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平凡人生(仰忠)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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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平凡人生》是中国当代作家仰忠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母亲的平凡人生
我母亲邵金莲，生于1928年2月2日, 农历正月十一。我外公邵樟元，浙江省武义县白洋街道（邵宅）下邵村人，系邵氏宗族第五房，务农为生。外婆徐桂英，娘家在白溪东村。
外婆生有二女三子，长女金莲，幼年曾被裹小脚，但遭其反抗未裹成，少年时住县城小姨家念完小学，跟小姨夫学过刻字。长子寿洪，后入赘上邵村姓邵人家为上门女婿，曾在金华地区机床厂（武义）工作，后下放回村，晚年享受下放职工统筹生活费。次子锡桃，幼年被送给县城其小姨夫陆樟森为养子, 解放后陆锡桃曾在金华电厂、金华食品厂工作过，后辞职回熟溪村务农，八十年代后期落实政策享受退养职工待遇。次女金花和小儿子寿德，因家贫没读过一天书，后均在南湖农场工作直至退休，其中金花被下放农村（下邵）十多年，八十年代复职。
下邵村位于武义县城东北部，距县城十华里，东与白阳山相依，南临武义江，西与后陈村接壤，北与石甲洞为邻。旧时全村有粮田千余亩，是浙中地区的鱼米之乡。
外公家境贫寒，全家居住的老屋，座落在下邵村岩塘巷骑路楼的小路边，与胡土寅、邵子银户相邻，更巧的是北靠卢保和（我岳父卢连达的爷爷家）隔墙为邻。一家人睡觉、锅灶饭桌、吃喝拉撒全挤在这两间（其中一间有楼板）约60多个平方的房屋内解决。
外公兄弟四个，大弟弟森林，早年迁居后陈湖头务农（终生未婚）。二弟森宝，我母亲叫他为“三叔”，务农为生，生育一儿一女，即女儿邵月松，儿子邵子华，解放前夕森宝病故，其妻改嫁同村邵有洪家，生育二子，取名邵子富、邵子广。小弟森好，也是务农为业，娶下厅前村翠花为妻，因未能生育，收养外村幼童德刚为养子。
外公绰号“樟元客”，脾气内向，但有时也会偶尔发火，一次外公火气上来，一怒之下竟用菜刀割下活牛的一只耳朵。平时见五六岁的小儿子寿德不听话，外公会拿刀吓唬说要割他的耳朵，吓得小儿子浑身发抖。
外公爱用长烟杆吸烟。有一次，他叫长女金莲去买酱油，我母亲顶嘴一句：“你自己不会去买啊”，岂料外公一怒竟随手用长烟杆敲了过去，正敲中我母亲的头顶，顿时我母头上被敲出一处伤口鲜血直流。
相传1926年8月，外公参加邵宅乡农民协会，之后也参加“长矛”即邵李清指挥的红军游击队，后被“政府”教育遣散回家。
由于外公外婆身体不好，子女负担畸重，便将次子锡桃过继给县城刻字店的小姨夫（外婆的妹夫）陆樟森当养子。我母亲也被小姨徐桂香接到县城就读于熟溪小学，长住小姨家，她还跟姨夫学过刻字，曾改名陆金莲，后又改回姓邵。
当时的熟溪小学位于县城东门脚，原人民医院附近。母亲在这所小学念书，曾因日军入侵武义时停学近一年。据母亲的同学九十多岁的王月秋老人回忆，她告诉我说：“你母亲身材长，跑步快。小学运动会跑步项目上常得第一名。她还爱打抱不平，我们受到别人欺侮时，她会来保护我们。后来小学毕业后，你母亲住在小姨家。解放初曾见过几次面，后来就失去联系了”。
王月秋的丈夫徐斗斋先生，原在武义三中教书。他曾在1984年担任壶山供销社职工业余高中语文班的老师，所以那时我去听课才认识他，之后我俩成了忘年之交，从而认识了这位徐师母王月秋老人。
我母亲小时候气量较大，姨夫陆樟森给她的零化钱，经常上街买油条，分给同学们吃。学校里组织学生为抗日买飞机开展募捐活动，我母亲都是带头把零化钱捐出去。
