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使濒危的景泰蓝大放异彩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 梁思成林徽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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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使濒危的景泰蓝大放异彩很多人都知道，著名建筑家梁思成为了挽救北京的古城墙而奔走呼号，却最终未能如愿；但是人们却不知道，梁思成夫妇还曾经为了挽救一种国宝级的手工艺而殚精竭虑，最终使之走出了濒危的境地而大放异彩，成为享誉世界的工艺瑰宝，它就是国家级非遗——景泰蓝。[1]
位于景泰桥南的北京市珐琅厂里有国内唯一的一座景泰蓝艺术博物馆，在这里，大家可免费参观景泰蓝制作工艺过程，并在大师、高级技师的指导下，亲自动手参与景泰蓝掐丝、点蓝工艺学习互动。在博物馆里细细浏览，如同漫步于数百年的历史长廊，比这些工艺珍品更加让人感动的，是几代大师挽救、恢复、传承景泰蓝的故事。
梁思成夫妇成立“抢救小组”
景泰蓝又叫铜胎掐丝珐琅，它集历史、文化、艺术和独特传统工艺于一身，制作工艺融汇了中国的传统绘画、吉祥装饰、金属雕錾、宝石镶嵌以及冶金锻造、玻璃熔炼等技术，堪称中国传统工艺美术集大成者。
这一工艺自元朝晚期由阿拉伯地区传入中国，很快便进驻“宫廷”。这种以金属与珐琅工艺相复合的手工艺制品，深受皇帝的钟爱，到了明景泰年间，这一工艺更加成熟，加之当时的制品底色多为宝石蓝或孔雀蓝，故此得名“景泰蓝”。由于历代皇帝的推崇，在明朝的“御用监”、清朝的“造办处”都设有制作御用珐琅的作或厂。在中国历史上，不曾有任何一种器物能像景泰蓝一样只供皇室专享。因此，从明到清中期以前，景泰蓝都是官办且为宫廷供奉，直到清朝后期才出现民办珐琅作坊，景泰蓝出口海外，大受欢迎。
上世纪四十年代，由于多年战乱，民不聊生，景泰蓝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使珐琅成本不断提高，加之海运汇价昂贵，致使珐琅艺人的生活难以为继，从业人员锐减，整个景泰蓝行业岌岌可危。1949年，北京有大小景泰蓝作坊200余家，最大的不过二三十人，小的只有两三个人，从业人员不足千人。当时的景泰蓝生产仍沿袭一家一户的作坊模式，规模很小，工人大都在低矮、昏暗的破旧棚屋内从事手工操作，这项红极一时的手工艺已经处于濒危的境地。
为挽救这一民族传统工艺，1950年北京市工业局局长张锦成委派北京特种工艺公司（即外贸出口公司）领导到清华大学聘请梁思成、林徽因做顾问，指导工艺美术创作设计。于是，梁、林二人在清华大学营建系成立了“工艺美术抢救小组”，从此与景泰蓝结缘。
林徽因极钟爱景泰蓝，她描绘景泰蓝有“古玉般温润、锦缎般富丽、宋瓷般自然活泼的特质”，她和她的学生们为了挽救这项民族手工艺开始了不懈的努力。
清华大学的景泰蓝抢救小组成员还有钱美华、常沙娜、孙君莲、高庄、莫宗江等人。当时，北京仅存的几家作坊和景泰蓝厂子大都处于倒闭边缘，新老艺人青黄不接，图案单调，缺乏创新。而要拯救这一濒临灭绝的民族艺术，最关键是调整生产结构，全面更新设计，才能起死回生。
当时用于景泰蓝的图案只有荷花、牡丹花和勾子莲等几种，几百年来一直没有太大的变化，而中国的装饰图案始终是在千变万化中发展着。林徽因找出了珍藏的历代装饰图案，让大家学习研究。后来她又带着学生多次到景泰蓝作坊调查研究，从掐丝、点蓝、烧蓝、磨光、镀金，一道一道工序跟着老艺人们干活，熟悉每一个工艺流程，细心观察各道工序的操作，了解景泰蓝的工艺特点，提出改进方案，设计了新的纹样和色彩图，并反复调整修改，然后拿给工人们去试制。
在林徽因的指导下，美术组为景泰蓝设计了一批具有民族风格的新颖图案，突破了以往单调的荷花、牡丹图。在梁思成的积极倡导下，特艺公司还在崇文门外喜鹊胡同3号成立了研究、制作景泰蓝的国营特艺实验厂，将许多散落民间的景泰蓝艺人请进厂参加实验。当时有几位老师傅被迫改行拉黄包车了，被请回厂时激动得热泪盈眶。
1951年5月北京市特种工艺品公司召开专业大会上，林徽因代表清华大学营建系作了题为《景泰蓝新图样设计工作一年总结》报告，把一年来美术小组开展工作的情况、产品设计思路与销售、景泰蓝艺术的发展方向等进行了阐述，后发表在《光明日报》上。
