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李景宽)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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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是中国当代作家李景宽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我的母亲
转眼间，母亲仙逝十五年了。写母亲在心中酝酿已久，只是迟迟没有动笔，总觉得无从下笔，母亲做的那些事太普通了，想不起来都有哪些事值得写，但一想起母亲便让我心里难以平静。这些年来步入老境，记忆力大不如前，逐渐把母亲淡忘了，只是偶尔还能因为什么事情勾起来而想起母亲。
母亲出生在旧社会，家里在县城经营大车店，家境比较富裕。三个哥哥、一个姐姐，她是排行最小，和姐姐相差十六岁，在家里自然受到宠爱。十二岁那年，精明能干的姥姥病逝了。大车店经营不善，不得不兑了出去。
母亲和父亲的姻缘也算巧合，姥爷和祖母相识，父亲长得眉清目秀，聪明伶俐，还有很好的木匠手艺，教他手艺的是祖父。那个时代对手艺人格外看重，一招鲜，吃遍天嘛。姥爷打听到父亲的生辰和属相，父亲属小龙（蛇），母亲属大龙，比父亲大一岁。俗话说，“女大一，抱金鸡”。于是，姥爷托媒，这门亲事就成了。
母亲和父亲结了婚，来到这个木匠之家。时逢东北已经光复，我家在县城东南城乡交界的民主街盖了三间土平房，还有半亩隙地种植应时的蔬菜。祖母想控制儿媳，结婚当天便先让她难堪。那个时代新娘进门首先要给婆婆点烟，母亲很恭敬地给婆婆的旱烟袋里装了烟，划火点烟时，连划三根火柴，就是点不着，把母亲羞臊得满脸通红。是母亲的老叔看出了门道，夺下烟袋杆，拔下玉石烟袋嘴，发现有一根笤帚篾儿塞住了烟道。祖母辩称，她透烟袋忘了拔出来，显然，这是欲盖弥彰。母亲首次领教了婆婆的刁钻，在心里投下了忌惮的阴影。
婚后，母亲处处受到婆婆掣肘，挑肥拣瘦，鸡蛋里挑骨头，做饭不是硬了，就是软了；做菜不是咸了，就是淡了；洗衣服不是胰子（肥皂）抹多了，就是嫌没洗干净，一天净找儿媳楞缝谁能受得了。母亲在家受宠惯了，冷丁遇上如此刁钻的婆婆，自然不能屈服，于是，婆媳战争就此开始了。
母亲是要面子的人，与祖母争吵深怕被邻里听见，声音尽量压低，出言也要斟酌再三。而祖母却故意大嗓门儿，恨不得让四邻都听见，说话像连珠炮一般，母亲还没等想出下句，思路就被打断了，连话语权都抢夺不上。每次争吵，自然败北，只能无声地落下委屈的泪水。
父亲是位孝子，下班回来，祖母抢先告状，父亲不分青红皂白对母亲一顿喝斥，母亲进行申述，祖母没理辩三分。父亲明明听出是祖母不对也不便说祖母，只能责难母亲。好在祖父公平，祖母再造次也不敢大出格。母亲受了委屈，不但得不到丈夫的抚慰，还遭到责难，更加憋屈，郁郁寡欢。
尽管婆媳不和，母亲该给公婆洗衣、做饭照常进行，饭菜端上桌，好饭好菜让给公婆吃，她吃剩饭剩菜，这是情愿的，浪费心疼，也是当儿媳的本分。吃饭时，老太太说话轻了重了绝不回敬，深怕婆婆吃饭生气坐下病根儿。
每次母亲回到娘家，大舅妈问她在婆家咋样，她只是点头说好。大舅妈从母亲的眼神里看出了忧郁，叫她把苦水倒出来，好给她去出气。母亲硬是打破门牙往肚里咽，生怕事情闹大了不好收场，再说，脸上也无光。相信将心比心，慢慢磨合吧。那时候的妇女都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扁担扛着走，母亲当然也不例外。
我出生后，全家大喜过望，父亲单传，总算有了传宗接代的男孩。我刚满月，新中国成立了。翌年4月30日颁布了婚姻法，妇女地位提高了。有了婚姻法做主，母亲不愿再受婆婆的气，本想离婚算了，可是，看看膝下的我，心软了，我是她身上掉下的肉，舍不得抛下我，更担心我会受后妈的虐待。倘若把我领走，母亲没有经济来源，怕养不活我。所以，她只好忍气吞声，捱着日子。
