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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泊梁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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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山泊真的有八百里吗施耐庵多次将梁山泊面积描述为“方圆八百里”（约合今天的20万平方公里），然而今天山东省济宁市的“水泊梁山景区”整体占地也不过4.6平方公里。[1]
并不是水泊梁山面积萎缩了，而是在北宋时期，水泊梁山就没有“八百里”。
不过，《水浒传》原文中对梁山泊“方圆八百里”的描述也不是毫无根据。关于该说法的来龙去脉，还得从宋代文人的一段讹传说起。
北宋年间对梁山泊范围的描述，最早出自司马光的《涑（sù）水记闻》中的一段轶事：
王安石当政时，有位客人前来拜访，向他献计说：“如果能把梁山泊的水排干，可以得到良田万余顷。但我还没想好该把排出来的水蓄到哪里。”
王安石听后侧首沉思，问道：“哪里能蓄得下这么多水？”刚好集贤校理刘攽在一边旁听，打趣道：“再挖一个梁山泊不就行了？”王安石听后大笑，这才感觉这个计划不靠谱。
《涑水记闻》记载了司马光在朝中见闻的许多军国大事，后世史学家认为它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不过，《涑水记闻》提到的只是“万余顷”，并不是“八百里”。
但等到成书稍晚的《渑水燕谈录》（元佑四年，公元1089年）再次提及此事时，故事的内容却发生了些许变化。《渑水燕谈录》中称：
有人提出排干梁山泊作为农田。其他人诘问道：“梁山泊是一片古代的巨大沼泽，广袤程度达到数百里。现在如果排干，等到秋夏之交，各处涨水，何处可以容纳？”刚好刘攽坐在一旁，徐徐说道：“可以在梁山泊旁边再挖一片大小相同的水池，水就可以容纳了。”
虽然《渑水燕谈录》和《涑水记闻》在大意上基本一致，但关于梁山泊的大小却从原本的“万余顷”，变成了“广袤数百里”。
《渑水燕谈录》的作者王辟之是三朝老臣，其笔记出自他平时听闻的士大夫言论，可信度也不算低。但王辟之官位较低，和王安石也没有什么交集。
因此司马光对有人向王安石提议“排干梁山泊”这件事情的描述，可信度应该更高。而且王辟之所说的“数百里”，是个非常模糊的数字，跟“方圆八百里”仍有很大差距。
直至数十年后的南宋时期邵博的《闻见后录》（成书于绍兴二十七年，公元1157年）中，才首次出现了“梁山泊八百里”的说法。而且这个说法，也出自和《涑水记闻》和《渑水燕谈录》相同的故事背景。《闻见后录》中说：
王安石好言利，有小人谄媚说：“把梁山泊的八百里水泽变为田地，是利益极大的工程。”王安石听后甚喜，徐徐说：“想法不错，但水该排往何处？”刚好刘攽在座，说道：“在旁边再凿一个八百里的水泊，就可以容纳了。”
相比《涑水记闻》和《渑水燕谈录》，邵博的《闻见后录》虽然成书最晚，但其中的说法却流传最广。
南宋以后的书籍，几乎都毫不犹豫地把“梁山泊八百里”当成了定论，纷纷采信，《水浒传》只不过是众多受害者之一。
事实上，与“梁山泊方圆八百里”类似的夸大记载并非孤证。中国古代的文人，一直都有夸大数字的写作习惯。而且这种写作习惯，也和作者的立场与爱憎倾向密切相关。
例如，经当代史学家考证，许多有关唐代叛将安禄山的负面记载就存在夸大之处，而且民间私修的著作在这方面做得尤其出格。
王安石是自南宋以来颇受指责的人物，不少南宋乃至南宋之后的文人，都把北宋的“靖康之变”归咎为王安石变法的施政不当。
正是这种政治偏好和社会风气，导致邵博在《闻见后录》中夸大了梁山泊的大小，用来间接突显出王安石的愚蠢、荒谬和误国之处。
而后世文人从偏向保守的立场出发，本来就不认同王安石的作为，自然也乐于采信对王安石更加不利的记载。
反倒是王安石在政治上的对手司马光，没有趁机抓住王安石的把柄肆意攻击，而是用相对客观的笔调，把王安石的言行忠实地记录了下来。[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