母亲生前喜欢唱抗战歌曲，她唱的《大刀进行曲》、《救国军歌》、《南泥湾》，我们小时候都听了许多遍。我最喜欢她教我唱的是《救国军歌》：“枪口对外、瞄准敌人，一枪打一个，不打自己人，我们是铁的队伍，我们是铁的心，维护中华民族，永做自由人。”
母亲小学毕业时，已十六岁了。姨夫教她学刻字，所以我母亲也会刻图章的，但手艺学不精，没有我父亲那样精雕细刻的高超手艺。不过如果没有小姨徐桂香、小姨夫陆樟森的扶助，我母亲可能也像其弟妹们一样是文盲。因此，小姨、小姨夫的关爱是她日后改变命运的转折点。所以母亲不忘小姨、小姨夫的抚育之恩，经常去探望他们。（小姨夫陆樟森在解放初病故，小姨徐桂香1977年秋天在武义县第一人民医院病故。）
1950年，武义县开展土改运动，人民政府对土地进行划分，我外公家分得可耕土地17.723亩，并领到了盖有武义县人民政府红色方印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其中房产（楼）面积0.1亩。据武义县档案馆保存的土地房产清册，邵樟元户家庭成员六人：邵樟元、徐桂英、邵寿洪、邵寿德、邵金花、张银妹（张银妹系徐桂英的母亲，我母亲和舅舅陆锡桃的户口不在下邵村，所以未列为土改对象）。
当时的土改政策是“生不再补、死不再还”, 也就是说: 清册上有家庭成员名字的, 均等享有土地使用权和房产所有权, 任何人包括家庭成员不得侵犯其均等权。如果有死亡的其权利不再收回，以后如再出生的家庭成员也不再分配土地房产，也不享有其他家庭成员土改清册登记的权利。
1951年冬，外婆徐桂英一病不起，病危时刻她惦记着已婚在外的长女金莲。当时我母亲随丈夫到宣平定居做刻字生意。
有一天下午，母亲收到一封来自武义下邵家里寄来的“火烧信”，这是旧时寄信人用火烧去信封的一角，表示这封信是有十万火急内容的信件，送信人见了一般不敢耽误送信时间。母亲拆开信件一看，原来这是一封三天前从下邵寄来告知外婆病危的“火烧信”。
次日早晨，父亲雇了民夫推着一部独轮手车，让我母亲坐上手车一侧（当时我母亲已怀孕六七个月）。那个年代，宣平至武义还没有通客车，从宣平走路至武义下邵村足有一百多华里，要翻过崎岖山路的樊岭顶。
到了傍晚我父母紧走慢赶才到达下邵，而外婆已于头一天去世，母亲不由放声大哭起来。有人告诉她：“金莲哎，你妈妈死的真可怜唉，吐血时还叫着你的名字：'金莲哎，你怎么还不归来的喔’。” 母亲听了之后更是伤心地大哭。
她一边哭，一边去掀掉盖在外婆遗容上的利市纸，果然外婆眼睛睁着大大的，好象是在盼望女儿金莲来能再看一眼，否则死不暝目一样。说来也奇怪，母亲哭着喊着：“姆妈啊，女儿不孝啊，归来迟了啊……”这时，外婆竟然自己合上了双眼，外婆享年才48岁。
1957年，外公也因病死亡。听说他是生痔疮烂肛门感染不治而亡，现在来讲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外婆的肺炎、外公的痔疮，如今来说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大病，但在过去缺医少药、家贫无治的年代，生了病就意味着存在不测风险。因此，我兄弟姐妹连外婆的面都没有见过。
当年，小姨金花才13岁，小舅舅寿德才11岁，便成了孤儿，靠其外婆张银妹扶养着，也就是我的外太婆。她是邵宅乡下厅前村人，清朝末年嫁到白溪东村姓徐人家，生育二女一子，即长女桂英，次女桂香，小儿达福。徐达福小名“小铜钿”，单身汉，解放初病故。
外太婆在解放前夕，因丈夫逝世，迁居于下邵女儿桂英家中。后桂英夫妇患病早逝，由她来照顾这可怜的小外孙寿德和小外孙女金花的生活。
