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和人的關係及中國古來對於文學者身分的誤認（茅盾）
作品欣賞
我們試把一部二十四史翻開來，查查它的文苑列傳，我們——如果我們的思想是不受傳統主義束縛的——要有什麼感想？我們試把古來大文學家的文集翻開來，查查他們的文學定義（就是當文學是一種什麼東西），我們更要有什麼感想？
第一，我們查文苑列傳時，一定會看見文學者——詞賦之臣——常被帝王視為粉飾太平的奢侈品，所謂「待詔金馬之門」，名稱是很好聽的，實際上只是帝王的「弄臣」，所以東方朔要忿忿不平，揚雄也要說「雕蟲小技，壯夫不為」；不但帝王是如此，即如達官貴人富商土豪都可以用金錢雇買幾個文學之士來裝點門面，混充風雅。呂不韋一個趙賈，得志後也要招收文人來做部《呂氏春秋》，淮南王梁王等莫不廣收文人，撐撐場面，還欲妄想身後之名；這一類的例，真是不勝枚舉。然而尚算兩漢之時，文人有些褥節，帝王諸侯達官土豪也知道相當的敬重文士呢，下此更不堪說了。所以，在中華的歷史里，文學者久矣失卻獨立的資格，被人認作附屬品裝飾物了。文學之士在此等空氣底下，除掉少數有骨氣的人不肯「為王門箏人」，其餘的大多數，居然自己辱沒，自認是粉飾太平裝點門面的附屬品！豈但肯辱沒肯自認而已，他們還以為「際此盛世」，真是莫大之幸呢！豈但文學之士自己慶幸而已，便是比文學之士略高一些的「史臣」，也要執筆大書特書皇帝陛下如何稽古右文崇獎文士呢！這樣的態度便是我國自來對待文學者的態度了；附屬品裝飾物，便是我國自來文學者的身分了！這種樣的感想，我們看中國史時每每要感觸着的啊！這是第一個了。
第二，文人把文學當做一件什麼東西？這也是不待深思便說得出來的。我們隨便翻那個文學者的集子，總可以看見「文以載道」這一類氣味的話。很難得幾篇文學是不攻擊稗官小說的，很難得幾篇文字是不以「借物立言」為宗旨的。所以「登高而賦」，也一定要有忠君愛國不忘天下的主意放在賦中；觸景做詩，也一定要有規世懲俗不忘聖言的大道理放在詩中。做一部小說，也一定要加上勸善罰惡的頭銜；便是著作者自己不說這話，看的人品的人也一定要送他這個美號。總而言之，他們都認文章是有為而作，文章是替古哲聖賢宣傳大道，文章是替聖君賢相歌功頌德，文章是替善男惡女認明果報不爽罷了。這是文學者對於文學的一個見解。還有一個絕相反而同是不合理的見解，就是只當作消遣品。得志的時候固然要借文學來說得意話，失意的時候也要借文學來發牢騷；原來文學誠然不是絕對不許作者抒寫自己的情感，只是這情感決不能僅屬於作者一己的一時的偶然的。屬於作者一己的一時的偶然的，誠然也能成為好的美的文學作品，但只是作者一人的文學罷了，不是時代的文學，更說不上什麼國民文學了。我國古來的文學大半有這缺點。所以綜合地看來，我國古來的文學者只曉得有古哲聖賢的遺訓，不曉得有人類的共同情感；只曉得有主觀，不曉得有客觀；所以他們的文學是和人類隔絕的，是和時代隔絕的，不知有人類，不知有時代！這便是我們翻開各家集子搜尋他們文學定義時常常要觸着的感想了！這是第二了。
從這兩種感想便又帶着來了第三個感想：我們中華的國民文學為什麼至今未確立，我們中華的文學為什麼不能發達的和西洋諸國一樣？這也不待深思而立刻可以回答的。這都因我們一向不知道文學和人的關係，一向不明白文學者在一國文化中的地位，所以弄的如此啊！
