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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仲荦(1913-1986年),浙江余姚人。1937年毕业于上海正风文学院。曾任上海太炎文学院、中央大学、山东大学教授。建国后,历任山东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中国唐史学会第一、二届副理事长,山东省史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专于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史。著有《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北周六典》等。

王仲荦
出生 1913年
浙江余姚
逝世 1986年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教育程度 海正风文学院
职业 教授
知名作品魏晋南北朝史
隋唐五代史

目录

个人生活

爱好诗文

先生自幼爱好诗文,在上海正风文学院求学期间,因诗写得好,得到章太炎先生的赏识,收为晚年弟子,章先生对他的影响甚大。30年代初,开始走上学术研究道路时,曾向章先生请教治学方向,老师告诉他"民族危亡关头,欲保种姓,必须热爱祖国历史。"王先生从此明确意识到史学研究与祖国命运的密切关系,树立起为复兴民族而治史的崇高信念,[1]

为人师表

王仲荦先生桃李遍天下,山大现有许多老师都是他的弟子。先生逝世后,他的弟子兼同事,山大历史系教授郑佩欣先生有挽联云:

"有遗著四百万字 育齐鲁三千英才"

先生非常爱护学生,早在中央大学任教时,就因支持学生民主运动,受到排斥。在山大任教期间,经常拿出自己的微薄工资接济学生。对于学生的困难,他总是热心地给以解决。他总是将学生的事看作自己的事情,对学生的关心甚于对自己的关心。他视学生如己出,倘若学生犯了错误,他首先做的是自责,然后才去教育学生。

在先生心目中,学生的前途是最重要的。齐涛先生(现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党组书记,省委高校工委书记,省社科联副主席,曾主编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中国古代史》)是他的学生,学校本来安排他读完硕士之后接替王先生的夫人郑宜秀教授的工作,以便郑老师有时间更好地照顾王先生(先生当时有心脏病),但先生看出齐涛是个人才,不愿因为自己影响他日后的锦绣前程,并未接受学校的安排,还不顾自己的身体状况,继续教导齐涛,直到先生病逝。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启功先生闻王仲荦先生病逝,撰有挽联:

直谅多闻,是为益友。

精勤盖代,无愧宗师。

平凡生活

先生拼搏奋斗了一生,成就了他光辉的业绩。先生不仅有着伟大的一面,也有着自己平凡的生活。

先生生活简朴,当年与郑宜秀老师结婚时,其家当只有一件替换的破夹袄。家里的水泥地板坏了,自己找来工具,亲手修好。

先生秉性耿直,做人极有原则。一次开会,领导不公平处理一件事,先生马上就站起来:"给我找车子,我身体不好,要回家了。"先生并不怕因此而得罪领导。因为王先生德高望重,许多领导经常看望他,他也从来不回访,有人贴大字报说他架子大,称他为"祖师爷",他也一笑置之。

仲荦先生又是个极为重感情的人。对于自己的恩师章太炎先生,他一生仰慕和尊敬,即使到了晚年,仍然对恩师有着深沉真挚的怀念之情。他认为"太炎先生是一个被台湾海峡两边政治家和历史家误会,冷淡了许久的历史人物","现在对太炎先生的评价,有许多不实之处,不公之论,是应当矫枉的。"为了澄清事实,他不辞辛劳的撰写了"太炎先生二三事",后又参与编辑《章太炎全集》,在去世前十余天,还在病榻上与华中师范大学校长章开沅教授谈《章太炎全集》出版和章太炎先生的家事。

先生一生交友广泛,而且和朋友感情极好,大概是先生是重感情的缘故。如果朋友有困难,先生总是想尽办法,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帮助朋友。在山大,先生和童书业先生过往甚密。童先生很喜欢吃蛋炒饭,仲荦先生就经常亲自做给童先生吃。文革时先生和童先生都遭到批判,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中,两个人相互扶持,共同经历了风风雨雨,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68年童先生因病逝世,先生悲痛不已。

先生对山大也很有感情。当年北大三次来邀请王先生去北大任教,先生都拒绝了,毕竟在山大已经呆了几十年,有了感情,用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山大已经成为我的第二故乡了"。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先生又怎么舍得山大呢!