1958年，外太婆病故。那时，我的小舅舅寿德年幼不懂事，把家里的东西送人换饭吃。肚子饿了，就去乱抓一把别人家晒在外面的咸萝卜干吃，结果落下了一个咳嗽引起的哮喘病根。之后，在我母亲的帮助下，1959年16岁的金花和14岁的寿德姐弟俩前去南湖农场工作（姐干农活、弟看牛）。同一年，我小姨邵金花就嫁给大她十一岁的丈夫周充培（其在县城壶山上街做钉秤手艺）。
2017年8月，我在律师办公室，遇见一位当事人，名叫徐正伍，他是白溪东村人。于是我托他帮我打听一下外太婆老家是否还有什么亲戚？不久他来，回复说：他向村里几个80多岁的老人讨信过，只有一个老人还记得起我外太婆有两个女儿名叫桂英、桂香，另一个儿子没结过婚，解放初就病死了。如今我外太婆在东村已没有亲戚了。
二
1949年5月，父母婚后的第二年，他俩到宣平（现为武义县柳城畬族镇）县城摆摊刻字，晚上住陈公记旅馆，后租民宅居住，之后我兄弟姐妹四人相继出生。
古老的山城，地处偏僻，经济落后。一条笔直的太平街，算是县城的主要街道。这太平街宽不过十米，长不到四百米。沿街有南货日杂店、油纸雨伞店、裁缝店、药店、布店等三四十家商铺。解放后公私合营，这些店铺均加入集体商业、手工业合作组织等单位。后来，我父亲调到武义城里工作，1959年又返回宣平，与照相馆合并，组建为柳城照刻生产小组，隶属于县手工业局系统。
1958年，我姐八岁上了小学，我上幼儿园，我弟弟也一周岁了。我母亲一心想去参加工作。于是，经人介绍，准备到汽车站工作。父亲知道后，就说她到车站当售票员，工资也不高，万一出了差错，这点工资还不够赔，所以没让母亲去车站工作。同年12月，母亲参加手工业单位，从事刻章业务，编为正式工，当年县手工业局的《职工花名册》的档案中有我母亲的名字。
1961年精减下放时, 我家六口人, 有三人即我母亲、姐姐和妹妹要从城镇居民下放到农村。武义县手工业局派员去东阳县黄田畈公社（现改为画水镇）溪南大队落实下放事宜。东阳方面认为：仰观松（我父亲）在解放前就迁居武义娘舅家落户，解放后没参加东阳农村土改，所以黄田畈公社溪南大队无法落实仰观松家属的农业户口。县安置办公室只有收回下放指令，恢复我母等三人居民户口。
1962年类似下放人员投诉，称县里办事不公。于是，县手工业局又派员多次去东阳联系落实我母、姐、妹三人下放农村一事，均因东阳方面拒绝而无法落实。该局还派员到武义县邵宅公社下邵大队联系，邵宅方面认为：邵金莲在解放前就出嫁迁居宣平县城，解放后也没参加邵宅乡农村土改，所以无法接收邵金莲等三人的户口。
县安置办公室最后就把落实农村户口的介绍函交给我父母，说以后哪个农村大队会接收，你家三个下放人员户口就落实在那里。并停发了我母、姐、妹三人的粮票、布票，也停发了其三人计划供应肥皂、火柴、白糖的购货证。从此，我母、姐、妹三人成了户口关系放在家中的“黑户口”。父亲和我兄弟共三人的计划供应即每人每月24斤粮票共72斤粮食，要供全家六口人吃一个月，每天只有二斤四两左右口粮，所以平时要买黑市高价粮度日。 记得小时候，母亲每天用米不超过三斤，早饭下锅的米基本上捞干净。余下的米汤放入青菜，这就是全家六口人的早餐。中餐是把早上水捞饭烧成米饭后，先取三分之一左右留在晚上烧青菜泡饭，然后将中餐米饭分成六份（碗）。见孩子们吃不饱，父母又从自己那份米饭中扒一点给孩子吃。还记得父亲有时仅买来一根油条，给我们兄弟姐妹四个人平分，酱油蘸蘸当菜吃。
那时候没有布票是买不到布的，市面上也没有服装店。三个人口的布票不过三四丈布，供六个人做衣服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哥哥姐姐穿过的衣服缝缝补补给弟弟妹妹们穿。一年也只有在过春节之前，家里才雇来裁缝师傅给大家做一套新衣服。天冷了，大家就各拿一只竹篾铁皮火笼取暖。所以，我们小时候就盼着早点过新年、穿新衣。
