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已逝,风范长存-忆我的导师陈吕范先生(欧阳坚)
作品欣赏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忆我的导师陈吕范先生
2020年7月2日下午，陈吕范先生因病在昆明去世,享年87岁。闻听噩耗，悲痛万分。我因工作原因未能赶回，我夫人7月3号紧急返昆，代表我们全家送导师最后一程，向恩师作最后的告别。
从离开昆明到外地工作，每年春节，只要能回昆明，无论有多少事，无论时间多紧，看望先生总是必须的选项,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尊师行为，而变成了一种亲情的牵挂。今年因为疫情原因，没能与先生见面拜年，只是在电话上约好国庆节一定回昆明看望先生。如今先生已驾鹤西去，只留下深深的遗憾和无尽的思念！
陈吕范先生是我国东南亚问题研究的知名学者，长期担任云南省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所长和云南省东南亚研究会会长。他有关国际问题的研究成果享誉国内外。他精心主编出版的《当代东南亚丛书》，为我国特别是云南省打开中国南大门、面向东南亚开放提供了重要参考。他组织策划了大量国际问题方面的决策咨询研究，受到国家领导人和相关部门的充分肯定。他积极组织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为国家和云南省对外开放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他高度重视人才培养，为繁荣云南省东南亚研究事业呕心沥血，先后荣获“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业技术人才”、“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等称号。
陈吕范先生虽然已离我们而去，但是他的音容笑貌和尊尊教诲，永远留在我的心中。我跟随陈吕范先生整整8年，他先是我的领导，后是我的导师。他不仅教会我怎么做学问、搞研究，更教会了我怎样做人做事。我这一生，如果有一点点成就，跟陈吕范先生的教诲、以及他身体力行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在我大学毕业的1982年，先生敏锐的感觉到党和国家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必然会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有新的研究要求。因此，主动到云南大学去要学经济的毕业生，当时云大经济系主任朱应庚先生推荐了我。在此之前东南亚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主要是学历史和外语专业，研究重点是东南亚历史文化及中国与东南亚地缘政治关系。我满以为到单位后肯定会从事东南亚经济方面的研究工作。但是到所报到后，陈吕范先生对我说，所里研究让你先到资料室去工作。他说资料是我们做好研究的前提，把资料熟悉了、掌握了，会收集利用了，你将来研究才有基础。当时我不理解，甚至还有点委屈。但是在资料室近三年的时间，在先生的帮助指导下，我从一个面对瀚海般的东南亚各类书籍资料无从着手的新人，学会了以抽丝剥茧、去伪存真的方法整理汇集有价值资料的方法，为做好研究练就了扎实的功底。先生的良苦用心，让我在进入社会的第一步走得踏实、稳健，更对我的人生道路起了重要的影响。直到现在，不论在哪个岗位工作，我都保持着注重调查研究，坚持收集、整理讯息资料的习惯，让我受益终身。
深厚的家国情怀和科学的研究方法，是陈吕范先生最宝贵的学术态度。
先生对待科研的态度非常认真投入，并且严谨细致。他要求研究每一个问题都有求证、有依据，再进行综合分析思考，才能有理有据的提出自己的观点。他常说:“学术研究不是花拳绣腿、 自以为是,做表面文章，而必须是踏踏实实的搞清情况，找准问题，再进行深入的思考，才能得出有意义的研究成果”。他不仅这样说，更是这样做。他研究发表的《关于泰族起源问题》《南诏不是泰族建立的国家》《所谓“泰族七次南迁说”剖析》等论著，以详实的史料、精辟的论述，无可辩驳地推翻了西方学者杜撰的“汉族压迫泰族南迁说”、“南诏是泰族建立的国家”等谬论。特别是对泰族起源与南诏族属这一重大学术问题的相关研究成果，在国外特别是泰国引起重大反响，泰国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对泰族起源、南诏国族属的提法依此作了修改。
