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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梁济'''（清末官员、学者）,（1858年－1918年11月14日）清末官员、学者。字巨川，一字孟匡，别号桂岭劳人，以字行，广西桂林人，北大哲学教授梁漱溟之父。光绪间举人。历官内阁中书、教养局总办委员、民政部主事、京师高等实业学堂斋务提调，清亡后投水自尽。 | + | '''梁济'''（清末官员、学者）,（1858年－1918年11月14日）清末官员、学者。字巨川，一字孟匡，别号桂岭劳人，以字行，[[ 广西]] 桂林人，[[ 北大]] 哲学教授梁漱溟之父。光绪间举人。历官内阁中书、教养局总办委员、民政部主事、京师高等实业学堂斋务提调，清亡后投水自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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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简介== | ==生平简介== | ||
| − | 其父梁承光，剿捻军于山西，卒官山西。梁济八岁时随母从山西返回北京，嫡母刘氏寒灯授业。光绪四年，任愿学堂义塾教师。光绪十一年，举顺天乡试。清末任内阁中书（四品）官职，十余年不迁。1906年调京师巡警厅任教养局总办委员。民国之后，曾在民政部供职。避居城北隅彭氏宅，绰号“梁疯子”。1918年9月27日，写《敬告世人书》，11月8日，60岁生日前夕投积水潭（北京静业湖）自尽，有遗书万余言，强调“弟今日本无死之必要也。然国家改组，是极大之事，士君子不能视为无责。”“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后让国人共知国性乃立国之必要”，“我之死，非仅眷恋旧也，并将唤起新也。”“去年已决心，今年不复听卖菱角声，不吃西瓜矣”，信中还给徐世昌总统上书五条，惓惓者五事：曰民、曰官、曰兵、曰财、曰皇室，区画甚备。谥贞端。梁漱溟兄弟编印其父遗著《桂林梁先生遗书》印成六卷，共计四册，分送给公共阅览机关和他们的好友。1969年由台北文海出版社再次出版,并收录于沈云龙主编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之中。1989年出版的《梁漱溟全集》也收录了这一著作。 | + | 其父梁承光，剿捻军于[[ 山西]] ，卒官山西。梁济八岁时随母从山西返回北京，嫡母刘氏寒灯授业。光绪四年，任愿学堂义塾教师。光绪十一年，举顺天乡试。清末任内阁中书（四品）官职，十余年不迁。1906年调京师巡警厅任教养局总办委员。民国之后，曾在民政部供职。避居城北隅彭氏宅，绰号“梁疯子”。1918年9月27日，写《敬告世人书》，11月8日，60岁生日前夕投积水潭（北京静业湖）自尽，有遗书万余言，强调“弟今日本无死之必要也。然国家改组，是极大之事，士君子不能视为无责。”“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后让国人共知国性乃立国之必要”，“我之死，非仅眷恋旧也，并将唤起新也。”“去年已决心，今年不复听卖菱角声，不吃西瓜矣”，信中还给徐世昌总统上书五条，惓惓者五事：曰民、曰官、曰兵、曰财、曰皇室，区画甚备。谥贞端。梁漱溟兄弟编印其父遗著《桂林梁先生遗书》印成六卷，共计四册，分送给公共阅览机关和他们的好友。1969年由台北文海出版社再次出版,并收录于沈云龙主编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之中。1989年出版的《梁漱溟全集》也收录了这一著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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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文载== | ==清史文载== | ||
梁济，字巨川，广西临桂人。父承光，卒官山西，贫不能归，寓京师，喜读戚继光论兵书暨名臣奏议。光绪十一年，举顺天乡试，时父执吴潘祖廕、济宁孙毓汶皆贵，济不求通。迨毓汶罢政，始一谒之。大挑二等，得教谕，改内阁中书，十余年不迁。举经济特科，亦未赴。三十三年，京师巡警招理教养局，济以总局处罪人，而收贫民于分局，更立小学课幼儿，俾分科习艺，设专所售之，费省而事集。由内阁侍读署民政部主事，升员外郎。在部五年，未补缺。逊位诏下，辞职家居。明年，内务部总长一再邀之，卒不出。岁戊午，年六十，诸子谋为寿，止之，不可，避居城北隅彭氏宅。先期三日，昧爽，投净业湖死，时十月初七日也。遗书万余言，惓惓者五事：曰民、曰官、曰兵、曰财、曰皇室，区画甚备。予谥贞端。 | 梁济，字巨川，广西临桂人。父承光，卒官山西，贫不能归，寓京师，喜读戚继光论兵书暨名臣奏议。光绪十一年，举顺天乡试，时父执吴潘祖廕、济宁孙毓汶皆贵，济不求通。迨毓汶罢政，始一谒之。大挑二等，得教谕，改内阁中书，十余年不迁。举经济特科，亦未赴。