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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女人(弗兰茨·卡夫卡作品)

《小女人》是奥地利作家弗兰兹·卡夫卡写的短篇小说。

目录

原文

有一个小女人,天生一副苗条的身材,可她还 是把自己的胸束得很紧。我看见她总是穿着同一条连衣裙,布料颜色灰不灰,黄不黄,有几分木头的颜色,连衣裙上挂着几个缨穗或扣子形状、颜色相同的装饰物。她总是不戴帽子,那失去光泽的金发光滑整齐而又很蓬松地披在肩上。虽然她紧束着胸,可她的动作还 是轻盈敏捷,自然,她夸张了这种灵活性,爱把双手叉在腰间,然后上身猛地一下转向侧面。如果要我描述她的手给我的印象的话,那么我只能说,我还 从未见过这么一双细嫩修长、手指界线如此分明的手,然而,她的手绝对没有任何可供人体研究的奇特之处,这完全是一双平平常常的手。

这个小女人对我特别不满,老是对我有所指责,总觉得我待她不公,时时处处惹她生气。假如人们能把生命划分成若干个最细小的部分并对它们分别加以评判,那么,我生命的每个细小部分对她都意味着烦恼和不快。我常想,她为什么感到我在气她,可能是因为我身上的每个细胞都同她的美感、正义意识、传统习惯以及她的期望格格不入。世上人们本来就存在着相互对立的本能,可是她究竟为什么要受此痛苦?我们之间根本就不存在由于我而使她痛苦的关系,她本该认定,视我为一个陌路人,其实我本来就是。我对于她的决定不但不会反对,反而会双手赞同,她只需做出决定,忘掉我的存在。过去,我从未强迫她接受我的存在,而且今后也不会这样做,这样一来,一切痛苦不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时,我会全然不考虑个人得失,也不会计较她的所做所为。自然也使我难受,我不在乎这些是因为我知道,我的不快与她的痛苦相比不足挂齿,况且我当然清楚,这不是爱的痛苦。她绝对没有兴趣促使我变好,而同时她指责我的所有不是也不会影响我的进步。可是,我的进步同她又没有关系,她关心的只是她自己的利益,只想着为我给她带来的痛苦复仇和阻止今后威胁她的痛苦。有一次,我试图向她暗示,如何才能以最好的方法结束这没完没了的烦恼,可是恰恰这使得她陷入感情冲动,以致于我打消了再试一试的念头。

我当然(如果人们要这样想)也承担着一定的责任,因为即使这个小女人对于我来说十分陌生,存在于我们之间的唯一关系就是我给她造成的烦恼,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她让我造成的烦恼,但是,如果她的健康也由于这些烦恼而受到损害,我似乎不该漠然置之。时而有消息传到我耳朵里(近来越来越多),说她早晨起来又一次脸色苍白,失眠过度,头痛难忍,几乎丧失了工作能力,她的家人为此焦虑不安,大家不断猜测她身体不好的原因,可是至今仍不得而知。原因只有我一个人知道,那就是旧的烦恼和新的不快。我当然不会替她的家人分忧。她坚韧刚强,谁有能耐生气,谁大概也就能克服生气带来的后果。我甚至怀疑,她表现的痛苦是在装模作样,至少部分如此,想以此方式引起世人对我的怀疑。坦率地说,她自豪的是我如何以我的存在折磨她。以我之见,她不会向他人求援,这样,她会感到是对自己莫大的耻辱。

她只是出于厌恶——一种持续不断的、永久驱动她的厌恶同我打着交道。把这种不体面的事情向公众说清道明,她感到害臊;但是对此完全沉默,置身于永无休止的压力之下,她又实在无法忍受。于是,她以女人们特有的机灵试图选择一条中间道路:她默不作声,只是想通过一种悄然痛苦的表情把事情推向公众法庭。或许她甚至期望,如果公众把全部目光都集中到我身上,这样就能引起社会对我的公愤,而社会将会用它巨大的威慑手段对我又快又狠地做出最终判决,这种判决比起她那微不足道的个人烦恼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然后,她将“收兵回营”,大松一口气,对我置之不理,她若是真这么想,那她可就搞错了。公众不会接受她所扮演的角色,即使大家用最大倍数的放大镜,从我身上也找不出可以无休止指责的毛病,我不是她所想象的那种无用之辈,我无意炫耀自己,更不想在这件事情上自吹自擂。假如我不是有特殊用途的大好人,那么我也不会引人注目。