先生早期对云南境内部分少数民族的甄别和划分研究也取得重要成就。他与省历史研究所的同志一起，研究确定西双版纳基诺族是一个独立的民族族系，基诺族因此被国务院认定为我国56个民族大家庭中最后一个少数民族。还研究提出在云南省玉溪市通海县杞麓湖畔聚居的族群不是原认定的民族，而是700多年前忽必烈南征时落籍云南通海县的北方蒙古族后裔。这个研究成果得到国家民委的认可，云南省人民政府于1988年1月正式批准成立“兴蒙蒙古族乡”。
1994年底，先生从东南亚研究所所长岗位退休，但是退而不休，继续担任东南亚研究会会长并带研究生。期间他组织策划了东南亚国际问题方面的决策咨询研究，特别是针对“金三角”毒品问题，他组织专家学者与相关国际禁毒组织、公安部禁毒局和云南省公安厅一起，对打击毒品交易、实施罂粟替代种植、加强边境管控等问题进行了系列研究。随着这些研究成果的实施，对遏制毒品泛滥，促进边疆稳定、民族团结起了积极的作用。
他曾教导我学术研究要做到言之有物、言之有理。刚开始研究不要大而全、追求高大上，而应该从一个小切口入手，做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学会从小处着手大处着眼的“小题大做”方法。另外他强调，不要为研究而研究。任何研究成果应该对人类发展有价值、有意义。如果只会写一些大而空泛、言之无物或不切实际之文，就没有什么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我刚开始学写论文时，很多都是经过陈吕范先生亲自修改、指导的，在这个过程中我领悟到了应该做什么样的学问，怎么做学问，让我受益匪浅。
不唯书、不为上、只唯实，是陈吕范先生最鲜明的学术品格。
先生从不搞应景、取巧的研究选题，更不会做锦上添花的虚功。一切都遵从历史的真实和解决问题的需要来设定题目开展研究，充分体现了他刚正不阿，光明磊落、实事求是的学风。当个别权威或领导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有悖事实的时候，他总是敢于直言，坚持自己的观点。这种不畏权势、坚持真理的学术品格，让大家钦佩，也影响了我的一生。记得1989年，先生安排我和孙晓明同志去中缅边境调研边贸情况，对当时的边贸进行正面分析和总结。但是去了以后我们看到，在边境贸易繁荣的背后，毒品泛滥、枪支倒卖半公开化，假冒伪劣产品盛行等情况令人堪忧。回来后我们抱着一腔热血写了篇“来自瑞丽和畹町的报告”，对这些问题进行客观反映，表达了我们的忧虑和提出了改进的建议。没想到我们这个“不识时务”的举动，得到先生的充分肯定。他顶着压力把其作为内参，报送相关方面直至省委主要领导。这个消息传开后，遭到当地领导和相关部门的强烈反击与声讨，当时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压力。但先生对我说：“研究就应该广开言路，只要你们反映的情况是客观真实的、提出的建议是对的，就不用担心”。他坚定的态度给了我们政治上、道义上莫大的支持。后来我们这个报告得到了省委主要领导的认可，省委省政府在进一步调研后，及时调整完善了边贸政策，并充分采用了我们提出的对策建议，使中缅边贸逐渐进入了健康有序的发展轨道。这件事让我领悟到讲真话、讲实话不易。但讲真话、讲实话，又是极其的珍贵。
对一些有争议的学术问题，先生总是以博大的胸怀给予支持和鼓励。在我刚参加工作不久，还是一个初出茅庐20多岁小伙子的时候，曾经写了一篇不成熟的文章《世界经济的重心会东移吗？》，这个观点当时有一些不同意见。但是先生为了鼓励青年人，鼓励探索创新，他力排众议，把我的文章放在《东南亚研究》杂志头篇发表。这不仅是对这篇文章的肯定，我认为更是对青年人的一种鞭策和激励。给了我不断探索的信心和勇气。时至今日，在我人生的道路上，如果在研究上还有点心得，还能坚持静心思考，孜孜不倦的探索，要感恩先生的谆谆教诲和鼓励引导。
