，斯医道三大全矣。王氏在倡导四大法则的前提下，对论治杂病更有心得。他在继承丹溪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发挥了杂病以气、血、痰、郁论治的观点。他说：“丹溪先生治病，不出气、血、痰、故用药之要有三：气用四君子汤，血用四物汤，痰用二陈汤，久病属郁，立治郁三方，日越鞠丸，”他进一步发挥地说“盖气、血、痰之病，多有兼郁者，或郁久而生病，或病久而生郁。或误药杂乱而成郁。故采用此方治病时，以郁法参之，气病兼郁则用四君子汤加开郁药、血病、痰病皆然。故四法者，治病用药之大要也。这是在“杂病用丹溪”大法指导下的四法，认为杂病的病机不外气、血、痰、郁，而郁病更为常见多见，在治气、血、痰病均“以郁法参之”。这种以丰富的临床经验为基础，知事达变，纲举目张的论治方法，值得借鉴。
　　专注寒凉，慎用辛操与温补
　　王纶学宗丹溪，认为“人之一身，阴常不足，阳常有余。”对内妇、五官等20余种疾病的治疗大法皆采用滋阴降火法。例如在对“伤寒时气病后调养”即使在“先服参、芪甘温药一二服，以补六气，随后便服滋阴生津润燥之药”这种时时顾及阴津，对后世温病学派“保得一分津液，便存得一分生机”颇有起迪与影响，并且创造补阴丸。他对一些医家“不知气血之分，往往服参、茂次为补”滥用温补辛温之品提出了批评，提倡要慎用参茂及温补辛燥之法。
　　纵观王氏医著及论述，他多次实火立论，用药偏主寒凉与清热滋阴之法。但亦并不是偏废辛燥温补，只是继承了朱氏衣钵而有所发挥罢了。
　　调理疾病，静心息虑胜百药
　　王纶在论治疾病应用四大法与四小法的基础上，还重视疾病的调养，提倡要注重自我心理调养，病人要“静心息虑”则胜于服药。因为心之官则思而脾主思，患者为思，则心火妄动，五火随三，脾气益伤，诸脏受害。因此他批评“世人遇病而犹态情任情，以自栽贼者，是因不知畏死者矣。又有一等明知畏死，而怕人知觉，讳而不言，或病已重，而犹强作轻浅态度以欺人者，斯又知畏死反议取死，尤可笑哉”认为只有静心息虑，君相三火不动，虽有疾病，勿药而自愈“达此理者，必能清心克已，凡百谨慎，而病可获痊。否则虽有良药，无救也”。由此可见，王纶在医学心理学及疾病护理学上也有他的论见与成就，是符合现代医学与心身医学的科学道理。
　　辩论痰证，偏重火郁而精观
　　王氏辨论痰证，精确而详备，认为痰属湿热，乃津液所化，其产生机理是由于“气血浊逆，津液不清，熏蒸凝聚”所致，他又说：“痰之本水也，源于肾，痰之动湿也，主于脾”。同时详细地叙述了痰证的临床表现，如“为喘为咳，为恶心呕吐，为痞膈壅塞关格，为泄，为眩晕，为嘈杂，征仲，惊悸，为癫狂，为寒热，为痈肿，为胸间漉漉有声或背心一点常如水冷，为四肢麻木”等等。
　　在治则上，他认为“二陈汤为治痰通用者……，抬其标也，然以之而泊湿痰、寒痰、痰饮、痰涎则固是矣，”温药和之只能应用于湿痰，寒痰等。而大多痰证却是“因痰火上”或“火邪炎上、薰于上焦，肺气被郁，故其津液随气而升者，为火熏蒸凝浊郁而成……而其原则火邪也”。这些疾证称为老痰、郁痰。此等痰证，“亦非半夏、茯苓、苍术、枳壳、南星等药所能治也”正确的治疗“惟在开其郁，降其火，清润肺金，”开创了治痰的一大法门。并且制订了一系列的治痰要方，在主方之下，又详细地叙述了加减法。
　　内伤发热，补气养血辨明阳
　　王氏在“发热论”中日“世间发热证，类伤寒者数种，治各不同，外感，内伤乃大关键”。他对发热认为应有内外伤之分，而对内伤发热更加强调了应辨别阴阳。一曰阳：是阳气自伤不能升达，降下阴分而为内热，乃阳虚也，故其脉大而无力，属肺、脾。二论阴：是阴血自伤，不能制火，阳气升腾而为内热，乃阳也，故其脉数而无力，属心、肾。而经日：脉大无力为阳虚，脉数无力为阴虚。而阳虚发热是饮食劳倦所伤，阴虚内热是劳心好色所伤。由此以阴阳为纲对内伤发热的病因病机阐述无遗，可谓提纲挈领。
　　在治疗上，王氏熔东垣、丹溪经验于一炉，认为：阳虚发热是真阳下陷，内伤元气所致。故“东垣发补中益气之论”用“人参、黄芪等甘温之药，大补其气而提其下陷，此用气药以补气之不足也”，阴虚发热是内伤真阴，阳气偏胜变火所致，“故丹溪发阳有余阴不足论”用“四物加黄柏、知母补其阴而火自降，此用血药以补血之不足者也。总之“益气补阴皆内伤证也，一则因阳气之下陷，而补气以升提之，一则因阳火之上升，而滋其阴以降下之，一升一降迥然不同”，王氏博采众长，详述了内伤发热的病因、病机及治疗大法，丰富了内伤发热的理论。
　　立方遣药，通常达变善化裁
　　王氏在处方用药上，擅长滋阴降火，化痰解郁，补气血等，集丹溪、东垣、河间诸家之长，而且还通常达变，善于化裁。告诫人们用药虽有因地之宜之常法，亦有变法，医者终识常而通变，况能把握用药之真谛。他创立了一系列临床至今乃行之有效的著名方剂，如补阳丸、化痰丸，治疳丸等。补阳丸是在丹溪大补阴丸的基础上裁化而成，使之更符合病机和证候，用补阴法使阳齐，治疗世人“火旺致病者”而从化痰丸”生出加味化痰丸方、治中风“痰满胸隔，咽喉不利”多被历世医家所用。师古人不拘泥，通常法而知变法，是王氏主要的学术思想与观点。
　　中风偏枯，补发前人之未发
　　中风偏枯，多见于老年，死亡率较高，王氏论述此证颇有心得，发前人之未发，补前人之遗缺，论述症候表现十分细致，特别是辨别中风、偏枯的病因病机宜分标与本之论，尤具卓识。他说“古人论中风偏枯，麻木酸痛不举诸症，以血虚，死血、痰饮为言，是论其致病之根源。至于得病，则必有所感触，或因风、或因寒、或因湿、或因酒、或因七情、或劳力劳心，房劳汗出，因感风寒湿气遂成此病。此血病疾病为本，而外邪为标。”王氏剖析中风偏枯的发病原因，比前贤更全面更深刻，符合临床实际情况。
　　在治疗上，善于应用化痰法，如卷四《风症》所举病案及拟治诸方，较多应用化痰药物。异在此基础上吸收了一些民间的处治方法
　　论述男科，强调肝火重脾胃
　　男科疾患，多数系阳萎与梦遗、滑精之类世人皆以肾虚或命门火衰为依据，误人非浅。王氏论治男性专科，强调肝肾郁火，注重脾胃为患，有别于传统的以肾虚、命门火衰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