三十三年，京师巡警招理教养局，济以总局处罪人，而收贫民于分局，更立小学课幼儿，俾分科习艺，设专所售之，费省而事集。由内阁侍读署民政部主事，升员外郎。在部五年，未补缺。逊位诏下，辞职家居。明年，内务部总长一再邀之，卒不出。岁戊午，年六十，诸子谋为寿，止之，不可，避居城北隅彭氏宅。先期三日，昧爽，投净业湖死，时十月初七日也。遗书万余言，惓惓者五事：曰民、曰官、曰兵、曰财、曰皇室，区画甚备。予谥贞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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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轶事== | ==人物轶事== | ||
1918年11月7日，快要过60岁生日的前清民政部员外郎、学者梁济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正在北京大学当哲学教授的儿子回答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梁济说罢离开了家。三天之后，梁济在北京积水潭投水自尽，留万言遗书说：“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后让国人共知国性乃立国之必要……我之死，非仅眷恋旧也，并将唤起新也。” | 1918年11月7日，快要过60岁生日的前清民政部员外郎、学者梁济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正在北京大学当哲学教授的儿子回答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梁济说罢离开了家。三天之后，梁济在北京积水潭投水自尽，留万言遗书说：“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后让国人共知国性乃立国之必要……我之死，非仅眷恋旧也，并将唤起新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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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影响== | ==自杀影响== | ||
徐志摩评述道：“它的起源与所能发生的效果，决不是我们常识所能测量，更不是什么社会的或是科学的评价标准所能批判的。在我们一班信仰（你可以说迷信）精神生命的痴人，在我们还有寸土可守的日子，决不能让实利主义的重量完全压倒人的性灵的表现，更不能容忍某时代迷信（在中世是宗教，现代是科学）的黑影完全淹没了宇宙间不变的价值。” | 徐志摩评述道：“它的起源与所能发生的效果，决不是我们常识所能测量，更不是什么社会的或是科学的评价标准所能批判的。在我们一班信仰（你可以说迷信）精神生命的痴人，在我们还有寸土可守的日子，决不能让实利主义的重量完全压倒人的性灵的表现，更不能容忍某时代迷信（在中世是宗教，现代是科学）的黑影完全淹没了宇宙间不变的价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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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亦在《北京的“华严”》一文中表达了对事态的高度关注，并指出：“他们对于自己的生命，比那些醉生梦死的青年，历仕五朝的元老还亲切的多呢。” | 李大钊亦在《北京的“华严”》一文中表达了对事态的高度关注，并指出：“他们对于自己的生命，比那些醉生梦死的青年，历仕五朝的元老还亲切的多呢。” | ||
| − | 傅斯年在《心气薄弱之中国人》中尽管将梁济和辜鸿铭、张勋并列为守旧的象征，但文章同时也指出：“任凭他是什么主义，只要有主义就比没有主义好。就是他主义是辜汤生、梁巨川、张勋……都可以，总比见风使舵好。” | + | 傅斯年在《心气薄弱之中国人》中尽管将梁济和辜鸿铭、张勋并列为守旧的象征，但文章同时也指出：“任凭他是什么主义，只要有主义就比没有主义好。就是他主义是辜汤生、梁巨川、张勋……都可以，总比见风使舵好。”<ref>[https://www.sohu.com/a/274486725_563948 梁济之死：自杀的自我阐释]</re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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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20年12月22日 (二) 14:58 的最新修訂
