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身分的误认（茅盾）
作品欣赏
我们试把一部二十四史翻开来，查查它的文苑列传，我们——如果我们的思想是不受传统主义束缚的——要有什么感想？我们试把古来大文学家的文集翻开来，查查他们的文学定义（就是当文学是一种什么东西），我们更要有什么感想？
第一，我们查文苑列传时，一定会看见文学者——词赋之臣——常被帝王视为粉饰太平的奢侈品，所谓“待诏金马之门”，名称是很好听的，实际上只是帝王的“弄臣”，所以东方朔要忿忿不平，扬雄也要说“雕虫小技，壮夫不为”；不但帝王是如此，即如达官贵人富商土豪都可以用金钱雇买几个文学之士来装点门面，混充风雅。吕不韦一个赵贾，得志后也要招收文人来做部《吕氏春秋》，淮南王梁王等莫不广收文人，撑撑场面，还欲妄想身后之名；这一类的例，真是不胜枚举。然而尚算两汉之时，文人有些褥节，帝王诸侯达官土豪也知道相当的敬重文士呢，下此更不堪说了。所以，在中华的历史里，文学者久矣失却独立的资格，被人认作附属品装饰物了。文学之士在此等空气底下，除掉少数有骨气的人不肯“为王门筝人”，其余的大多数，居然自己辱没，自认是粉饰太平装点门面的附属品！岂但肯辱没肯自认而已，他们还以为“际此盛世”，真是莫大之幸呢！岂但文学之士自己庆幸而已，便是比文学之士略高一些的“史臣”，也要执笔大书特书皇帝陛下如何稽古右文崇奖文士呢！这样的态度便是我国自来对待文学者的态度了；附属品装饰物，便是我国自来文学者的身分了！这种样的感想，我们看中国史时每每要感触着的啊！这是第一个了。
第二，文人把文学当做一件什么东西？这也是不待深思便说得出来的。我们随便翻那个文学者的集子，总可以看见“文以载道”这一类气味的话。很难得几篇文学是不攻击稗官小说的，很难得几篇文字是不以“借物立言”为宗旨的。所以“登高而赋”，也一定要有忠君爱国不忘天下的主意放在赋中；触景做诗，也一定要有规世惩俗不忘圣言的大道理放在诗中。做一部小说，也一定要加上劝善罚恶的头衔；便是著作者自己不说这话，看的人品的人也一定要送他这个美号。总而言之，他们都认文章是有为而作，文章是替古哲圣贤宣传大道，文章是替圣君贤相歌功颂德，文章是替善男恶女认明果报不爽罢了。这是文学者对于文学的一个见解。还有一个绝相反而同是不合理的见解，就是只当作消遣品。得志的时候固然要借文学来说得意话，失意的时候也要借文学来发牢骚；原来文学诚然不是绝对不许作者抒写自己的情感，只是这情感决不能仅属于作者一己的一时的偶然的。属于作者一己的一时的偶然的，诚然也能成为好的美的文学作品，但只是作者一人的文学罢了，不是时代的文学，更说不上什么国民文学了。我国古来的文学大半有这缺点。所以综合地看来，我国古来的文学者只晓得有古哲圣贤的遗训，不晓得有人类的共同情感；只晓得有主观，不晓得有客观；所以他们的文学是和人类隔绝的，是和时代隔绝的，不知有人类，不知有时代！这便是我们翻开各家集子搜寻他们文学定义时常常要触着的感想了！这是第二了。
从这两种感想便又带着来了第三个感想：我们中华的国民文学为什么至今未确立，我们中华的文学为什么不能发达的和西洋诸国一样？这也不待深思而立刻可以回答的。这都因我们一向不知道文学和人的关系，一向不明白文学者在一国文化中的地位，所以弄的如此啊！
且慢讲什么是文学和人的关系，先看一看世界文学的进化是经过怎样一个过程来的。我们应晓得以上所述的一二两个感想倒也不是专限于中国，我们读任何国的文学史时都不免有这个感想。譬如英国罢，英国也经过朝廷奖重文学后贵阀巨室奖重文学的时代，和我国的情形差不多。所不同者，他们文学者自身对于文学的观念，却和我国大不相同。他们不曾把文学当做圣贤的留声机，不知道“文以载道”“有为而作”，他们却发见了一件东西叫作“个性”，次第又发见了社会，国家，和民众，所以他们的文学，进化到了现在的阶段。
文学进化已见的阶段是：（太古）（中世）（现代）
个人的——帝王贵阀的——民众的这上两阶段，他们都曾经过，和我们一样，我们现在是从第二段到第三段的时期，我们未始不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赶上去，我们安得自己菲薄？
文学和人的关系也是可以几句话直截了当回答的。文学属于人（即著作家）的观念，现在是成过去的了；文学不是作者主观的东西，不是一个人的，不是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反过来，人是属于文学的了。文学的目的是综合地表现人生，不论是用写实的方法，是用象征比譬的方法，其目的总是表现人生，扩大人类的喜悦和同情，有时代的特色做它的背景。文学到现在也成了一种科学，有它研究的对象，便是人生——现代的人生；有它研究的工具，便是诗（Poetry）
剧本（Drama）说部（Ficton）。文学者只可把自身来就文学的范围，不能随自己喜悦来支配文学了。文学者表现的人生应该是全人类的生活，用艺术的手段表现出来，没有一毫私心不存一些主观。自然，文学作品中的人也有思想，也有情感，但这些思想和情感一定确是属于民众的，属于全人类的，而不是作者个人的。这样的文学，不管它浪漫也好，写实也好，表象神秘都也好；一言以蔽之，这总是人的文学—－真的文学。
这样的人的文学——真的文学，才是世界语言文字未能划一以前底一国文字的文学。这样的文学家所负荷的使命，就他本国而言，便是发展本国的国民文学，民族的文学；就世界而言，便是要联合促进世界的文学。在我们中国现在呢，文学家的大责任便是创造并确立中国的国民文学。改正古人对于之学的见解，如上面所说的，这是现在研究文学者的责任了；提高文学者的身分，觉悟自己的使命，这更是我们所决不可忘的啊！
“我来服役于人，非服役人”，文学者必不可不如此想。文学家是来为人类服务，应该把自己忘了，只知有文学；而文学呢，即等于人生！这是最新的福音。我国文学的不发达，其患即在没有听到这个福音，错了路子；并非因为我们文学家没有创造力，不曾应用创造力！文学家对于文学本意的误认及社会上对于文学家责任的误认，尤是错了路子的根本原因。
所以我们现在的责任：一方是要把文学与人的关系认得清楚，自己努力去创造；一方是要校正一般社会对于文学者身分的误认。“装饰品”的时代已经过去，文学者现在是站在文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分子；文学作品不是消遣品了，是沟通人类感情代全人类呼吁的唯一工具，从此，世界上不同色的人种可以融化可以调和。而在我们中国的文学者呢，更有一个先决的重大责任，就是创造我们的国民文学！[1]
作者简介
茅盾，原名沈德鸿，字雁冰。浙江桐乡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化活动家以及社会活动家，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之一，我国革命文艺奠基人之一。 1896年7月4日生于浙江桐乡县乌镇。这是个太湖南部的鱼米之乡，是近代以来中国农业最为发达之区，它毗邻着现代化的上海，又是人文荟萃的地方，这里成就了茅盾勇于面向世界的开放的文化心态，以及精致入微的笔风。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稍稍平稳便秘密写作《霜叶红似二月花》的“续稿”和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茅盾于1981年3月27日辞世。[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