小时候，母亲对我们管教甚严，小孩犯错，她会用一把小竹桠“家法”伺候。有一次，我偷偷跟其他小孩一起到溪里了洗澡学游泳，母亲知道后很生气。晚上，母亲施“家法”让我双膝跪在地上，然后用小竹桠进行抽打，教训我以后还敢不敢再去玩水，无意中母亲打飞了我嫩小的左臂一块皮肉，至今留有疤痕。我长大后才知母亲的严厉惩罚，是多么地爱我啊，她是生怕我年纪小去游泳万一遭到溺水不测才打我的，自此我再也不敢独自跟小伙伴们去游泳了。
由于我小时读书不用功，作业题也经常会做错。于是，母亲施出一招，她早起做饭时，就把我从被窝里掀出，叫醒我起床背诵课文。母亲在一张纸的当中挖出一个小洞，然后遮住语文课本，只让课本从小洞中只露出其中一个字，让我念这个是什么字。本来我对“日、月、水、火、山、石、田、土……”背的滚瓜烂熟，而且依次能辩认出这些字的读音。母亲这一招，使我无法依次辨读，所以又少不了母亲小竹桠的“家法”教训。
为了培养孩子从小树立勤俭节约的良好习惯，父亲给我们兄弟姐妹各制作了一只储蓄小木箱。平时，我们把父母给的零化钱投进各自的储蓄箱里。有一次我背着父母，用器夹从储蓄箱的入口夹出一张五角纸币，自去百货商店化了二角六分钱，买来一本塑皮小笔记本。回到家，被母亲发现了。她手持小竹桠拷问我：买笔记本的钱哪来的？我如实交代“作案”经过。母亲责令我一起去百货商店，退掉这本塑皮小笔记，拿回来二角六分钱，凑回五角重新投入储蓄箱。这件事对我教育非常深刻，母亲的严恪管教在我这童年的心灵中播下了诚实奋进的种子。
1968年5月，“文革”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柳城手工业造反派不分青红皂白，将我父亲关在工商联隔离审查。他们污蔑我父亲，并扣上叛徒、内奸、工贼、反革命等莫须有的罪名。惨无人性地拷打我父亲三天三夜。
柳城公社文攻武卫联合总指挥部还将我母亲关在沈家祠堂，进行所谓的隔离审查。他们认为我母亲既不是居民也不是农民，没有户口，属于黑户口，必须严格审查，因此，母亲被无故关押了一个月。在关押期间，一日三餐都由家里人送去，但家人送饭不得进入，由造反派守卫转交。有一次中午父亲烧了一碗蛋炒饭，岂料被守卫偷吃一大半，后来母亲释放回家才知道的。
父亲微薄的工资收入，难以维持全家生活。为此，母亲向农家学编织岩草绳，据说这岩草绳是沿海渔民用于钓带鱼的。她每天起早摸黑，双手磨出血泡，但仍坚持编织岩草绳。
1972年，武义县内务局动员我下乡支农，承诺只要我去插队支农，就把下放十年未落实户口的我母亲、妹妹的户口恢复城镇居民（我姐姐作为知青，其户口于1969年落实到桐琴公社东皋大队）。所以同年4月，我前去邵宅公社下埠口大队支农之后，我母亲、妹妹才得以恢复居民户口。
后来，母亲被招入柳城五金综合厂为临时工，从事做腊烛、自由夹等生产加工，一干就是十多年。
三
2001年1月，我父亲不幸病故。母亲还是比较乐观的，她节哀顺便，独自一人生活。我曾劝她与儿女们住在一起方便照顾。但她总是说没关系的，其实她是会抽香烟的，怕住在一起会影响我们的卫生与健康。
母亲是个佛教信徒，几十年来，她供奉着菩萨。每逢初一、十五，总是点上蜡烛香，并开启录音机一遍遍地播出“南无阿弥陀佛”的念经歌。她曾说：一天要念一千个阿弥陀佛，保佑我们。是的，可怜天下父母心。我小时候，母亲曾几次带我们到永康方岩拜“胡公”，去之前的七日内天天吃素，很有诚意。
母亲生前生活十分节俭，从不乱花一分钱。她没有退休金，仅靠三百多元遗属补贴度日。我每月会按时给她二三百元钱，姐妹和弟弟都和我一样孝顺母亲。可是她舍不得用钱，把钱省下来存在银行里。后来（2009年），我们在整理她的遗物时，居然还有放在枕头底下三万多元的银行存单。 她生前最关心的是我女儿少君，因为少君是剖腹产的，婴儿个头小，身体比较弱，九个月断奶后，基本上是我母亲一手抱大的。当时，父母还居住在柳城，而我们都在远离上百里的武义城乡上班，女儿由她们带的。那时条件差，没有什么尿不湿，更没有空调。喂婴儿吃的，是唯一金华产的全脂奶粉，所以，当时她带小孩是非常地辛苦。