家里生活拮据，母亲过门就没吃上多少油水，生下我没有奶水，买不起奶粉或牛奶，只好把粥捣烂喂我。我完全可以想象，每次母亲喂我烂米粥时，她是多么难过和无奈啊！我没有奶水吃，整天哭闹，让母亲多么揪心。屙屎撒尿没有遍数，母亲还要为我一遍遍地擦洗。就拿洗澡来说吧，那时只能在灶上用大锅烧水，先要抱柴禾，引火，拉风箱，把煤火烧着。我睡着还好，若醒着母亲不在身边必然哭闹，母亲只得两头跑。祖母上前抱我还好，她若看母亲笑话不管我，母亲何其难也。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母亲是怎么一天天熬过来的呀！况且送走了上一年，又要熬下一年。
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呀。更何况我下生就吃烂米粥，营养不良，脾胃受损，免疫力低下，头疼脑热那是经常发生的。一旦病重了，母亲还得抱我去看医生，担惊受怕可想而知。我得了病，全家对母亲怒目而视，怨她没有看护好。祖母若从中挑火，母亲必然受到父亲责难，父亲脾气不好，甚至拳脚相加。母亲为我受了多少苦，数也数不清啊！
总算把我将养到五岁，母亲实在忍受不了祖母一次次地“作妖”，父亲一回回地责难，终于有一天鼓起勇气提出和父亲离婚。我在自传中曾这样写道：
“那是个阴霾天气，母亲领着我在前面默默地走，父亲在后面默默地跟随。我不知道他们要上哪去，但我知道他们是去离婚。走在大街上，不知从哪个商店传来唱机里唱的评剧《小二黑结婚》。妇女要翻身，妇女要自由，已经成为那个时期主旋律。到了那个专管离婚的部门，只见那里排着长队。母亲看一眼父亲，走过去排队。父亲看一眼母亲，也走过去排队。我夹在父母中间，不愿离开半步。
不知过了多久，我肚子咕咕叫了。父亲听到了，出去买回两根麻花。在递给我麻花时，我看见父亲的目光是那样无奈，那样依依不舍。父亲手里还剩下一根麻花，迟疑了一下递给了母亲。母亲说：‘你吃吧。’‘吃不下。’父亲说。此时，父母的对话，全没了火气。父亲坚持要母亲吃。母亲接过麻花时，手微微地颤抖，拿着麻花没有吃。这时，母亲已经排到了，她犹豫了一下，回头看了父亲一眼，说，咱们回去吧。父亲忙不迭地说，嗯哪，回家，回家！拉着我的手逃也似地离开了。
从此，父母的关系有了改善。祖母见无隙可钻了，霸气也收敛了许多。”
当我能走能跑时，便由祖母看护。母亲托人找工作，在皮毛厂当了临时工，用缝纫机制作棉帽胎，起早贪晚加工。每天还要做早、晚饭，中午带饭。母亲干得很起劲儿，终于走出家门，免于受婆婆气。自己能挣钱了，腰杆也硬实了。下班回到家，祖母早已把锅灶里的煤火烧旺，有时还把粥煮好了。母亲有时也有回报，用加班费买回糖果，先给公婆，然后给我，还时常给祖父买烧酒。
有一次，母亲在班上干活，不慎被缝纫机针扎透了左手拇指，她没有声张，忍着巨大的疼痛，用右手转着机轮，才把缝纫机针慢慢摇上升，将左手拇指抽出来，包扎一下，又继续干活。
皮毛厂裁员时，临时工一律裁下来了。母亲用干活积攒的钱买了一台缝纫机，在成衣铺接活拿到家里加工。她的活好，码的针脚匀称，做工板正，受到客户好评。母亲还会绣花，枕头套、门帘、鞋面，都绣上花草和云子卷。母亲干净整洁，这个优长恰好跟祖母一致。祖母跟邻居说，儿媳干净利索劲儿像她。母亲饭菜做得香，同样的主料、佐料，到了母亲的手里就能做出色香味俱佳的菜肴。对此，祖母跟邻居说，敢是她家开过大车店，整天煎炒烹炸，熏都熏会了。
五十年代全社会开展扫文盲运动，识字不多的母亲白天加工服装，晚上上夜校学习。教识字的是一位男老师，残疾人，脖子缩进脖腔内，不能转头，要转头先转身，他对人和蔼，有时来我家检查母亲的作业。祖母本来就不愿意叫儿媳上夜校，男男女女混杂她看不惯。这位男老师每次来，祖母便用乜斜的眼光瞅他，还用小话磕打他。他走后，母亲便对祖母说，别这样对待老师，况且人家还是残疾人。祖母嗔怪她向着别的男人说话，母亲受不了这种侮辱，自然又引起吵架。母亲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坚持上夜校学习。两年后，千余个常用字基本学会了。
父亲响应政府“支援祖国大西北建设”的号召，报名到兰州搞工程建筑，当了工长。后来，又到青海西宁施工。父亲常年不在家，母亲在家里的责任更重了，上要照顾公婆，下要伺候我，还要接活干，每天做三顿饭，缝缝补补，洗洗涮涮。
三年困难时期，供应粮大大缩减，吃不饱饭，母亲、祖母、祖父上大地挖野菜，带回来充饥。那时，我已经上小学念书了，每当吃菜团子就呕吐。母亲每顿做三样饭，苞米面窝头给我吃，苞米面掺点野菜蒸干粮给公婆吃，她吃野菜团。我把窝头往母亲嘴里塞，母亲说啥也不吃。她说，爷爷奶奶都舍不得吃，准守出粮食给你吃，妈更不能吃。在那艰苦的岁月里，母亲的行动感动了祖母，婆媳关系有了很大改善。
