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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权威主义

新权威主义是中国的一个政治思潮，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当时，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近十年，但改革遇到了一系列必须解决而又甚难解决的问题。

主义介绍

80年代初开始的改革主要是围绕着经济上的分权与扩大企业经营的自主权而展开的，但从一开始就涉及到调整政企关系、转变政府职能等方面，因此必需进行相应政治上的改革。1980年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开展提供了纲领性的指导。但是，因为恢复被“文革”破坏的经济的需要，政治改革始终没有深入展开。80年代中期，政治改革被提到前台，但在改革之初就遇到种种问题：①一些官员利用手中权力，和投机的商人结合，倒卖市场紧缺物品，哄抬物价。②在对地方分权的过程中，地方财政能力不断扩张，但中央财政能力却不断缩紧，地方政府大行地方保护主义，地方“诸侯割据”严重，中央无法从全局控制经济。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在80年代后期出现了物资紧缺、社会混乱的局面。当时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十亿人民九亿商，大家一齐骗中央。中央也不怕，来个大涨价。涨价不太好，肥了大官倒。老百姓一看着了急，存款急忙往外提。提了存款还不算，抢购风潮全国漫。中央一看生了气，赶忙强调新秩序”。正是那种混乱局面使得人们对改革出现了疑虑，中央也试图通过加强集权来整顿，稳定社会经济秩序。

改革了10年之久的中国，不得不再一次重新思考经济、政治的发展。二者在现代化中的关系如何？政治民主化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战略？这些问题使中国思想文化界再度活跃，知识分子对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热情再次被激发起来。1988年左右，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一场以“新权威主义”为论题的争论。新权威主义者在理论上援引亨廷顿的政治学说，在实例中则援引东亚四小龙等权威政体国家在“二战”后通过专家治国促使经济腾飞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民主化的发展策略，认为中国正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必需以经济市场化为前提，而中国的经济市场化只能在集权下才可以加速发展，因此中国需要政府的权威和集权。反对新权威主义的（称为“民主派”），认为中国改革遇见的财政困难、通货膨胀等许多问题是政治改革中必然的，出现这些问题正是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下的负面后果，因此中国必须改变政治体制，进行民主化，在政治体制的改革下推动经济发展。在九十年代以后，新权威主义在新的背景、新的问题下继续发展。

代表人物

南派：萧功秦 北派：吴稼祥、张炳九 两派坚持的基本主张相近，但也有区别。 北派倾向于认为，西方行之有效的企业自由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是可以经由行政手段，人为地、快速地挪用到中国来，以取代现行的旧体制。根据这一思路，通过建立某种新权威，以排斥这种阻力，并强制地迅速地推行西方企业自由制度，是完全可行的。人们曾形象地把这种观点称为“刺刀下的商品经济观”。

南派新权威主义认为，简单地、漫不经心地搬用西方的自由市场制度或民主政治体制均会导致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严重脱序。其认为，北派新权威主义只是激进的经济自由主义的一个变种。南派新权威主义的矛头是针对政治上与经济上的激进主义的。它视己为新保守主义。

理论依据

近代中国变革史上的“新保守主义”政治哲学 指的是这样一种思想理论，它认为，变革过程必须保持历史变迁的连续性，为此，必须在新旧制度、规范与秩序之间，寻找某种积极的中介与杠杆，并在这一意义上重新肯定传统价值体系、意识形态与权威政治形态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意义与作用；新保守主义主张在这一基础上，渐进地推进中国的近代化。

新保守主义改革观的基本思路是，力求建立某种过渡性的机制，诱导社会机体内部各种微观因子的“活化”与发育，使之成为“嫁接”外来的制度的内源性基础。

新保守主义变革观，是一种主张在尊重传统秩序的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的、渐进现代化的思想理论或理念。自二十世纪初期以来，严复、梁启超、康有为与后期的章太炎，都可以看作是在与近代激进主义论战过程中出现的最早的新保守主义者。

就其反对激进主义与肯定传统而言，这种主张无疑具有保守性，就其具有现代化导向而言，更具体地说，就其具有现代市场经济与中国未来民主这一目标导向而言，它又具有现代性，因而属于近代变革思潮中的一种类型。