且慢講什麼是文學和人的關係，先看一看世界文學的進化是經過怎樣一個過程來的。我們應曉得以上所述的一二兩個感想倒也不是專限於中國，我們讀任何國的文學史時都不免有這個感想。譬如英國罷，英國也經過朝廷獎重文學後貴閥巨室獎重文學的時代，和我國的情形差不多。所不同者，他們文學者自身對於文學的觀念，卻和我國大不相同。他們不曾把文學當做聖賢的留聲機，不知道「文以載道」「有為而作」，他們卻發見了一件東西叫作「個性」，次第又發見了社會，國家，和民眾，所以他們的文學，進化到了現在的階段。
文學進化已見的階段是：（太古）（中世）（現代）
個人的——帝王貴閥的——民眾的這上兩階段，他們都曾經過，和我們一樣，我們現在是從第二段到第三段的時期，我們未始不可以在極短的時間內趕上去，我們安得自己菲薄？
文學和人的關係也是可以幾句話直截了當回答的。文學屬於人（即著作家）的觀念，現在是成過去的了；文學不是作者主觀的東西，不是一個人的，不是高興時的遊戲或失意時的消遣。反過來，人是屬於文學的了。文學的目的是綜合地表現人生，不論是用寫實的方法，是用象徵比譬的方法，其目的總是表現人生，擴大人類的喜悅和同情，有時代的特色做它的背景。文學到現在也成了一種科學，有它研究的對象，便是人生——現代的人生；有它研究的工具，便是詩（Poetry）
劇本（Drama）說部（Ficton）。文學者只可把自身來就文學的範圍，不能隨自己喜悅來支配文學了。文學者表現的人生應該是全人類的生活，用藝術的手段表現出來，沒有一毫私心不存一些主觀。自然，文學作品中的人也有思想，也有情感，但這些思想和情感一定確是屬於民眾的，屬於全人類的，而不是作者個人的。這樣的文學，不管它浪漫也好，寫實也好，表象神秘都也好；一言以蔽之，這總是人的文學—－真的文學。
這樣的人的文學——真的文學，才是世界語言文字未能劃一以前底一國文字的文學。這樣的文學家所負荷的使命，就他本國而言，便是發展本國的國民文學，民族的文學；就世界而言，便是要聯合促進世界的文學。在我們中國現在呢，文學家的大責任便是創造並確立中國的國民文學。改正古人對於之學的見解，如上面所說的，這是現在研究文學者的責任了；提高文學者的身分，覺悟自己的使命，這更是我們所決不可忘的啊！
「我來服役於人，非服役人」，文學者必不可不如此想。文學家是來為人類服務，應該把自己忘了，只知有文學；而文學呢，即等於人生！這是最新的福音。我國文學的不發達，其患即在沒有聽到這個福音，錯了路子；並非因為我們文學家沒有創造力，不曾應用創造力！文學家對於文學本意的誤認及社會上對於文學家責任的誤認，尤是錯了路子的根本原因。
所以我們現在的責任：一方是要把文學與人的關係認得清楚，自己努力去創造；一方是要校正一般社會對於文學者身分的誤認。「裝飾品」的時代已經過去，文學者現在是站在文化進程中的一個重要分子；文學作品不是消遣品了，是溝通人類感情代全人類呼籲的唯一工具，從此，世界上不同色的人種可以融化可以調和。而在我們中國的文學者呢，更有一個先決的重大責任，就是創造我們的國民文學！[1]
作者簡介
茅盾，原名沈德鴻，字雁冰。浙江桐鄉人。中國現代著名作家、文學評論家、文化活動家以及社會活動家，五四新文化運動先驅者之一，我國革命文藝奠基人之一。 1896年7月4日生於浙江桐鄉縣烏鎮。這是個太湖南部的魚米之鄉，是近代以來中國農業最為發達之區，它毗鄰着現代化的上海，又是人文薈萃的地方，這裡成就了茅盾勇於面向世界的開放的文化心態，以及精緻入微的筆風。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期，稍稍平穩便秘密寫作《霜葉紅似二月花》的「續稿」和回憶錄《我走過的道路》。茅盾於1981年3月27日辭世。[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