我母亲常年吸烟，肺不太好会有咳嗽，因此喜欢吸双叶牌薄荷型香烟，平时爱吃薄荷凉糖。一到冬季，母亲就会戴个帽子，听说是生我那年犯了病，从此天一冷就须戴帽。
2007年2月28日，农历正月十一，是我母亲八十岁的生日。这一天，我吹着笛子，母亲唱歌，很是高兴。我用录音机录下了这段母子合作的歌曲《南泥湾》，成了一曲千年绝唱。晚宴上，来自本家亲戚纷纷来敬酒，祝贺我母八十大寿。穿着孙女买的紫红棉袄，戴着孙女婿买的玉手镯，母亲好不高兴啊，也显得年轻了几岁，她包红包给大家每人一个长寿包。
2009年春节之前，母亲感冒，我妻子陪她去医院治疗挂瓶。
春节过后, 年初八的晚上, 我开车把母亲接来吃晚饭。她身体尽管很虚弱，饭也只吃了一点点，但是坐在沙发上还唱过歌。我当时要母亲唱一段越剧，她便唱起越剧《盘夫索夫》中的一段：“官人好比天上月，为妻好比月边的星。月若暗来星亦阴，月若亮来星亦明……。” 来我家吃晚饭的亲戚朋友们听了，都说我母亲唱得真好。
正月初十晚上，我和妻子像往常一样，每天都会去母亲家里坐坐聊聊。这天晚上，我姐姐弟弟也在母亲家里。当时，母亲正坐在床边沿，脸色苍白稍有咳嗽，我妻子买来了一瓶川贝枇杷露糖浆。
一会儿，母亲小便后坐回床边沿时，突然抖了一下，双眼闭着，脸色黄蜡蜡的。我们见状，马上劝她去医院住院治疗。母亲听了，忙说：不要紧的，明天再去看病。这时只见母亲的脸色又红润一点了，我们看看也相信不会出什么大问题，所以就答应母亲第二天去医院看看。
晚上九点多钟，我们起身要离开时，母亲还拿着手电筒，在房门口照亮我们下楼。她还说：“明天是我的生日，你们早上过来吃索面蛋喔。” 我们说：早上就不来了，晚上大家一起吃晚饭。岂料这竟然是母亲与我们诀别时的最后一次对话。
2009年2月5日上午九时左右，我妻子和我姐姐去母亲家，想带她去医院看病。敲门好几下，没有回应。我姐用钥匙打开门进去一看，母亲已经去世了。经打电话给当警察的侄子通过法医咨询，确定为当日凌晨四时左右去世的，可能是心肌梗塞造成的。方桌上那瓶川贝枇杷露糖浆只剩下三分之一，可见母亲当晚身体难受，起床喝过几次川贝枇杷露糖浆。我们做梦也想不到，前两天还会唱越剧开开心心的母亲，今天居然驾鹤西去与我们阴阳两隔。
事后，大家都很后悔，如果昨夜送母亲到医院，可能就不会发生死亡；如果昨夜有子女陪在身边，就可能及时发现。但残酷的现实摆在面前，现在想这些如果、可能，又有什么用呢？
这一天上午，我正在法院办事，突然接到妻子报丧的电话，我头脑轰的一下不知所措。法官见后马上说：你先回家，案件下次再办理。我晕乎乎地走出法院门口，坐入汽车驾驶室。此时，我头脑一片空白，天昏地黑的感觉，连车怎么发动也忘记了。过了一分钟左右，我哇哇大哭起来。又过了二分钟，我渐渐清醒了许多，心想一定要安全地开车回家，这才发动了汽车引擎，缓缓起动回到母亲家。在上海工作的女儿女婿也闻讯当天赶来武义。
我与女儿商量，要为我母亲举行一个告别仪式。晚上，我含泪写悼词时，女儿说：奶奶待她恩重如山，也动笔写了“给天堂奶奶的一封信”，待告别时她也要向奶奶说几句……。
我母亲一生关爱子女、敬佛求佑、心地善良、艰苦朴素、精神永驻。她生与死同为农历正月十一，即生日所生、生日所死、做人圆满、人间罕见。
母亲的不幸去世，给我精神上的打击是万分巨大的。多年来，我常常暗暗流泪，但任何思念与内疚都无法弥补我自己当年的一时疏忽。
母亲虽然离开了我们，但她却以另外一种方式存在，母亲的善良、诚实、勤奋的不朽精神与世长存。[1]
作者简介
仰忠，执业律师，浙江省金华市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往事烟云》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