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萧近高传
明史·萧近高传出自于《明史》，此史是二十四史最后一部，共三百三十二卷，包括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列传二百二十卷，表十三卷。它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记载了自朱元璋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至朱由检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277年的明朝历史。其卷数在二十四史中仅次于《宋史》，其修纂时间之久、用力之勤则是大大超过了以前诸史。[1]
目录
原文
萧近高，字抑之，庐陵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授中书舍人。擢礼科给事中。甫拜官，即上疏言罢矿税、释系囚、起废弃三事，明诏已颁，不可中止。帝怒，夺俸一年。顷之，论江西税使潘相擅刑宗人罪，不报。既而停矿分税之诏下，相失利，擅移驻景德镇，请专理窑务。帝即可之，近高复力争。后江西抚按并劾相，相以为近高主之，疏诋甚力。近高疏辨，复劾相。疏不行，相不久自引去。
屡迁刑科都给事中。知县满朝荐、诸生王大义等皆忤中使，系狱三年。近高请释之，不报。辽东税使高淮激民变，近高劾其罪，请撤还，帝不纳。又以淮诬奏逮同知王邦才、参将李获阳，近高复论救。会廷臣多劾淮者，帝不得已征还，而邦才等系如故。无何，极陈言路不通、耳目壅蔽之患。未几，又言王锡爵密揭行私，宜止勿召；朱赓被弹六十余疏，不当更留。皆不报。故事，六科都给事中内外递转。人情轻外，率规避，近高自请外补。吏部侍郎杨时乔请亟许以成其美。乃用为浙江右参政，进按察使。以病归。起浙江左布政使。所至以清操闻。
泰昌元年召为太仆卿。廷议“红丸”之案，近高言崔文升、李可灼当斩，方从哲当勒还故里，张差谋逆有据，不可蔽以疯癫。历工部左、右侍郎。天启二年冬，引疾去。御史黄尊素因言近高辞荣养志，清风袭人，亟宜褒崇，风励有位。诏许召还。五年冬，起南京兵部，力辞，不允。时魏忠贤势张，诸正人屏斥已尽。近高不欲出，迁延久之。给事中薛国观劾其玩命，遂落职。崇祯初，乃复。卒于家。 （节选自《明史·列传一百三十卷》，有删改）
译文
萧近高，字抑之，江西庐陵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授职中书舍人，提拔礼科给事中。刚上任，就上疏议论罢免矿税、释放囚犯、起用旧臣三件事，声明诏书已颁布，不可以中途停止。皇帝不高兴，剥夺俸禄一年。不久，疏论江西税使潘相擅自处罚皇室宗族人的罪行，没有回音。不久停止征收矿税的诏书下达，潘相无利可图，擅自移驻景德镇，请求专门管理窑务。皇帝就同意他的请求，萧近高又极力争论。后来江西巡抚、巡按一起弹劾潘相，潘相以为是近高主使的，上疏极力诋毁他。萧近高上疏辩解，又弹劾潘相。没有按奏疏实行，潘相不久自己引咎辞职了。
提升为刑科都给事中，知县满朝荐、诸生王大义等人都由于冒犯太监关进监狱三年了。萧近高请求释放他们，没有回音。辽东税使高淮激起人民造反，萧近高弹劾他的罪状，请求撤回税使，皇帝不接受。又因为高淮诬告逮捕同知王邦才、参将李获阳，萧近高又一次营救他们。正好有很多廷臣弹劾高淮，皇帝不得已把他召回了，而王邦才等人照样关押着。不久，极力陈述言路不开通，耳目堵塞看不见的害处。没多久，又说王锡爵营公行私，应停止征召。朱赓被六十多道奏疏弹劾，不应当还留用他。都没有批复。按过去的惯例，六科都给事中内外轮流任职，人们轻视外任，都回避，萧近高自动请求到外地任职。吏部侍郎杨时乔请求皇帝尽快同意以实现他的愿望。于是任命他为浙江右参政，提升按察使。因病回家，起用为浙江左布政使。所到之处以清廉有操守而闻名。
泰昌元年征召为太仆卿。廷议“红丸案”，萧近高说崔文升、李可灼应当斩首，方从哲应当勒令他回归故里，张差谋反有真凭实据，不能够拿疯癫做掩护。历任工部左、右侍郎。天启二年冬天，称病离职。御史黄尊素于是说萧近高有志向、不爱虚荣、清风袭人，应立即表彰以示尊重，劝勉在位的官员。下诏同意征召还朝。五年冬天，起用为南京兵部，极力推辞，皇上不答应。当时魏忠贤势力嚣张，正人君子已被排斥一空。萧近高不想出来做官，拖延了很长一段时间。给事中薛国观弹劾他轻视皇帝的任命，于是解除他的职务。崇祯初年，又恢复他的官职。死在家里。[2]
作者简介
张廷玉（1672年-1755年），字衡臣，号砚斋，安徽桐城人。清康熙时任刑部左侍郎，雍正帝时曾任礼部尚书、户部尚书、吏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内阁首辅）、首席军机大臣等职。康熙末年，整治松弛的吏治，后又完善军机制度。先后任《亲征平定朔北方略》纂修官，《省方盛典》《清圣祖实录》副总裁官，《明史》《四朝国史》《大清会典》《世宗实录》总裁官。死后谥号“文和”，配享太庙，是整个清朝唯一一个配享太庙的汉臣。[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