棋王·树王·孩子王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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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此次出版的是阿城先生亲自编订的最新版本，增添了许多以往版本所不具备的内容。
内容包括以往版本都有的《棋王》《树王》《孩子王》三篇中篇小说，以及以往版本所不具备的画家曹力为作者画的漫画像，还包括以往各版本（意大利文版、日文版、旧简体版、台湾繁体版）的序言。
作者简介
阿城，作家，编剧，摄影师，文化项目策划者。
1984年，开始发表文字，以小说《棋王》著名。其他陆续有剧本、杂文、评论等；1985年，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驻校作家；1992年，获意大利NONINO国际文学奖，同年５月，意大利威尼斯驻市作家；1995年，香港科技大学驻校艺术家；2000年，台北驻市作家；2014年6月，出版《洛书河图：文明的造型探源》一书，获选中国书业年度图书。
2005年，第62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评委；2006年，为《刘小东新作：多米诺》制做图片记录和纪录片；2008年5月，获邀为韩国全州国际电影节大师课程教授者；2008年9月，第11届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中国馆策展人。
原文摘录
读中国小说，很久很久读不到一种有趣的东西了，就是鬼。这大概是要求文学取现实主义的结果吧。 可鬼也是现实。我的意思是，我们心里有鬼。这是心理现实，加上主义，当然可以，没有什么不可以。 不少人可能记得六十年代初有过一个“不怕鬼”的运动，可能不是运动，但我当时年纪小，觉得是大人又在搞运动，而且出了一本书，叫《不怕鬼的故事》。这本书我看过，看过之后很失望，无趣，还是去听鬼故事，怕鬼其实是很有趣的。后来长大了，不是不怕鬼，而是不信鬼了，我这个人就变得有些无趣了。 怕鬼的人内心总有稚嫩之处，其实这正是有救赎可能之处。中国的鬼故事，教化的功能很强并且确实能够教化，道理也在这里。不过教化是双刃剑，既可以安天下，醇风俗，又可以“天翻地覆慨而慷”，中国无产阶级 文化 大 革 命能够发动，有一个原因是不少人真地听信“资产阶级上台，千百万颗人头落地”，怕千百万当中有一颗是自己的。结果呢，结果是不落地的头现在有十二亿颗了。 中国文学中，魏晋开始的志怪小说，到唐的传奇，都有笔记的随记随奇，一派天真。鬼故事而天真，很不容易，后来的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虽然也写鬼怪，却少了天真。 我曾因此在《闲话闲说》里感叹到莫言： 莫言也是山东人，说和写鬼怪，当代中国一绝，在他的家乡高密，鬼怪就是当地世俗构成，像我这类四九年后城里长大的，只知道“阶级敌人”，哪里就写过他了？我听莫言讲鬼怪，格调情怀是唐以前的，浯言却是现在的，心里喜欢，明白他是大才。 八六年夏天我和莫言在辽宁大连，他讲起有一次回家乡山东高密，晚上近到村子，村前有个芦苇荡，于是卷起裤腿涉水过去。不料人一搅动，水中立起无数小红孩儿，连说吵死了吵死了，莫言只好退回岸上，水里复归平静。但这水总是要过的，否则如何回家?家又就近在眼前，于是再涉到水里，小红孩儿们则又从水中立起，连说吵死了吵死了。反复了几次... 《棋王》是阿城的处女作，1984年发表于《上海文学》，一时引得文坛瞩目，人人争睹为快。后来登陆台湾，又教台湾读者和文学界对大陆文学刮目相看，甚至掀起一股“大陆热”（电影版《棋王》亦是在台湾拍成）。 “寻根文学”大兴是在1985年之后，阿城可谓发其先声。《棋王》被誉为“寻根文学”的扛鼎之作，发表虽早，但文字简劲，结构精巧，气度超逸，为后出作品所不及，又有超迈于流派之外的内涵与趣味。汪曾祺先生曾说：“读了阿城的小说，我觉得，这样的小说我写不出来。我相信，不但是我，很多人都写不出来。这样就增加了一篇新的小说，给小说的这个概念带进了一点新的东西。否则，多写一篇，少写一篇，写，或不写，差不多。”