政治模式的选择与国民性相互协调 萧认为传统中国几千年的自然经济与专制传统培育出了一种非自主性的社会人格或国民特性，也就是一种奴性，国民处于一种垂直隶属的身份性人际关系的包裹之中。这种国民性与传统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是相一致的。

而现代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体制则是根基于自主性的人格特性，人们相互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契约性人际关系。

从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演化，如果将现代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直接嫁接到非自主国民性之上的话，其结果就是导致社会全面失序。因此，应该建立一种过渡性权威，加强社会整合。

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础在于自主性人格及社会结构的分化和多元化，这在我国现代化过程中，只能通过过渡性的权威来镇制非自主个体的无序化倾向，并经由发展市场经济培育新型人格来实现。

亨廷顿对变革社会的秩序的研究 亨廷顿认为在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由于社会逐渐开放，社会结构开始出现变迁，社会动员扩大，人的自主意识觉醒，人们对改革的期望值随着改革的进行日愈膨胀，而国家制度和整合机制的变革却相对滞后，满足不了人们被调动起来的欲望和诉求，因而民众中产生了一种相对挫折感，并引发弥散性的不满情绪，导致社会失序。对此，加强中央权威的力量也就成为一个迫不得已的选择。

第三世界某些国家的实践 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在现代化中的权威政体被新权威主义者用做例证来比附中国的现代化。萧认为，一个传统社会的现代化，存在着两种彼此相对的过程。一力面是市场化世俗化力量对传统社会结构的离析化和瓦解的过程，另一方面是约定俗成的价值内核对社会进行整合的反向过程。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个持续的张力。东亚国家的成功就在于其通过权威政治维持了两个过程之间的动态平衡。

而中国与这些东亚国家在文化观念，或社会价值内核上存在着相近之处，都是处于儒家文化圈内，有着悠久的专制传统，这构成了东亚诸国的价值内核。由此出发，中国可以借鉴他们的权威政治。

主要主张

民主政治在市场经济充分发展后才能真正建立 新权威主义者普遍认为，西方的民主政治是市场经济长期发展的产物。市场经济的发展确立了契约性的人际关系，而民主政治从根本上说就是这种契约性关系的延伸；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还促进了社会结构及社会利益的分化，促进了社会的多元化；市场经济还促进了一个强大的中产阶层的形成，这也是民主得以建立的前提。

在我国，原来的全能主义政治包纳了整个社会，权力自上而下流动，人格特征是非自主的，束缚在权力的一贯体系之中；并且，人是同质性，不存在社会利益的分化。初步进行的经济改革已经稍微改变了这种局面，但距离现代民主政治的要求来说，还差得远。因此，我国当前缺乏实行民主化的条件，民主应缓行，有待于继续完善其条件。

需要建立强有力的有现代化导向的权威政治 在旧体制向现代商品经济秩序和民主政治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建立强有力的有现代化导向的权威政治来协调整合社会秩序，并引导现代化进程。 （1）新权威主义定义 新权威主义：它是后发展国家的旧体制走向解体或蜕变，而新型的民主政体又无法运作的历史条件下，由具有现代化意识与导向的政治强人或组织力量建立起来的权威政治：一方面，达种权威政治由于具有明确的现代化变革导向，而不同于传统专制政治，另一方面，出于它具有强制性的、高度组织化的行政军事力量与权威意志，作为其稳定社会秩序、推行其现代化方针的基础，因而又不同于民主政体。

作为一政治实践，其特征：A治国者在经济上必须具备一定的现代化导向；B这种权威主义在政治上凭借庞大而有效的官僚体制及强有力的军事力量，作为自上而下地进行铁腕统治的基础；C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权威主义，对西方的资本与先进的技术、文化采取开放的政策；D在意识形态与价值观方面，新权威主义政治往往借助于传统的价值体系与符号，作为凝聚全社会成员的精神支撑点；E其合法性并非立基于某种终极性的价值原则之上，而是立基于政治实效，尤其经济发展。