只有在她看来,在她那双眼白几乎泛光的眼睛里我才是个窝囊废,她不能说服任何人去相信她那一套。那么,我能在这一点上无动于衷吗?不,当然不能!因为说不定这事哪天确实被张扬出去,说她得病是我的行为所致,另外,几个传播消息最起劲的“密探”正准备洞察一切,或者他们起码会装腔作势,似乎她们已经明察秋毫。这时世人就会来质问我,为什么我本性难移地折磨这个小女人,我是否存心要置她于死地,我何时才能获得理智和常人的同情心从而停止我的所作所为?如果世人这样问我,我将很难回答,我难道能说,我并不大相信她真的得病,这样说会不会给人造成一种开脱罪责、怪罪他人的坏印象呢?并且以如此不巧妙的方式?另外,我似乎可以完全坦率地说,我就是没有同情心(就算我相信她的确有病),因为这个女人我从来就不认识,而且存在于我们之间的关系只是由她制造的,仅仅是她的一厢情愿。

我不想说,人们会不相信我的话,确切地说,人们又信又不信,他们还 根本顾不上考虑这些事情,而只感兴趣于我的答复——有关一个体弱患病女人的答复。这样一来,似乎对我稍有不利。这时无论我怎样回答,世人的无能将顽固地妨碍我在某种情况下,比如我在目前所处的情况下,要避免和那个女人之间存在爱情关系的嫌疑,尽管这种关系显而易见压根就没有。假如我们之间存在爱情关系,而且还 是由于我产生的,那么,我的确会佩服这个小女人判断事物的非凡能力以及进一步完成此事的契而不舍的精神;再假使其上述优点没有增加我的苦恼,那我就更会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然而,她身上绝对没有一丝对我友好的迹象,在这一点上她是诚实可信的,在此也寄托着我最后的希望。假如要人相信我们之间有爱情关系是她的战略计划,那么她就会难于自控地放手去做这件事,可她一次也没有做。但是,在这方面过于迟钝的公众将固执己见,始终作出指责我的决定。

看来,我能做的事只能是趁着世人尚未插手此事时尽量改变自己,我虽然做不到彻底去掉她的烦恼(这绝不可能),但我想设法减轻她的烦恼。我确实常常自问,是否我的现状使我如此心满意足,以致于我根本不想去改变它;假如我自己不作努力,是否没有可能在我身上发生某种改变。我想改变自己,并不是觉得自己有改变的必要,而只是为了使这个女人能够平静下来,我真诚地作过这种尝试,并不是轻轻松松、漫不经心,这甚至使我满足,几乎叫我开心。随后,某些改变出现了,而且很明显,我无需提醒她注意这些改变,这类东西她发现得比我还 要早,她能觉察到我骨子里的意思。

然而,我的努力是徒劳的。怎么可能见效呢?现在我算看清楚了,她对我的不满是根深蒂固的,任何东西也不能消除这种不满,就是我死了她的不满也不会平息,甚至她听到我自杀的消息后仍会盛怒不已。现在,我不可想象,她——这个感觉敏锐的女人——为什么不能像我一样,真正意识到她努力的无望、我的无辜以及我甚至尽了最大心愿满足她要求的无能。她一定意识到了这些,但是作为斗志旺盛的人,她把一切都忘记在斗争的狂热之中。我可悲的特性(天生如此,我无法选择)就在于我想对失去感情控制的人低声提醒他们注意,我们以这种方式自然永远也不会取得相互理解。每当我在一大早的幸福时刻迈出家门时,总会看到这张由于我而愁眉苦脸的面孔,她闷闷不乐地撅着嘴,用一种审视的、而且在考试之前就能看出结果的目光瞟我一眼,即使任何最容易消失的东西也逃不过这一瞥,她姑娘般的面颊上带着苦涩的微笑,一双控诉的眼睛仰望天空,为了稳住身子,她双手叉向腰部,紧接着,在暴怒中脸色变得苍白,浑身开始颤抖。

