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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午上高宗封事》是胡铨写的一篇文章,内容是什么,来了解一下吧。   

原文

臣谨按②:王伦本一狎邪小人,市井无赖③,顷缘宰相无识,遂举以使虏④。专务诈诞,欺罔天听⑤,骤得美官⑥,天下之人切齿唾骂。今者无故诱致虏使,以诏谕江南为名⑦,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刘豫我也⑧!刘豫臣事丑虏,南面称王⑨,自以为子孙帝王万世不拔之业,一旦豺狼改虑,捽而缚之,父子为虏⑩。商鉴不远,而伦又欲陛下效之(11)!

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12)。奈何以祖宗之天下为金虏之天下,以祖宗之位为金虏藩臣之位(13)! 陛下一屈膝,则祖宗庙社之灵尽污夷狄(14),祖宗数百年之赤子尽为左衽(15),朝廷宰执尽为陪臣(16),天下之士大夫皆当裂冠毁冕,变为胡服(17),异时豺狼无厌之求(18),安知不加我以无礼如刘豫也哉! 夫三尺童子,至无识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则怫然怒(19); 今丑虏则犬豕也,堂堂大国,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20),而陛下忍为之邪?

伦之议乃曰(21): “我一屈膝,则梓宫可还,太后可复,渊圣可归,中原可得(22)。” 呜呼! 自变故以来,主和议者,谁不以此说啗陛下哉(23)?然而卒无一验,则虏之情伪已可知矣(24)。而陛下尚不觉悟,竭民膏血而不恤(25),忘国大仇而不报,含垢忍耻,举天下而臣之甘心焉(26)。就令虏决可和,尽如伦议,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27)?况丑虏变诈百出,而伦又以奸邪济之(28),则梓宫决不可还,太后决不可复,渊圣决不可归,中原决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复伸,国势陵夷(29),不可复振,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矣。

向者陛下间关海道(30),危如累卵,当时尚不忍北面臣敌,况今国势稍张(31),诸将尽锐,士卒思奋(32)。只如顷者敌势陆梁,伪豫入寇(33),固尝败之於襄阳,败之於淮上(34),败之於涡口,败之於淮阴(35),较之往时蹈海之危,固已万万(36)。倘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则我岂遽出虏人下哉(37)?今无故而反臣之,欲屈万乘之尊,下穹庐之拜(38),三军之士不战而气已索(39),此鲁仲连所以义不帝秦(40),非惜夫帝秦之虚名(41),惜夫天下大势有所不可也。今内而百官,外而军民,万口一谈(42),皆欲食伦之肉。谤议汹汹(43),陛下不闻,正恐一旦变作,祸且不测。臣窃谓不斩王伦,国之存亡未可知也。

虽然,伦不足道也,秦桧以心腹大臣而亦为之(44)。陛下有尧、舜之资,桧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导陛下为石晋(45)。近者礼部侍郎曾开等引古谊以折之(46),桧乃厉声责曰: “侍郎知故事,我独不知!”则桧之遂非愎谏(47),已自可见。而乃建白(48),令台谏侍臣佥议可否(49),是盖畏天下议己,而令台谏侍臣共分谤耳。有识之士,皆以为朝廷无人,吁,可惜哉! 孔子曰: “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50)。” 夫管仲,霸者之佐耳(51),尚能变左衽之区,而为衣裳之会(52)。秦桧,大国之相也,反驱衣冠之俗(53),而为左衽之乡。则桧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实管仲之罪人矣。

孙近附会桧议,遂得参知政事(54)。天下望治有如饥渴,而近伴食中书,漫不敢可否事(55)。桧曰敌可讲和,近亦曰可和; 桧曰天子当拜,近亦曰当拜。臣尝至政事堂(56),三发问而近不答,但曰 “已令台谏侍从议矣。” 呜呼! 参赞大政徒取容充位如此(57)! 有如虏骑长驱,尚能折冲御侮耶(58)? 臣窃谓秦桧、孙近亦可斩也。

臣备员枢属(59),义不与桧等共戴天。区区之心,愿断三人头,竿之藁街(60),然后羁留虏使(61),责以无礼,徐兴问罪之师(62),则三军之士不战而气自倍。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尔(63),宁能处小朝廷求活邪!