书评
阿城在当代作家之中，论到作品之少无人能出其右：“三王”以后，他就不大写小说，陆续出了几本随笔、游记，渐渐淡出了文坛。但文字一道，本来不以多寡论英雄，当代文学史上一篇《棋王》，便足以让阿城卓然自成一家。历史的潮流、时代的趋尚总是不断变化，但富于生气的杰作却能如布莱克诗中所言：“把无限放在你的手掌上，永恒在一刹那里收藏”。 “文化寻根”的热潮早已退去的今日，我读到《棋王》，依然深感惊艳和震撼。对于阿城和《棋王》，赞叹、评论的人已经很多，其中不乏大家；精辟的意见也应该积累了不少，我不敢看得太多，以免“眼前有景道不得”；权且写下自己的一点粗浅分析，来表达二十余年后一个普通读者的真实感受。
一、 民以食为天
小说题为“棋王”，读者期待的自然也是棋艺超凡的传奇人物。在运送知青插队的火车上，在“我”的眼中，王一生毫不起眼，到处拉人下棋的棋痴模样倒是符合想象，再加上“我”对“棋呆子”种种传说的回忆，一位身怀绝技却没世不闻的高人似已呼之欲出。但阿城偏不入此毂中，“棋呆子”还没正经下一盘棋，倒是“吃”先夺人耳目：
王一生叹一声，说：“混可不易。一天不吃饭，棋路都乱。……”……我旁边儿的人说：“据说你下棋可以不吃饭？”我说：“人一迷上什么，吃饭倒是不重要的事。大约能干出什么事儿的人，总免不了有这种傻事。”王一生想一想，又摇摇头，说：“我可不是这样。”
“吃”对王一生是重要的事。“我”既不喜欢下棋，和王一生的谈话就几乎集中在“吃”上，而观察王一生吃相的一段，描述细致传神，历来为人称道：
听见前面大家拿饭时铝盒的碰撞声，他常常闭上眼，嘴巴紧紧收着，倒好像有些恶心。拿到饭后，马上就开始吃，吃得很快，喉节一缩一缩的，脸上绷满了筋。常常突然停下来，很小心地将嘴边或下巴上的饭粒儿和汤水油花儿用整个儿食指抹进嘴里。若饭粒儿落在衣服上，就马上一按，拈进嘴里。若一个没按住，饭粒儿由衣服上掉下地，他也立刻双脚不再移动，转了上身找。这时候他若碰上我的目光，就放慢速度。吃完以后，他把两只筷子吮净，拿水把饭盒冲满，先将上面一层油花吸净，然后就带着安全到达彼岸的神色小口小口的呷。有一次，他在下棋，左手轻轻地叩茶几。一粒干缩了的饭粒儿也轻轻地小声跳着。他一下注意到了，就迅速将那个饭粒儿放进嘴里，腮上立刻显出筋络……他对吃是虔诚的，而且很精细。有时你会可怜那些饭被他吃得一个渣儿都不剩，真有点儿惨无人道。
今日衣食无忧的我们实在很难想象，要怎样困难的家境、窘迫的经济才会培养出对“吃”的如许“虔诚”和“精细”。《红楼梦》中写“林如海教女以惜福养身,云饭后务待饭粒咽尽,过一时再吃茶”，那是大富之家的自省自持；现当代文学名家中也有不少写“吃”很是精彩，如梁实秋，周作人，汪曾祺，但大多是风雅一路；路翎写过《饥饿的郭素娥》，却重在男女之欲和“原始的强力”；如此直接而强烈的写“吃”本身、表现对食物的敬畏的，阿城假使不是头一个，也是极为特出的一个。一言以蔽之，即是“民以食为天”。而这个“食”，不是锦上的花，是雪中的炭，用来维持基本生存，留一道生存的底线。王一生把“饿”与“馋”严格分开，说“馋是你们这些人的特点”，也正是此意。对他而言，菜里的油、可有可无的书和电影全是“超出基准线之上”的，螃蟹和燕窝更是天方夜谭。似乎阿城有意强调棋王身上的世俗性，来对抗不近人情的意识形态教育，和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大全英雄的宣传。“存天理灭人欲”，将物质和精神对立割裂，让道德品性和欲望需求你死我活，这是阿城不屑也不信的，“特别清楚饥饿是怎么回事儿的人”，就有权力鄙视这些。