| 梁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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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濟（清末官員、學者）,（1858年－1918年11月14日）清末官員、學者。字巨川，一字孟匡，別號桂嶺勞人，以字行，廣西桂林人，北大哲學教授梁漱溟之父。光緒間舉人。歷官內閣中書、教養局總辦委員、民政部主事、京師高等實業學堂齋務提調，清亡後投水自盡。
生平簡介
其父梁承光，剿捻軍於山西，卒官山西。梁濟八歲時隨母從山西返回北京，嫡母劉氏寒燈授業。光緒四年，任願學堂義塾教師。光緒十一年，舉順天鄉試。清末任內閣中書（四品）官職，十餘年不遷。1906年調京師巡警廳任教養局總辦委員。民國之後，曾在民政部供職。避居城北隅彭氏宅，綽號「梁瘋子」。1918年9月27日，寫《敬告世人書》，11月8日，60歲生日前夕投積水潭（北京靜業湖）自盡，有遺書萬餘言，強調「弟今日本無死之必要也。然國家改組，是極大之事，士君子不能視為無責。」「國性不存，國將不國。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後讓國人共知國性乃立國之必要」，「我之死，非僅眷戀舊也，並將喚起新也。」「去年已決心，今年不復聽賣菱角聲，不吃西瓜矣」，信中還給徐世昌總統上書五條，惓惓者五事：曰民、曰官、曰兵、曰財、曰皇室，區畫甚備。諡貞端。梁漱溟兄弟編印其父遺著《桂林梁先生遺書》印成六卷，共計四冊，分送給公共閱覽機關和他們的好友。1969年由台北文海出版社再次出版,並收錄於沈雲龍主編的《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之中。1989年出版的《梁漱溟全集》也收錄了這一著作。
清史文載
梁濟，字巨川，廣西臨桂人。父承光，卒官山西，貧不能歸，寓京師，喜讀戚繼光論兵書暨名臣奏議。光緒十一年，舉順天鄉試，時父執吳潘祖廕、濟寧孫毓汶皆貴，濟不求通。迨毓汶罷政，始一謁之。大挑二等，得教諭，改內閣中書，十餘年不遷。舉經濟特科，亦未赴。三十三年，京師巡警招理教養局，濟以總局處罪人，而收貧民於分局，更立小學課幼兒，俾分科習藝，設專所售之，費省而事集。由內閣侍讀署民政部主事，升員外郎。在部五年，未補缺。遜位詔下，辭職家居。明年，內務部總長一再邀之，卒不出。歲戊午，年六十，諸子謀為壽，止之，不可，避居城北隅彭氏宅。先期三日，昧爽，投淨業湖死，時十月初七日也。遺書萬餘言，惓惓者五事：曰民、曰官、曰兵、曰財、曰皇室，區畫甚備。予諡貞端。
人物軼事
1918年11月7日，快要過60歲生日的前清民政部員外郎、學者梁濟問兒子梁漱溟：「這個世界會好嗎？」正在北京大學當哲學教授的兒子回答說：「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梁濟說罷離開了家。三天之後，梁濟在北京積水潭投水自盡，留萬言遺書說：「國性不存，國將不國。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後讓國人共知國性乃立國之必要……我之死，非僅眷戀舊也，並將喚起新也。」
自殺影響
徐志摩評述道：「它的起源與所能發生的效果，決不是我們常識所能測量，更不是什麼社會的或是科學的評價標準所能批判的。在我們一班信仰（你可以說迷信）精神生命的痴人，在我們還有寸土可守的日子，決不能讓實利主義的重量完全壓倒人的性靈的表現，更不能容忍某時代迷信（在中世是宗教，現代是科學）的黑影完全淹沒了宇宙間不變的價值。」
梁啓超也在聽到梁濟的死訊後深感惋惜。他寫道：「自先生殉節後，啟超在報中讀遺言，感涕至不可抑，深自懊悔並世有此人，在我乃不獲一見……《伏卵錄》中相教之語雖不多，正如晦翁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其所以嘉惠啟超者實在大。」同時他還叮矚梁漱溟在「春秋絜祀時，得間為我昭告；為言：啟超沒齒不感忘先生之教，力求以先生之精神拯救天下溺……」「此種俊偉堅卓的人格感化，吾敢信其片紙隻字皆關世道，其效力即不見於今，亦必見於後……繼述而光大之，則先生故不死也」。
陶孟和儘管尤為佩服於梁濟「堅強不屈的性格、謹慎廉潔的操行、忠於妻友的熱誠」，但他認為：「在現在一切事物都商業化的時代里，竟有巨川先生這樣的人，實在是稀有的現象。我雖然十分的敬重巨川先生，我雖然希望自己還有旁人都能像巨川先生那樣的律己，對於父母、家庭、朋友、國家或主義那樣的忠誠，但是我總覺得自殺不應該是他老先生所采的辦法」。
陳獨秀從傳統的角度讚揚了梁濟。他認為「梁先生自殺的宗旨，……是想用對清殉節的精神，來倡導中國的綱常名教，救濟社會的墜落」。因此他不贊成梁濟是「單純殉了清朝」。同時他明確指出：新時代的人們不必學其捨生取義的做法，但應有他那種救濟社會墜落的勇氣和真誠純潔的精神。
當時剛剛喪父的胡適亦強調公眾要從梁濟的悲劇中吸取教訓，「養成一種歡迎新思想的習慣，使新知識新思想可以源源進來」。 李大釗亦在《北京的「華嚴」》一文中表達了對事態的高度關注，並指出：「他們對於自己的生命，比那些醉生夢死的青年，歷仕五朝的元老還親切的多呢。」
傅斯年在《心氣薄弱之中國人》中儘管將梁濟和辜鴻銘、張勳並列為守舊的象徵，但文章同時也指出：「任憑他是什麼主義，只要有主義就比沒有主義好。就是他主義是辜湯生、梁巨川、張勳……都可以，總比見風使舵好。」[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