鉴赏

这篇文章是胡铨在绍兴八年 (1138)写给南宋高宗的一篇极其著名奏疏。绍兴七年,金人废掉了傀儡皇帝刘豫,即以被掳的人质,北宋的皇帝和太后为要挟,以当 “儿皇帝”为条件,诱使南宋向金国投降。宋高宗贪图苟且偷安,违反民意,派卖国贼秦桧主持和议,接受向金称臣纳贡的条件。绍兴八年,金人以“诏谕江南” 为名派遣使臣到南宋,要宋高宗拜接“国书”,这对南宋政权是个莫大的侮辱。当时朝野震动,群情激愤,但朝廷大臣摄于秦桧权势,无人敢言。胡铨以大无畏的精神,拍案而起,给宋高宗写了这篇 “封事”,痛斥秦桧、王伦、孙近投降卖国、甘心事仇的罪恶,揭露其对内榨取民脂民膏,对外屈辱求和、认贼为父的可耻行径。整篇文章充满了浩然正气和强烈的爱国精神,大长国人志气,以致“金虏闻之,募其书千金、君臣夺气” (杨万里《胡忠简公文集序》)。此篇文章能流传千古,自有其独到之处。

首先,它体现了一种浩然正气。胡铨作为枢密院一位编修官,位不过七品,他既无岳飞、韩世忠那种金戈铁马、纵横疆场的雄风,也无张浚、赵鼎那种身居高位、参知国政的权势,仅依“国家有难,匹夫有责” 的热情,敢于犯颜直谏,把生死置之度外,实是可敬可佩。一介书生,能站在民族立场上,大义凛然,直言“不斩王伦,国之存亡未可知也”,“秦桧、孙近亦可斩也”,“义不与桧等共戴天”,“愿断三人头,竿之藁街”,说出了众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尔,宁能处小朝廷求活邪”,则充分体现了作者 “死谏” 的决心,是作者崇高的民族气节的高度表现。胡铨所代表的,正是 “为民请命”“舍身取义” 的那种代表中华民族的脊梁的人。

其次,文章义正辞严,有理有据,层层剖析,处处击中要害,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本文自始至终充满着浓烈的斗争精神。开头就迎面痛击议和使臣王伦是“狎邪小人,市井无赖,顷缘宰相无识,遂举以使虏。专务诈诞,欺罔天听,骤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齿唾骂”,矛头直指上层投降派。紧接着对投降派提出的 “我一屈膝,则梓宫可还,太后可复,渊圣可归,中原可得” 的谬论进行驳斥,指出这样一来,除了加重百姓负担,削弱国力以外,其结果只能是“此膝一屈,不可复伸,国势陵夷,不可复振”,“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刘豫我也”。然后对当前形势进行客观的分析,指出 “向者陛下间关海道,危如累卵,当时尚不忍北面臣敌”,如今已是“国势稍张,诸将尽锐,士卒思奋”,比起当年的危急形势好上了千百倍,何况宋军连获大胜,怎么能够乘胜而屈膝呢,应坚决抗战。最后进一步提出 “(王)伦不足道也,秦桧以心腹大臣而亦为之”,才是最大的罪魁祸首,应该斩首,使“三军之士不战而气自倍”,这才是国家复振的惟一道路。充分体现了作者卓越的政治见识,说明外部敌人并不可怕,最危险的敌人是内部的叛臣卖国贼,击中了敌人的要害。这一精辟的议论,使内外敌人胆寒,使金人“自是不敢南顾,二十有四年” (《四朝名臣言行录·胡铨条》),其文分量之重可见一斑。

其三,文章语言犀利,增强了表达效果。它以犀利的语言说出了人们的心里话。当时上疏反对议和的大臣虽然有人,但敢于指名道姓怒斥秦桧、王伦、孙近等人的罪行的,惟有胡铨一人。他不仅请杀秦桧三人,还直言不讳地批评宋高宗,而且言辞峻切。如 “奈何以祖宗之天下为金虏之天下,以祖宗之位为金虏藩臣之位!”“堂堂大国,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为之邪?”“陛下尚不觉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国大仇而不报,含垢忍耻,举天下而臣之甘心焉”,没有满腔热血的爱国热情的人是绝对不敢说的。因此,这篇“封事”一出,即不胫而走,连金人也用万金千方百计购之,可见这篇文章的影响之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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