生存之根是什么？就是吃。人生于世，出发点是吃，末了也得归到吃。无论何时，无论何人，谁也无法丢掉生存之根。对吃虔诚，其实意味着除去层层遮蔽之后，对生命本相的执着。《棋王》的时代背景色彩很淡，只有知青下乡和造反派贴大字报能提示一二。文革中压倒一切的政治氛围，仅仅体现于开头处语焉不详的“标语”和“语录歌”——狂热崇拜和激烈夺权夺席卷大江南北，可在最基本的生存需求面前也得退居二线。民以食为天，天道恒常，古今一同。《棋王》的时间，因此呈现一种流动的静态，即所谓“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故事发生在文革时期，但也未尝不可以发生另一个混乱的时代或者国家，甚至不必文革之类“史无前例的浩劫”，在所谓的“太平盛世”，一样可以有在底层苦苦挣扎的“棋王”、父母双亡家道败落的“我”，以及象棋世家之后、绰号“脚卵”的倪斌，和轰动一方的一场九局连环象棋大战。生命如是流转，传奇就生长在它的缝隙里。
二、 到何处安身立命
阿城写王一生的“吃”，有种返璞归真的意味，直接面对最原始最基本的需求，才有永恒的震撼力。可是文学感动人的，毕竟是精神的力量。“吃”是为了活，而活不只是“吃”。父母双亡流浪两年的“我”，觉得知青生活比过去好的多，“不用吃了上顿惦记着下顿，床不管怎么烂，也还是自己的，不用窜来窜去找宿夜的地方”，却还是“常常烦闷”、“隐隐有一种欲望在心里”；来自南方大城市的“脚卵”，“衣服总要穿得整整齐齐”，还带着家传的明代乌木棋，总想着离开劳动的农场，“有个干净的地方住”。如果“我”惦记着书和电影，“脚卵”渴望跳出知青生涯，还算是从前“阔过”的人残存下来的念想，那么王一生的嗜棋和他父亲的酗酒，则证明即使在最底层，潦倒穷困的人们中间，精神的要求也不能泯灭。“何以解不痛快，唯有象棋。”这和吃一样，是最基本的需求，只不过一者为物质，一者为精神。唯其基本，所以必然执着，不可能被改造，也不可能被剥夺：
我说：“假如有一天不让你下棋，也不许你想走棋的事儿，你觉得怎么样？”他挺奇怪地看着我说：“不可能，那怎么可能？我能在心里下呀！还能把我脑子挖了？你净说些不可能的事儿。”
鲁迅在《破恶声论》中曾道：“伪士当去,迷信可存”，意谓“迷信”对于“朴素之民”正是其信仰所在，而“伪士”无信仰无原则，却主张破除迷信，剥夺信仰，只是为了使民众真正成为如牛马一般只知干活的麻木奴才。其实百年来“伪士”百般努力，“迷信”又何尝被破除？这是人们的精神之根。 在营养匮乏的年代，精神之根不得滋养，大多贫瘠。必要有些痴呆劲儿，一意坚持，除此之外别无所求（包括“超出基准线之上”的吃），才有壮大“主观内面生活”（鲁迅语）的可能。这样的可能，千里难说有一，所以王一生之为“棋王”，自有一种奇迹式的动人心魄。 而另一方面，在主流文化被钳制、被格式化的时代，庙堂之内已经元气全无，要重拾文化的信仰，追寻精神之根，只有向民间的“异人”探询。崇高已经被权威定义，将不守规矩不合资格的亚当夏娃统统逐出；世俗却是块生气勃勃的处女地，有辛苦，也有快乐，便是作者篇末所悟到的：
我笑起来，想：不做俗人，哪儿会知道这般乐趣？家破人亡，平了头每日荷锄，却自有真人生在里面，识到了，即是幸，即是福。
因此王德威教授说：“礼失求诸野，阿城向往一种市井甚或山野文化，以作为对正统的批判，甚或对正统的救赎。”自全篇看来，“我”之于王一生，或可视为如此。但阿城求诸市井乡野者，不止于文化，其意也不全在于批评正统。时代与历史的洪流里，渺微的个人如飘萍飞絮，意义和价值常常瞬间颠覆，境遇也随之迥然不同。无常之中，究竟到何处安身立命？这一点焦虑可能恰是关心之处。