淡泊名利、存心宽厚，是陈吕范先生做人做事的高尚品德。我记得老东南亚研究所的同事以及他的学生们，很少称呼陈吕范先生所长、会长或者教授，大家一致称呼他陈老师，他本人也很高兴大家这么称呼他。老师，这个普通的称呼，在大家心里是极有分量的，是大家对先生崇敬、亲切的表达。先生的一生充满了传奇，也充满了正气。先生祖籍浙江宁波，出生于上海，1950年在昆明参军，后转到地方学习和工作。他终身未婚，把一生献给了自己热爱的工作和学术研究。他本来有很多机会可以担任更重要的职务，也可以名正言顺地获得更多的经济收入。但他淡泊名利，不为钱财功名所诱惑，一生执着于学术研究。真正成为了一个有独立人格的学者，一个有尊严的人。正因如此，在他担任东南亚研究所所长十余年间，他以严谨的治学精神和人格魅力，团结带领大家完成了许多重大研究成果，在国际国内产生了很大影响，开创了东南亚研究所最兴盛的时代。
在我的记忆中，除了学术之争外，先生从未在其他方面与别人发生过争执。他一生没“整”过一个人，却无私的帮助过很多人，甚至包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伤害过他的人。在他周围，无论是谁，只要你遇到困难，他一定会伸出援手接济帮助。所里很多同事包括他带的研究生，都得到过他的关心和资助，过后人家感谢他时，他却早已忘记了。先生退休后经历了两次搬家，最后一次定居在西昌路篆塘公园旁省社科院为专家们购置的一个小区里。在这里，先生与从农村来在小区做保安的年轻人小桂结下了亲如父子般的深厚情谊。小桂先是在工作之余照顾先生的生活，先生对小桂非常关心，鼓励他多看书学习，提高文化水平，后又帮小桂找到一份更适合他的工作，小桂也一直陪伴着先生。后来小桂结婚准备在外面租房子住，先生说你们就住我这里吧，省下的租房钱寄回农村，补贴家用。就这样小桂从结婚到孩子上学，一直住在先生家里，他们相互照顾，其情感虽不是亲人，但胜似亲人！
2015年9月2日晚，先生在楼下散步时，被一只突然冲来的宠物犬绊倒，造成右腿股骨头骨折。当时大家都在谴责狗主人，并要他赔偿。先生却在教育了狗主人几句后让他走了，是小桂叫了救护车送他去了医院。这一撞让先生换了一个人工股骨头关节，并在床上躺了三个多月，各种费用花了十多万。这次手术大伤了先生的元气，毕竟是80多岁的老人了，从此活动减少，身体逐渐衰弱。后来去看望他的朋友、同事都愤愤不平地说，应该让狗主人赔偿并到医院陪护才对，这样放走太便宜他了。可先生却说得饶人处且饶人吧，毕竟只是小狗闯的祸，我看他家境也不好，让他赔偿不忍心，只要他吸取教训，管理好宠物，不要再伤害别人就行了。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心存仁厚的谦谦君子。
我结婚成家到后来有了孩子，他都非常关心我的生活，把我儿子当成他自己的孙子一样疼爱，儿子也亲切地称呼他“陈老师爷爷”。以后每次去看望他，他都关心询问孩子读书、工作的情况，给予亲人般的关怀。2015年初儿子刚结婚，我们就带着儿子儿媳专程去看望先生，他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给孩子们讲自己生活工作的经历，教导他们应该怎样做人做事，怎样面对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给孩子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先生居住的偌大一套住房里，除了卧室，每间房子都摆满了书，客厅的墙面也全是书柜，但还有很多放不下的书籍、资料堆了一地，唯一的家具就是一张书桌和一把藤椅。记得那天晚上我们坐在几把折叠椅上，先生清瘦的身躯犹如埋在了藤椅里，但是精神矍铄、言语滔滔不绝。先生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丰富的精神世界和超凡脱俗的气质，深深打动了我们。一杯清茶，谈笑言欢。后来孩子们常常感叹，先生“真正有大师的风范，这样高尚纯粹的学者当今是越来越少了!”
作为先生曾经的下属和学生，我为有这样的领导、导师，感到无比的庆幸和自豪。正因为有了先生的教诲和榜样的力量，才使我无论做什么工作，无论走得多远，始终守住初心，坚持信念，认真做好每件事，踏实走好每步路。
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我们能把他的高尚品格和学术精神传承下去，先生在天之灵一定会感到欣慰。我和家人将永远怀念他！[1]
作者简介
欧阳坚，云南剑川人，经济学硕士、管理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