先生不仅是个好学生,是位好老师,是可以相交的好朋友,他更是一位好丈夫,好父亲。先生很爱家,也很会照顾家人。和郑宜秀老师结婚三十余载,相濡以沫,恩爱逾常。相互扶持,互敬互爱,共同走过艰难的岁月。因为郑宜秀老师的工作比较忙,先生就主动负责起照顾家和孩子的工作,用行动来支持郑宜秀老师。在孩子眼里,王仲荦先生是个慈父,他对待子女很民主,支持孩子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并且恰当地给予正确的引导。因为先生总是很风趣,说话很幽默,所以家里总是洋溢着祥和欢乐的气息。

仲荦先生正是这样一个人,一个虽然平凡却处处闪着耀眼光芒的人。

捍卫民族尊严

1936年,章太炎先生在苏州病逝,临死前立下遗嘱"设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孙孙毋食其官俸。"这几句话虽然是对他的儿女说的,但王先生身体力行,用实际行动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先生从浙江老家回到被日军占领的上海,和一批进步人士在租界创建了太炎文学院,王先生任院长秘书室主任兼中国通史教授,讲授中华三千年历史(民国通用教材)。课堂上,先生意气风发,慷慨陈词,极大激发了学生的爱国热情。日伪当局对此极为恐惧,起先以"号召抗日"等罪名加以责难,继而给先生寄去了装有子弹的信函。虽然受到如此恫吓,先生却泰然处之,继续走自己的路。直到1940年,汪伪政权粉墨登场,太炎文学院为避免成为汪伪政府的文化工具,宣布解散,先生就此离开上海。

1940年底,先生抵达昆明,任云贵监察使李印泉(章太炎先生的盟兄弟)的秘书。1942年,怒江前线告急,适逢先生身染虐疾,十分虚弱,但仍然坚持和李印泉先生赴保山龙城等地参与指挥抗击日军。当前线统帅部决定撤军回昆明时,先生极力反对,并正确分析了敌我形势,指出我方优势,在印泉先生的大力支持下,统帅部最终采纳了王先生的建议。固守怒江,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1942年底,先生赴重庆中央大学任教,1945年,中央大学迁至南京。南京当时处在内战前线,学生运动此起彼伏,先生支持学生民主运动,中央大学当局对此甚为不满,于1947年解聘六大教授,先生当然不能幸免。1947年春,时年34岁的王仲荦先生北上青岛任教于山东大学,直到逝世,在山大教书近40年。

在山大教学的生涯中,先生虽然一心钻研学术,但是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他仍然十分关心国家命运,关注着共和国的成长。1976年,"四五"事件发生,先生曾诗云:"天安门前花如雪,烈士碑成堕泪碑,总理有灵应喜甚,中华个个好男儿。"

治学经验

王仲荦先生一生致力史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正如启功先生所言"无愧宗师"。其治学经验大体有以下几点:

其一是博

先生一生博览群书,有着深厚的史学底蕴。早在青年时期,就把家藏的五六千册书都通读过了,为写《西昆酬唱集注》,找了许多书,如《左传》《论语》《史记》《汉书》《后汉书》《晋书》《太平御览》《世说新语》等都细致的看过。

先生读书既多又快。在京点校二十四史后期,常去中华书局图书馆借书,没过多久,对人感叹:"这里藏书,我大多已看过了",并"苦于无书可看"。馆内藏书几十万册,在当时远远抵得上一个大学藏书馆,先生却叹无书可读,其学问之渊博,可以想见。