以往谈起《棋王》的主旨，往往从微言大义处想，因为“棋是道家的棋”，认定王一生代表了老庄思想对人生的观照和传统文化的复归。但阿城大约对他倒没有这么大的期待，反倒悠然自在地泼上一瓢冷水：
“普通人、小人物……常有一种英雄行为。他们并不是逞强，但环境、事件造成了，他们便聚了全部能力拼一下，事后自己都有些后怕，别人也会惊异发生过的事。当然更多的是他们日复一日毫无光彩的劳作。地球于是修理得较为整齐，历史也就默默地产生了。”
王一生的九局连环车轮大战，不能不算“一种英雄行为”，这是《棋王》激动人心的最高潮，黯淡庸琐的日子里一下子崛起了一页传奇。但是这传奇的造成，并非王一生的本意；甚至开始之前他也害怕，记得的只是要托“我”保管母亲交给他的无字棋。轰轰烈烈的一场鏖战，千人围观众目睽睽，孤胆的却不是英雄，不像古希腊的阿喀琉斯赫克托耳那般有高贵的额角和为荣誉燃烧的心，只是过河卒子没了退路，唯有“死顶”而已。事情结束，热闹散了场，还是吃饭睡觉，明天后天也许作了谁家的谈资，他的日子依旧是白开水般的过。这就是打不破的世俗。 但是这一页的传奇里，有盛大的舞台，隆重的背景，黑压压一片的观众甚至自发服务的志愿者，别无选择的主角陷于没有硝烟的惨烈厮杀，却喷薄出生命的真正力量和尊严，与万物共生，和宇宙同一：
王一生孤身一人坐在大屋子中央，瞪眼看着我们，双手支在膝上，铁铸一个细树椿，似无所见，似无所闻。高高的一盏电灯，暗暗地照在他脸上，眼睛深陷进去，黑黑的似俯视大千世界，茫茫宇宙。那生命像聚在一头乱发中，久久不散，又慢慢弥漫开来，灼得人脸热。
此刻他就是令人俯首的“棋王”，但可羡的辉煌、灼人的热力却还是属于小人物的：身负绝顶棋艺的拾破烂老头儿，卑微孱弱的母亲，黑脸的士兵，野调无腔的樵夫，这一切都在世俗的“自为空间”中自生自灭，于静默不仁的天地之间，蕴蓄其深厚坦荡的生命力，即使被侮辱被欺凌，被损害被践踏，仍然顽强的生根发芽，付出全部的耐心和毅力，等待某个时机扬花吐实，教一切纵恣人间的英雄豪杰顿时“目瞪口呆”。 棋之一道，或其他技艺，足以安放灵魂，远可以融合传统文化如道家禅宗，近可以解心中烦忧浇胸中块垒。可是，在世俗之中，到何处安身立命？
依然没有答案。 捡破烂的老头儿虽然身负绝艺，却有祖训“为棋不为生”，又没有别的谋生法子，只好捡点破烂度日；王一生的母亲不让他去少年宫象棋组，因为下棋不当饭吃，只是“玩儿”。棋道和生道，究竟是不同。将棋道作生道，适足败坏棋道，因为“为棋是养性，生会坏性”；视生道如棋道，也是一叶障目，因为天下大势，大家混沌其中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似棋盘上棋子多少一清二楚。棋道是技艺，生道是生存经验，两者各有领域，不可混淆，而在人心志之中常有互相矛盾处，令人左右为难。 《棋王》中有一处略显刻意的情节：似乎“先前阔过”的“脚卵”，把祖传的明代乌木棋送给当权的书记，换得离开农场上调的机会，和王一生参加地区象棋比赛的资格。众人（包括“我”）都认为值得，王一生却联想到母亲留给他的“无字棋”，忿忿于“被人作了交易”，宁可不赛。“脚卵”的自我辩解和王一生母亲曾经的劝诫惊人相似：“棋不能当饭吃”。而文化馆画画的画家所说的话，可能代表了作者委决不下的态度：
“理想没有了，只剩下目的。倪斌，不能怪你。你没有什么不得了的要求。我这两年，也常常犯糊涂，生活太具体了。”
没有理想不是罪过，因为真实的人生太具体琐碎，一地鸡毛里，谁能一世守着技艺里那个全心全意的灵魂。但只因如此，宁可犯痴犯呆也坚持不易的，才是真正的王者。
到何处安身立命？我依然不知道。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