萧将新权威主义视为第三世界非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的政治模式选择，而不用它来指称中国的政治模式，而把它叫作“后全能体制”，这是由改革前的全能主义政体向现代民主制转变的过渡性政体。但这“后全能体制”与新权威主义只是在产生的时代背景上有其差别，实质是一致的，前者不过是新权威主义政体的一种特殊类型。其具有上述新权威主义政体的一般特征。

萧认为，当前我国的新权威统治下的社会已经存在了有限的多元化；意识形态领域仍然保持着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符号，但已不在具有原来的平均共产主义的目标意义，已经扬弃了教条意识形态所体现的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政治神话”，主要通过国家机器与镇制性的权威作为政治整合的基础，并力求以“经济实效性”来获得国民对政权的同意；我国当今的权威政治保留并继承了全能主义政治的大部分政治资源，并运用这些政治资源作为工具，来完成中国向市场经济秩序的平衡过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现代化中的现行政治体制，具有远比拉美与东亚处于现代化过程中时的权威主义国家更强的宏观控制能力，具有更有效的对突发事件与危机的处理能力，以及对风险形势的承受力与适应力。

由于我国否定了激进主义的变革，而建立了新权威主义政体，同时经由国家权威的一系列努力，国内原教旨左派政治势力消退；自由派知识分子温和化；新一代青年更看重实效性价值，表现出非政治化；由于知识分子非政治化，下层民众没有了精神导师，因而其诉求也与政治绝缘，而走向具体化、世俗化。总之，萧看来，社会各阶层都被市场经济世俗化了，没有了80年代的政治激情及社会政治关怀和理想精神。 （2）新权威主义政治的必要性 新权威主义政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具有其合理性，这取决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条件。

在后发展国家内部，虽然已经出现了一些民族资产阶级以及自主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之间也存在着契约性的利益交换关系，但是，以利益互补与交换为某础的契约性关系形成的社会有序性，或称之为“市场秩序”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对社会经济与政冶秩序进行整合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现代化的发展与进步不得不求助于强大的国家力量，通过强人政治的有效统治，来维系整个社会政治秩序的整合与安定，以便为经济发展以及中产阶级的发育、成熟与壮大创造一个比较稳定的外部环境。如果人们把工业国家强有力的市场机制的力量称作整合社会秩序的“看不见的手”，那么，我们可以把后发展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新权威政治，称之为在创造“看不见的手”的过程中的“看得见的手”。

萧认为，在现代化过程中旧制度破坏，而新制度尚未确立的背景下会出现一种“软政权”现象。指的是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行政命令贯彻能力的退化、行政实施效率的低下和法律规则被任意破坏而引起的综合现象。因此，他认为，现代化过程中应特别强调硬政权型的政治权威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有效调控能力的极端重要性，以次来摆脱软政权现象。

从后发展各国现代化的历史来看，还存在“分利集团”这样一种现代化发育过程中的“肿瘤’。由于市场发育的程度较低，市场吸纳从国家垂直控制下分离出来的资源的能力远不及享有传统特权的既得利益集团吸纳这些资源能力。以分权让利、放松控制为主要手段的变革速度越快，分利集团化的肿胀速度也就越快。对于这种转型期病症，也应通过强大中央权威来遏制。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新权威主义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它仅仅是第三世界后发展国家在早期现代化的持定历史阶段的一个特殊的政治形态。因此，这是现代化过渡时期的权威主义。当市场契约化的力量已经足够强大，人民对民主政治的追求不仅仅是一种道义感的满足，不仅仅是一种用来对专制进行斗争的手段时，即当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民主已经成为不同的利益群体用以协调、综合彼此之间的利益的手段时，权威政治也将结束其历史使命而寿终正寝。这时，民主政治已经成为使市场机制得以运转的政治基础，而社会的发展又完全依赖这一基础的稳定与有力的运转，那么，民主政治的时代也就真正成熟。

对于处于现代化中的后发展国家来说，新权威主义“是一种祸害”，因为其强调家长式的权力运作方式，摒弃了对于权力的监控，很可能导致权力的滥用和腐败，并且，处于现代化过程早期的后发展国家的新权威主义还可能蜕变到专制的道路上去。但这又是“一种必要的祸害”，因为，人们应该理性地认识到，实现民主政体的条件在这些国家确实是先天不足，它无力解决这些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必须解决的一系列复杂问题。因此，尤其是对这些国家的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种颇为痛苦的两难选择。这种两难性将不得不贯穿早期现代化的整个过程。