父亲在青海双腿患了严重的关节炎，还拄双拐坚持上班。单位领导怕他瘫痪，强行给他买车票，把他送上火车让他回家疗养。父亲回来了，单位随后把他的工作关系、粮食关系和户籍也迁了寄回来。母亲又要服侍父亲，父亲因为不能走路，工作关系迟迟不能落到原单位，因此没有工资，全家就靠母亲接缝纫活养活一家老小。这期间，祖母很少挑母亲的毛病，而且主动把家里的财务大权交给了母亲。父亲在家休养了一年，双腿刚有好转，就回原单位上班了。困难时期度过去了，父亲月薪120元，在六十年代工人中属于高薪。母亲精打细算，小日子还算殷实。
七十年代初，我经过炼狱般的文化浩劫，终于分配在塑料厂当徒工。我由于在中学就迷上了文学创作，在工厂仍然坚持业余写作，在家乡小有名气。虽然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可我钻进书本里，对婚事不闻不问。母亲着急了，便替我做主，要我娶姨妈家的表妹英子。母亲说，英子能干、闯荡、孝顺，她要是给我当儿媳妇，我老了她能伺候我，我这辈子受苦也值了，说着还掉了眼泪。我也喜欢英子，但囿于表兄妹关系我没往这上想，经母亲声泪俱下的说服，我自然就同意了。
那个年代婚姻法没有限制近亲结婚，社会上也没有优生的说法，我娶了英子为妻，的确如母亲所说，英子会操持家务，是母亲的好帮手。祖父、祖母先后辞世，多年媳妇熬成了婆，母亲事无巨细，都跟英子商量，婆媳和睦相处。
七十年代后期恢复了高考制度，我考上了省艺校编剧大专班。毕业后，分配到齐齐哈尔当编剧，把妻儿三口带去了。母亲很失落，也很无奈。她一心扑实想等到老了让英子伺候，结果却离她远了。
我每年多次到省城开会，借机便回家看望父母。母亲没出过远门，最远的到过哈尔滨。我搬到齐齐哈尔第十二个年头，利用在省城开完会返回的机会接母亲乘火车上齐齐哈尔。那时，我家已搬进文化宿舍楼六年了，生活条件甚好，母亲住了半个月，两个孙子围在奶奶身边，天伦之乐让母亲心情舒展。英子和我陪老人家上扎龙自然保护区、明月岛、齐齐哈尔公园游玩，母亲很开心，每次照相都面露笑容。临走时，英子给她制作了一件毛料毛领棉大衣、呢子上衣。她多么希望我们能和她在一起生活啊！
我在齐齐哈尔工作了十六年，终于被调至省戏剧工作室主办的《剧作家》杂志社当编辑，由于不坐班，实行每周一例会制，便把家安置在家乡，这下可随了母亲心愿。父母图清静，租房居住。我们常拎着东西去探望，母亲有事愿意和英子商量，需要出面办的事由英子去办。父母若偶染疾病住院，皆以英子为主跑前跑后，弟弟、弟媳、妹妹、妹夫们协助。七年后，母亲不幸患了肺癌，我们兄妹换班日夜看护母亲，在母亲生命弥留之际，英子及时地给她穿上了事先缝制好的里外三新的寿衣，老人家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母亲走了，我觉得最对不起母亲的是我在她老人家面前很少叫“妈”，这是有原因的。原来，由于我身上有个姐姐生下没几天夭折了，身下有个弟弟生下没几天也夭折了，人说我命硬，叫我克的。祖母向算卦先生求破解之法，让我认一棵老榆树为“干妈”，从此管母亲改口叫“娘”。我不愿意叫“娘”，仍然叫妈，母亲不答应，无奈只好改口。等我长大了，禁忌取消了，再改口叫“妈”，我倒不习惯了。对此，母亲常常埋怨我“连妈都不愿意叫”。离她远了，每次见面，我都妈长妈短地叫着，让她老人家高兴。然而，命运却给我们母子见面的机会终究太少太少了。
母亲生育六个儿女，都是她一口口喂养大的。她从来没有向子女索要过东西，都是大家主动送去，她总是抱怨买多了。她直到晚年也很干净、利索，就是在病重期间，也是穿着整洁，头发梳得光光的，鞋面总是一尘不染。
母亲仙逝后，每当我在外面偶尔看见个头不高、梳着齐耳的短白发、干净整洁的老妪在我前面走，觉得很像母亲，明明知道那仅仅是像而已并非是母亲，也要紧走几步越过这位老人，然后回头看两眼。每每这时候，我的眼泪便不由自主地流淌下来，心里默默地念叨：妈，我的妈妈……[1]
作者简介
李景宽，黑龙江省艺术研究院国家一级编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