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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诔碑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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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诔碑》是《文心雕龙》第十二篇。碑和铭有密切关系。上篇《铭箴》对铭体的论述并不全面,就因为有的铭文也是碑文。因此,这两篇应该联系起来看。

原文

周世盛德,有铭诔之文。大夫之材,临丧能诔。诔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夏商以前,其词靡闻。周虽有诔,未被于士。又贱不诔贵,幼不诔长,其在万乘,则称天以诔之。读诔定谥,其节文大矣。自鲁庄战乘丘,始及于士;逮尼父之卒,哀公作诔,观其慭遗之辞,呜呼之叹,虽非睿作,古式存焉。至柳妻之诔惠子,则辞哀而韵长矣。

暨乎汉世,承流而作。扬雄之诔元后,文实烦秽,沙麓撮其要,而挚疑成篇,安有累德述尊,而阔略四句乎!杜笃之诔,有誉前代;吴诔虽工,而他篇颇疏,岂以见称光武,而改盼千金哉!傅毅所制,文体伦序;孝山、崔瑗,辨絜相参。观其序事如传,辞靡律调,固诔之才也。潘岳构意,专师孝山,巧于序悲,易入新切,所以隔代相望,能徽厥声者也。至如崔骃诔赵,刘陶诔黄,并得宪章,工在简要。陈思叨名,而体实繁缓。文皇诔末,百言自陈,其乖甚矣!

若夫殷臣咏汤,追褒玄鸟之祚;周史歌文,上阐后稷之烈;诔述祖宗,盖诗人之则也。至于序述哀情,则触类而长。傅毅之诔北海,云“白日幽光,淫雨杳冥”。始序致感,遂为后式,影而效者,弥取于工矣。

详夫诔之为制,盖选言录行,传体而颂文,荣始而哀终。论其人也,暧乎若可觌,道其哀也,凄焉如可伤:此其旨也。

碑者,埤也。上古帝王,纪号封禅,树石埤岳,故曰碑也。周穆纪迹于弇山之石,亦古碑之意也。又宗庙有碑,树之两楹,事止丽牲,未勒勋绩。而庸器渐缺,故后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庙徂坟,犹封墓也。

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才锋所断,莫高蔡邕。观杨赐之碑,骨鲠训典;陈郭二文,词无择言;周胡众碑,莫非精允。其叙事也该而要,其缀采也雅而泽;清词转而不穷,巧义出而卓立;察其为才,自然至矣。孔融所创,有摹伯喈;张陈两文,辨给足采,亦其亚也。及孙绰为文,志在于碑;温王郗庾,辞多枝杂;《桓彝》一篇,最为辨裁矣。

夫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标序盛德,必见清风之华;昭纪鸿懿,必见峻伟之烈:此碑之制也。夫碑实铭器,铭实碑文,因器立名,事先于诔。是以勒石赞勋者,入铭之域;树碑述亡者,同诔之区焉。

赞曰∶

  写远追虚,碑诔以立。铭德纂行,光采允集。

  观风似面,听辞如泣。石墨镌华,颓影岂戢。

译文

周代帝王的德泽盛大,所以有铭诔产生。古人说过:能胜任大夫的人材,遇有丧事必须能写出诔文来。所谓“诔”,就是积累;就是列举死者的德行,加以表彰而使之永垂不朽。夏、商两代以前,没有关于诔的传闻。周代虽然有诔,也不盛行,因为在当时诔还不能用于普通官吏,并且低贱的人不能为高贵的人作诔,幼辈也不可给长辈作诔;所以帝王死后,只能说由上天来诔他。宣读诔文,定立谥号,那时在礼仪上是有一套严格规定的。自从春秋时鲁庄公战败于乘丘而错怪驾车的人,诔才开始用到下级官吏。孔子死后,鲁哀公给他作了诔文。从其中所讲“上天不愿留下这位老人”,和“呜呼哀哉”的悲叹来看,虽然不算很高明的作品,但古代诔文的基本格式已经具备。到鲁国柳下惠的妻子作《柳下惠诔》,就是文辞悲哀而篇幅较长的作品了。