新权威主义最终指向现代民主政治 （1）推动新权威主义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过渡的推动力在于： A处于变革初始阶段的后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潮流冲击下的危机感，是第一推动力。这虽不足以使权威主义的执政者去推进民主化，但足以使他追求有限程度的经济现代化变革。B变革达到一定程度后，整个社会的价值观会发生现代化的转化，民众会对统治者提出新的立基于民主的合法性要求。C随着经济变迁所引起的社会结构变迁的深化，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的社会分化将形成强大的民主诉求，推动政治的民主化转向。在各社会阶层中，萧尤其注重独立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市民阶级之间形成的联盟的力量，他认为，这一力量的不断扩大，将能越来越有效地防止权威政治的腐化、权力的蜕变与向专制政治的倒退。

在后发展国家的权威政治中，强人政权、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三者之间存在一种十分微妙的三角关系。强人政权要发展经济，就要依靠中产阶级；另一力面，中产阶级的现代化意识的培育，又来源于知识分子对现代文化的传播与对民主价值的追求，中产阶级要保护自身的利益，也不得不借助于知识分子的力量。最终，在各种力量的相互均衡与较量中，在这种以经济发展、社会分化产生的民主力量的压力与冲击下，权威政治逐渐地向民主政体过渡。 （2）萧区分了两种民主观念，实际上就是两种实现民主的道路： 其新权威主义所认同的是“契约性民主”：这是市民社会与市场经济同步发展的历史产物；市场经济的发展培育出一种契约性的人际关系，在此基础之上产生了这种民主；其具有妥协、宽容、现实主义、政治灵活性等特点；契约性民主的前提有：市民阶层的发展、现代教育的普及、舆论传播渠道的发展及通畅、权威合法性认知的一致性等。

契约性民主是一种经验性民主，与此相对立的是一种“泛道德主义的民主”。中国产生契约性民主现实条件不具备，而专制的腐败又使人们习惯于把民主当作一种实现道施政治与道德抗争的工具，这种民主观念实际上就是人的一种主观愿望和理想设计，而不具有现实可操作性，容易演变为政治激进主义的乌托邦幻想。 （3）实现民主的道路 契约性民主是经验性的、渐进式的。要实现民主，基本路径应该是：以解决直接面对的问题为主，通过“就事论事，点滴改良”的方式，来解决中国民主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步步为营，循序渐进，稳扎稳打，缓进待机，从中逐渐开出一条新路来。这是一种包含着保守主义与经验论哲学智慧的、自觉排斥建构理性主义的乌托邦社会工程设计的思考路径。它渗透着一种对理性建构设计的怀疑主义精神，但它却不拒绝经验中的试错，而是努力通过这种走小步。这是一种以直接应对现存问题为导向的试错模式。是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经济改革试错模式在政治领域的延伸。推进这种民主，要把握几个原则：有用性、可行性、可控性、安全性、合法性。

对激进主义的批评 萧所描绘的知识谱系是建立在激进与保守对立的二元图式基础之上的，这个二元与他对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划分一致。根据其激进与保守的二元划分法让中国近代以来的政治运动及知识分子与政治活动家站了队。他认为自己是保守的、经验的，因而是现实的。而任何激进主义不仅不现实，还会导致灾难。

他认为，存在着三种类型的激进主义： A心态上的激进主义。在变革过程中，人们往往根据自己主观上对旧体制和旧秩序的厌恶感、以及强烈的中外文化落差而产生的危机感与焦灼感，来确定改革应该具有的速度、幅度、与广度。而现实的可行性，条件的成熟与否往往并不在人们自觉的理性考虑范围之内。

萧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改革思路与战略选择的幅度，与人们心理上的焦虑感成正比，而不与现实条件的成熟程度成正比，它就很难避免现实中的失败，尽管失败的方式与代价并不相同。

B制度主义的激进主义。在忽略西方政治与经济制度得以有效运作所必需的条件的情况下，把简单地引入这种制度作为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基础。

