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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学指有关教会的神学。教会只有一个，但教会学自古以来却具不同内容。教会起源于耶稣，新约时代已经称之为“基督的教会”(罗十六16)。

神学（theology），又称圣经学。是欧洲著名的经院哲学的前身。最早的神学起源于圣保罗，圣保罗用基督的话语来解释天地奥秘、人生百态，遂成神学之基础。5世纪左右，圣安东尼奥用圣经来补充他自己的元素论，进一步为神学奠定基础。到了中世纪早期，神学家只是对基督教的圣经、信条加以阐述，或对文献、经籍的一些段落进行注释。到11世纪，神学命题日益以问题的形式提出。在回答这些问题时，人们将正反两面的理由或意见列举出来，然后加以分析，得出结论。当时称这种方法为辩证法。而辩证法也成为经院哲学的基础。并日益成为神学的理论基础。而教授神学的学校即为神学院。最早的神学院是的巴黎大学，罗马大学后来居上，成为当时罗马教廷名下的第一神学院。13至15世纪的枢机主教大多从这里毕业。当今的罗马教皇本笃十六世也是罗马大学神学院的神学院长。

天主教教会学

几乎所有梵二颁布的宪章、法令、宣言都直接或间接地表达它意识中经验到的教会。事实上，这是一个教会自我反省的大公会议。1975年，大公会议闭幕后的十年，世界主教特别会议上指出共融教会学是梵二的基本中心概念。共融基本上是指藉耶稣基督，在圣神内，与天父相通。圣洗是教会内共融的基础，使人进入教会内的共融。领受基督圣体，使所有信徒在基督的奥体─ 教会内亲密的团结在一起。也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发挥梵二的教会学。[1]

教会的生命

1)教会的奥迹性：共融的根源是天主圣三(LG 2-4)，教会是父、子、神的新创造，因此它是奥迹。梵二已经不再企图为教会制造定义，于是试着自各种圣经图像来认识教会(LG67)。三个图像：天主子民、基督奥体和圣神的宫殿，自三个更为重要的角度表达教会的共融奥迹。

2)教会的圣事性：降生成人的耶稣基督是原始圣事，他是教恩的象征。因此教会实是基本的圣事，它是基督救恩的象征。梵二称它“好像是在基督内的一件圣事，就是说，它是与天主结合，以及整个人类团结合一的记号和工具”(LG 1)。这综合了教会有形与精神两面。而这两面即信、望、爱三德的团体和圣徒组织的社团是互相结合为一的(LG 8)。如此梵二修正了中古以来的制度模型的教会学，但并不忽视教会的结构。反而由于教会的圣事性，肯定主教职务由圣秩圣事授与(LG 21)，使结构与恩宠相合。如此超越很久以来治权与圣秩之距离。这是梵二教会学的大贡献。

3)教会的团体性：圣事性的共融指向古代教会强调的主教团(LG 22)，恢复大公教会与地方教会的正确关系。同时也肯定天主子民的圣统性共融，一方面职务分明，另一方面基本平等，教会中的参与和共同负责得以清楚肯定。此与“完整社会”的教会学模型有所不同，后者偏重法律与权力，对于教友的地位比较消极，远不如梵二一般指出教友的“信仰虔诚”与“神恩”(LG 12)；此有赖于基督身体与圣神的宫殿二个教会图像的启示(LG11)。

4)教会的历史性：天主子民图像为教会表达出救恩史幅度。基督是救恩史的圆满与高峰，因此教会是末世性的救恩团体：由于它已经得救但尚未完全实现，表达出旅途的张力。教会是圣的也是有罪的，为此梵二大公会议自认常应悔改与革新。同时旅途教会跟随基督背负十字架，遭受苦难；它也得与贫穷受迫、痛苦被辱的人类走在一起，所以它是贫穷人的教会。

旅途教会还不完美，甚至它自身遭受分裂的伤痛。梵二大公会议自这角度承认教会需要合一。为此，一方面它在自身保有一切得救的方法中肯定分裂团体的教会因素，(LG 15)。另一方面坚持合一运动的必需性(UR)。

5)教会与天国：梵二大公会议的教会学，使它发现与耶稣传报的天国、以及与天国来临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的。过去不加分析地将二者相等的思想已不再重复。但由于天国与教会都是动态的实体，因此二者之关系无法一言以蔽之。比较代表梵二思想的是二者密不可分；教会在旅途之中，是天国业已来临的标记、真实的标记。天国在它的生命中象征性地实施；它为天国作证。但它也不断地祈求：愿你的国来临(LG 5，6)。[1]

教会的使命

1975年特别世界主教会议，对于教会在现代世界的使命，回应梵二《牧职》(GS)宪章说：“教会即是共融，它是世界得救的圣事。为此，我们肯定的说，教会牧职宪章是十分重要尚且十分切合现代需要的。可是，我们也发现目前的时代讯号，却多已和梵二大公会议时代的不同。今天在世界各地，我们可以看到饥饿、压迫、不正义正在直线上升；战争带着它的痛苦在不少地方肆虐，恐怖主义与暴力以各色各样的方式到处猖獗。这一切迫使我们再次作更深入的神学反省，使能以福音之光解释这些时代讯号”(结束报告)。

虽然环境有所不同，但梵二《牧职》宪章视教会为仆人的图像一直延续在天主子民的经验中。同时梵二所重现的实践教会使命的各种途径，继续影响今日教会。1990年当今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为了纪念《教会传教工作法令》(AG)签署二十五年，颁布了《救主的使命》(Redemptoris missio)通谕。教宗列举实践使命的途径，莫不都以梵二文献作为根据：

1)生活见证：这是传播福音的最先的形式。“凡是基督信徒，无论是在何处，都必须以自己的生活和主张，给人建立善表，证明自己在领洗时，已经重生，成为新人，且因坚振圣事，而为天主圣神的神力所坚强”(AG 11)。

2)宣报基督、归依与授洗：这是使命的核心与基础(AG 13-14)。

3)建立地方教会与本地化：“这种教友团体靠本民族的文化资产，要深深植根于民众间”(AG 15)，但教会即是至一而又多型的，它在全世界文化中吸取积极的价值。不过本地化并非只是外在的适应，而是指真正的文化价值整合在基督宗教中而发生的变化，同时使基督宗教扎根在人类的不同文化中。

4)宗教交流：梵二大公会议表示教会并不排斥其他宗教所拥有的真理与圣善。而且还敦劝信徒承认、保护与促进它，也鼓励以明智与爱德，同其他宗教的信徒交流和合作(NAE2)。

5)促进人类的发展：这是《牧职》宪章的全部内容，表示“我们这时代的人们，尤其贫困者和遭受折磨者，所有的喜乐与期望、痛苦与焦虑，亦是基督信徒的喜乐与期望、痛苦与焦虑。凡属于人类的种种，在基督信徒心灵内，莫不有所反映”(GS 1)。

根据上述的各种使命途径，足够在教会行动中看出梵二的教会学。

《神学辞典》“教会学”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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