他们的创新设计和抢救工作，引起了国家相关领导的关注和重视。当时，北京正在进行“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和迎接苏联文化代表团访问中国的筹备工作，这两项国际性活动的礼品和大会美工都交给了美术小组。林徽因带着钱美华几人反复推敲礼品的品种与设计方案，最终他们设计的景泰蓝台灯、烟具、金漆套盒、花丝胸针、敦煌图案丝巾等确定为赠送贵宾的礼品。这些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工艺品受到各国与会代表和来访苏联艺术家们的喜爱，也受到国家领导人的赞扬，郭沫若称“这是新中国第一份国礼”。
钱美华一生坚守林徽因的遗愿
1956年，北京市珐琅厂成立，它是由42家珐琅作坊合并组成的，1958年，国营特艺实验厂400多名职工并入国营北京市珐琅厂，全厂职工达2000余人。当时设计室负责人正是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学生，景泰蓝抢救小组的成员，后来成为一代景泰蓝大师的钱美华。
初入工厂的钱美华才20岁出头，她见识到了景泰蓝工艺的纷繁复杂。她把车间的每一道工序列出来制成了表，经她统计，车间大工序分制胎、掐丝、烧焊、点蓝、烧蓝、磨光、镀金等几十道工序。而每一道流程，又分为很多个细节。当时，为了解景泰蓝的发展历程，梁思成给钱美华推荐了一位老师，他就是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沈从文先生。沈从文是着名的考古学家，当时在故宫博物院兼职工作，任陈列部织绣研究组业务指导。
沈从文告诉钱美华，故宫的景泰蓝很多，有几个房间甚至都摞到了房顶，他给钱美华出了个点子让她去故宫临摹图案。因为故宫存放景泰蓝的珍宝馆一般不对外开放，所以钱美华和故宫工作人员商量好把自己反锁在里面，清早进去，晚上出来，一干就是连续十多天，终于掌握了传统纹样的规律，找到了不少失传的图案。
上世纪50年代末，钱美华大师参与了人民大会堂北京厅的装饰设计工作，她设计的景泰蓝方盒、托盘等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周恩来总理看后非常满意，评价其作品“朴实大方”。
传统的景泰蓝以蓝色为主，然而从钱美华的手中，景泰蓝的色彩开始变得越来越丰富。1950年前后，敦煌壁画来到北京做展览，钱美华发现，敦煌壁画有很多装饰色彩的特点，颜色都是复色，不是大红大绿，很适合现代人的审美。她为此指导工厂分配来的两名美校学生进行配色，并与釉料车间的技术人员一道开发出了很多新的釉色，有珊瑚红、碧玉这样的仿宝石色，还有国画里的花青色，其中一种颜色叫“地儿绿”，似透非透，蓝中透绿，很美。景泰蓝从最初的六七种颜色，到后来的二十多种，经过几代大师的反复调配实验，如今电脑光谱的色彩在景泰蓝的调色中都可以配制出来了。
当时和钱美华一起工作的新中国第一代景泰蓝设计师还有一个不该被遗忘的名字——美术家夏伯鸣。
夏伯鸣早年留学日本，是周恩来总理的同班同学，他回国后经周总理介绍来到北京市珐琅厂工作。他给景泰蓝设计了不少新题材的图案，如：万寿山全景、人民公社好、十三岭水库全景，为新中国成立10周年设计的20英寸《天安门和平鸽》大盘等作品，深受当时美术界的好评。夏老先生在“文革”中屈辱离世。他设计的很多图纸被烧掉，至今能够确认的夏伯鸣先生设计的图纸仅有一幅：他与钱美华大师共同完成的19.5英寸的《游乐喜寿尊》。
几十年来，正是这些热爱景泰蓝的大师用毕生的精力让这项国宝技艺得以传承、创新，重获新生。钱美华生前曾多次表示，她永远不会忘记林徽因先生在临终前“景泰蓝是国宝，不能在新中国失传”的重托，从青春少女到白发老人，她把自己此后60多年的生命都用来她坚守、践行着恩师的遗愿，把毕生心血全部奉献给了景泰蓝艺术事业，并培养出了钟连盛等一批新中国的工艺美术大师，如今北京市珐琅厂人才荟萃，汇聚了全国景泰蓝行业三分之二的国家级大师和高级技师。
今天的景泰蓝无论是造型、纹样、色彩等各工序的技艺水平，还是设计理念，都在不断提升，体现出的丰富多彩的艺术风格和艺术品位，超越了任何一个历史时期，足以告慰林徽因先生的在天之灵。[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