萧的新保守主义主张所持的“有机社会观”认为，社会机体内部各种文化因子与制度都是相互依存而结合在一起的，每一个因子都是以其他因子的存在和支持作为自己生存与发挥功效的前提条件。被强行移植来的制度与原有的社会因子无法对接，从而会导致严重的脱序与滑坡效应。

C法国大革命式的唯理主义的激进主义。有感于传统秩序之恶劣残酷的人会求助于某种乌托邦式的理性设计来规划优良的社会状态，进而试图通过激烈的革命斗争来将其实现。 萧指责他们脱离了社会的实际条件，会导致秩序崩溃与种种灾难性的历史后果。

萧认为，各种激进主义的政治主张和运动根基于其浪漫主义的精神品质，浪漫主义当然有其真实的一面，因为它对自由的渴求，它的道德激情，均表现了人的本质、人的生存的深层目的；浪漫主义对理想的追求，焕发了人们在平庸生活中无法想象的超凡的力量。然而，浪漫主义忘记了人的有限性，因此，它得以对现实进行蓝图设计的前提是不真实的。其次，建立在这一不真实的基础作出的行动，也是无效的。第三，由于它把不可能性描绘为实在的可能性，它所追求的只不过是一种纯粹的愿望投射，因而它必然是软弱的，它带给人们的，只能是一种无情的、冷冰冰的幻灭感。

萧所批评的激进主义、浪漫主义不仅是政治改革的，经济领域里的激进主义也是其反对的对象。 萧对于中国80年代曾出现的激进改革思路予以批评： 当代中国的改革在世界范围内的市场文明的示范作用的刺激下，具有改革导向的政府运用革命时代继承下来的革命权威的合法性资源与组织资源，通过引入市场制度以培育市场机制，来摆脱全控体制并实现现代化的新政运动。这种力求通过大幅度地引入市场制度来培育市场机制的改革思路，萧称之为“制度决定论”，即刚才说的“制度主义的激进主义”，其特点是，认为可以通过直接搬用现成的市场型经济制度来形成市场型的经济机制和秩序。

他认为此种思路只会导致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一方面，它忽视了这样的事实：西方发达国家行之有效的各项经济制度，是在西方异质文明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自然发展形成的。它们在西方经济生活中之所以能充分发挥种种效益，乃是有着—系列复杂的内隐或外显的条件的支持和配合。而在中国现实中缺乏这些支持性条件，被引入的市场制度无法产生规范秩序与约束人们的经济行为的实效；另一方面，旧的计划体制又因为改革而被人为地取消，在这种“旧者已亡，新者末立”的状况下，便会出现新旧体制与制度均无法约束人们的社会经济行为的“改革型脱序”或“失范”状态。 陷入此危机后，萧认为改革会出现两种恶性循环。

其一，失范性经济危机与要求更为激进地加速市场化与多元民主化的社会思潮之间的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激进的制度决定论导致失范后，人们会认为这是制度变革不彻底所致，因而会推进更激进的制度变革，萧认为我国改革中出现的“改革的问题必须经由改革来解决”这种思维即是其反映，而被萧嘲笑为“火上加油可以灭火”。 其二，失范性危机与政府权威及其效能的急剧衰落之间的恶性循环。由此，80年代末中国改革陷入困局，更加剧了各社会思潮之间的冲突及社会利益的分裂及对立，最终导致了政治动荡。

新权威主义的改革主张 萧提出了十六字改革方针：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循序渐进、缓进待机。以诱导型制度植入为基础，以温室型制度植入为补允，培育市场型交换与生产关系的内部发育，根据其发展成熟程度持续地进行新的制度植入，这样就可以实现中国社会内在的可现代化因素与制度植入之间的良性循环，直到条件最终成熟时，水到渠成地植入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整合型制度，那时，中国的现代化起飞才真正具有了实在的基础。具体包括这样几点： （1）从历史文化中寻求改革的政治智慧。 提倡渐进，反对革命式思维、破坏性思维，并主张反思五四以来激进的反传统导致的文化断裂等消极影响。 （2）社会纽带的契约化是衡量变革的重要尺度。 （3）主导性权威是培育契约性社会关系的关键 政治权威的作用在于启动市场化改革、防止社会经济失序、消除腐败等“软政权”现象与分利集团势力的恶性膨胀。 这种权威的合法性是以实效为基础的合法性，这种实效主要表现在经济改革及发展。 （4）反对激进的政治休克疗法。 政治与经济的二元分立 新权威主义建立在社会内部政治系统与经济系统彼此独立的二元化结构上的，过渡性权威主义的政权基本上是有限政府，政治上的集权并不影响，而且有时还有助于经济系统的开放性和自由化。