其二是精

即在博的基础上,精读深钻几本基本书,把它读得熟烂,他曾说:"一个学者,要有几部书熟烂于胸中,这样才能控制全局,无往不胜。"他不仅这样说了,还这样做了,据郑宜秀老师讲,王先生对《资治通鉴》甚为熟悉,读过十几遍,他自己也不止一次说过:"在某种意义上讲,我是靠一部通鉴起家的。"

其三是勤

勤读、勤记、勤思、勤学,书不离眼,笔不离手,脑袋不停地思考问题,并把记、思、写有机结合起来,把学到的知识变成自己的智慧和活的源泉,使之开出新的花,结出新的果,这是王先生一生的治学特点和根本要诀。他一生求学、教学、治学六十余年,总是勤勤恳恳,孜孜不倦。笔者有幸参观了王先生的卧室,内有一个书架,上上下下摆满书。还有六个大书柜,内有先生所有遗稿和存书。以前笔者曾怀疑陈景润教授为攻破"歌德巴赫猜想"光稿纸就有一麻袋是否属实,今天看到王先生满满一柜子手稿,疑虑顿消,大凡做学问者,必有这种勤勉精神。先生曾立下"生命不息,写作不止"的座右铭,在他停止吸呼的前一刻还在以每天3000字的进度,赶写《中国物价史》。

其四是严

先生在研究工作中,一向坚持高标准,高质量,并谆谆告诫青年同志"不要太急于出书,良工不示人以璞。"他自己的《西昆酬唱集注》、《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等几部书,四十多年前就已草稿,后经四次易稿,多次修改补充后,才于1978年后陆续出版。

其五是创

王先生善于思考,勇于开拓创新。五六十年代,当"西周封建论"和"春秋战国封建论"风靡国内史坛,被认为是权威观点,在古史分期上占统治地位的时候,他敢于大胆地把自己通过认真研究所得出的不同结论发表出来,供人们讨论,终于成为一家之言,以魏晋封建论载入史册,为国内外学者承认和信服。

个人成就

王仲荦先生一生致力于教育和科研工作,半个多世纪里,他孜孜不倦,著述不辍。先生在学术上建树颇多,对于先生贡献的业绩,我们仅选一二以飨读者。

对古代史上几个重要问题

如古史分期问题,春秋战国之际的农村公社和休耕制度问题,物价问题,明代纺织生产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都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尤其是古史分期问题,他继承并发展了魏晋封建论。

先生另一个开创性的研究是出版《曹操》一书,首次对曹操的历史功绩进行了公允的评价和充分的肯定,为后来史学界讨论曹操其人打下了基础。

在古籍整理方面

先生的贡献是很大的。早在上海求学期间,就已经着手注释宋代杨亿编撰的《西昆酬唱集》。今天我们读到的中华书局新校点版本的《二十四史》,其中就有王先生的功劳。1960年为高等院校主编的《资治通鉴》一书。此外,在先生70岁高龄还整理章太炎的遗著,主持《太炎先生全集》编辑出版工作。

先生学术成就

最主要的部分是关于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的贡献。先生从五十年代开始研究魏晋南北朝史,花了五六年的时间写成了《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这本专著将中国中世纪370余年的复杂历史进行了梳理。由于魏晋南北朝这段历史现象错综复杂,头绪繁多,历代研究者大多将它和欧洲黑暗的中世纪相提并论,认为无光明可写。王先生明查这一弊端,决心给予突破。而事实证明,先生获得了成功。他扭转了过去那些因偏见造成的蒙昧状态,开辟了魏晋南北朝历史光明的新局面,目前史学界流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的主流枣南方经济大开发,北方民族大融合的看法,就是对王先生的观点和建树的肯定。

北周六典》和《北周地理志》也是王先生的著名力著,是他魏晋南北朝史丰碑的组成部分。[2]

文献参考

  1. 而且为此奋斗了一生。
  2. 王仲荦. 360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