到了汉代,继承前人来写作:如扬雄的《元后诔》,文辞本来是相当繁杂的;《汉代·元后传》中只摘要提到“沙麓之灵”四句,晋代挚虞却怀疑是《元后诔》的全文。岂有累述尊贵者的德行,只写寥寥四句呢?东汉杜笃的诔文,在前代颇负声誉。他的《吴汉诔》虽然不错,其他诔文却比较粗疏。怎能因《吴汉诔》一篇受到光武帝的称赞,就使他的全部作品变得贵重起来?傅毅所写的诔,文辞体制,颇有伦次;苏顺、崔瑗二人的作品,也还写得明白而简要。看他们的诔文,叙事如史传,文辞细致,音律协调,的确是具有写诔之才。晋代潘岳,在构思上专学苏顺,善于叙述悲伤之情,能很容易地写得新颖而亲切。

所以,和汉代的苏顺比较起来,潘岳就能获得更为美好的声誉。至如东汉崔骃的《诔赵》文,刘陶的《诔黄》文,都掌握了写诔的方法,好在简明扼要。三国时的曹植,虽然享有盛名,其实,他的诔文,文繁而势缓;在《文帝诔》的最后,用一百多字来表白自己,这就很不符合诔的写作规则了。此外,如殷代人对商汤王的诔,是在《玄鸟》诗中追颂其祖先的洪福;周代史官对周文王的歌颂,是在《生民》等诗中追述后稷的功业。累述祖宗之德,这是诗人的表达方法。至于叙述哀伤之情,那就要根据有关的事物加以发挥。如傅毅的《北海王诔》,其中讲到北海王死后,“白日的光辉为之暗淡,暴雨下得天昏地暗”。《北海王诔》又开始在序中写了令人感伤之情,这就成了诔文的榜样;后来的摹仿者,就从而写得更好了。

仔细研究诔这种文体的写作方法,大致是选录死者的言论,记叙死者的德行;以记传的体制而用颂的文辞;开始是称赞死者的功德,最后表达哀伤的情意。讲到这个人,就要使人隐隐约约看得见;叙述悲哀,就要使其凄怆之情令人感到伤痛。这就是写诔文的基本要求。

所谓“碑”,就是附助。古代帝王受命,就封禅于泰山,刻石记功,所以叫碑。相传周穆王曾在弇山上刻石记其行迹,这就是“碑”的意思了。还有宗庙阶前的碑,树立两根石柱在庙堂中庭,只是作为系牲畜之用,并不在上面铭刻功绩。后来,记功的庸器逐渐少用,所以,后代就常用石碑记功;用石碑代替铜器,同样可以保持长久。这和聚土而成坟墓一样,宗庙的碑和坟墓的碑都可长期保存。从东汉以后,方形和圆顶形的石碑大量出现了。汉代写碑文最有才力的,莫过于蔡邕。如他的《太尉杨赐碑》,学习《尚书》而写得端正有力;他的《陈寔碑》、《郭泰碑》两篇,都无亏于所称扬的人;此外,《汝南周勰碑》、《太傅胡广碑》等篇,无不写得清晰允当。蔡邕的碑文,在叙事上全面而扼要;词采上雅正而润泽;文词清晰而又变化无穷,新义巧出而又超然卓立。考察他写碑文的才能,是自然而来的。孔融写碑文,就有学习蔡邕的地方。他的《卫尉张俭碑铭》和《陈碑》两文,言辞巧捷,文采丰富,可算是仅次于蔡邕的作品了。到晋代孙绰,有志于碑诔的写作,他的《温峤碑》、《丞相王导碑》、《太宰郗监碑》和《太尉庾亮碑》等,辞多枝蔓,杂乱无章;只有《桓彝碑》一篇,最为简洁。

是铭刻器物,碑文也就是铭;是根据石碑这个器物来确立“碑”的名称,碑的产生自然先于铭诔。所以,用石刻来赞颂功勋的就属于铭,树石立碑来讲述死者的事就属于诔。

总之,描写过去的事迹,再现死者的容仪,碑诔为此而建立。铭刻美德,记叙言行,文采的运用应当适宜。写其清风,要能如亲见其面;听其文辞,要能如悲声哭泣。碑诔的美好文辞,使人流风余韵,永无止息。[1]

作者简介

刘勰(约公元465——520),字彦和,生活于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中国历史上的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汉族,生于京口(今镇江),祖籍山东莒县(今山东省莒县)东莞镇大沈庄(大沈刘庄)。他曾官县令、步兵校尉、宫中通事舍人,颇有清名。晚年在山东莒县浮来山创办(北)定林寺。刘勰虽任多种官职,但其名不以官显,却以文彰,一部《文心雕龙》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和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2]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