政治集权对于经济市场化、自由化的意义在于依赖中央权威“从经济生活中拉出政治干预的有形之手”，以有形之手培育无形之手。

弊端的清醒

萧对新权威主义的论述明显地可以区分为两个阶段，80年代后半期，其主要论述的是中国政治经济改革的总体性思路，即政治集权，经济自由；而到了90年代，随着经济自由化、市场化改革的深入，社会经济出现了诸多严重的弊端，萧转而强调对软权力化、分利集团等问题的对治，在此基础上继续其权威政治论调。

对权力的监督缺位 新权威主义预设了一个强力的权威，而没有重视对其加以监督，因而权利容易引发腐败等问题。处于转折时期的中国即存在着一种固有的制度性缺陷，那就是有效监督机制的缺位，它与改革中出现的“软政权化”与“分利集团化”这些深层次矛盾相结合，就会导致渗透性的全局性糜烂和失序。

监督缺位的原因大体上有以下这些方面。 第一，八九之后，出于政治稳定的需要，主政者为了防范激进自由派与政权反对者利用大众传媒与结社，来对现存政治秩序提出挑战，不得不加强对传媒的控制，以此作为对八九年政治参与爆炸的反制性措施，此外还采取了一系列办法来限制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对政治稳定形成的压力。 更为严重的是，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开放与经济连续20年的扩张，使官员与分利集团利用制度上的缺陷与权力地位所提供的条件来获取不当利益的机会，远比过去改革以前要多得多。

其次，由于历史与文化的影响，中国城市农村的劳动阶层虽然人数众多，但没有自主维护自己利益与实行对社会有效监督的传统，不构成制衡腐败的实质性力量。 第三，掌握道德批判的话语权的知识分子，在前述观念世俗化过程中，也日益丧失了社会批判者的功能。

权力腐败的恶果 权力腐败既是一种恶劣的现象，又是更为严重的恶果的肇因。这个问题若处理不当，会引起两种恶性循环： A低政治参与与结构性腐败之间的恶性循环，表现为“低参与——高腐败发生率——强权威控制——低政治参与——高腐败发生率”； B“低参与”与“高两极分化”之间的恶性循环，是指：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合流，形成强大的分利集团，共同支配并享有有限的资源，导致精英与大众之间的两极分化； C地方政治“苏丹式政权”化，“后全能体制”的刚性导致权力集中，参与缺失，监督不力，权威政治下的官僚利益已经出现凝固性与内封闭性。“苏丹式政权”的特征为：权力完全私人化；权力行使的任意性与无规则性；通过私人网络来进行统治。

D由于以上诸多因素，最终可能导致中国的权威政治出现一种“软危机”，这不同于走向体制崩溃的“硬危机”，“软危机”的特点是：体制与秩序在形式上会仍然存在，但整个社会却处于实质上的无政府状态，有令不行，有法不依，土皇帝当道，这些因素甚至将有可能成为一种退化的了制度体系的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一旦出现这样一种退化性的结构陷阱，即使再从事民主制度建设，就会面对更大的困难。并且，达到某一程度，腐败综合症就无法通过体制的内部更新克服。

价值关注

1.崇尚强人式权威力量，这是其一切主张的前提。 2.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经济发展至上。 这是新权威主义政治的合法性基础；也是其构建的向现代民主政治转变的必需前提。 3.极为关注社会秩序，至少在现阶段绝对高于人的自由权利。 4.其也关注个人自由，但自由在此仅指经济自由。并且，这种经济自由并非因为其是个人的自由权利而受到新权威主义者支持，而是因为其工具性、手段性意义。 新权威主义的焦点即：通过政治强权来发展自由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