前不久,我第一次向一个好朋友暗示了这件事(连我自己对此也颇感惊讶),只是轻描淡写,随便说说而已,为了向外界表明这件事情对我微不足道,我一字未提自己苦恼的真情,然而不同寻常的是,这位朋友并未敷衍了事地一听了之,他甚至还 从自己的角度强调了这件事的重要性,说得极其认真并且坚持自己的看法;而更为不同寻常的是,他尽管如此却还 是在重要的一点上低估了这件事本身,因为他郑重其事地建议我外出旅行。他的建议比任何一种建议都更缺乏理智。事情虽然简单,每一个接近它的人都能认清,但是,它们也并不是简单地能够通过我的离开而全部、或者哪怕是最重要的部分得到解决。

恰恰相反,我不能离开。我若要实施任何一项计划,那么这项计划无论如何要将这件事情保留在截至目前狭小的、外界尚未介入的范围之内,这项计划能使我无论在哪里都得到安宁,阻止发生大的、由于这件事而引起的惊动视听的变化,它当然也包括我不向任何人谈论此事。可是这一切并不是因为它是什么阴险的密谋,而是因为它是一件纯粹属于个人并且毕竟容易承受的小事情,而且这件事情应该继续存在。从这层意义上讲,那位朋友的忠告并非无益,他虽然没有教授给我新的东西,但却坚定了我的基本看法。

仔细思考不难看出,那种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的变化并不是事情本身的变化,而是我对事情认识的进一步发展,这种认识一部分变得更为冷静,更具有男人的自信与理智,更接近事物的本质;而另一部分则表现为在某种程度上的焦躁不安,这是由于持续不断的情绪波动的影响,虽然这种波动相当微弱,但还 是无法克服。

我在这件事情面前将更加镇定,因为我相信某种裁决还 不会到来,尽管有时让人感到它似乎就在眼前。人们往往喜欢过高估计各种裁决降临的速度,年轻人尤其如此。每当我的小女法官被我的目光弄得虚弱不堪,斜坐在安乐椅上,一只手抓着安乐椅的靠背,另一只手摆弄着她的紧身胸衣,愤怒和绝望的泪水布满面颊时,我就总想,现在是裁决到来的时候了,我会马上被唤“出庭”,为自己辩护。可是,没有裁决,也没有辩护。女人们太容易受到刺激,而世人却没有时间去注意这一切,这些年来究竟都发生了什么事?除了时多时少重复这些事情外一无所有,并且这类事情越来越多。

有些人只要能找到机会总是爱在这类事情周围游来荡去,乐于参与,可是他们什么机会也找不到,至今只是依赖于嗅觉,嗅觉虽然足够使它们的占有者忙来忙去,却没有其它用途,可是这种现象一直存在。总有那么一些游手好闲之徒和无所事事之辈以狡猾之极的方式(他们最爱用的手段是通过亲属)为他们凑近他人的事情辩解,他们总是暗中窥探,满鼻子里全是嗅觉,然而结果只是一无所获。但是所不同的是,我渐渐认清了他们,能辨别他们的面孔。以前我认为,他们逐渐从各处聚到一起,事态的规模会扩大,从而使得裁决自然产生;今天我才得知,一切历来就已存在,同裁决的到来很少相关或根本无关。

至于裁决,我为什么要给它取上这么一个不同寻常的名字?倘若有朝一日——绝对不是明天、后天,或许永远也不会——公众介入此事(其实这件事跟他们并不相干,我一直会这么说),那么,我虽然不会免受伤害地脱离诉讼,但是人们肯定也会注意到,我并不是没有得到社会的承认,我一向生活在公众的监督之下,充满自信并且赢得了信任。鉴于此,我顺便提一下,这个事后出现的痛苦的小女人充其量只能在别人的奖状上添上几个蹩脚的词藻,而我则会被公众视为奖状上值得人们尊敬的一员;或者某个不同于我的人早会把这个小女人看作是一个专爱纠缠别人的讨厌女人,并且用他的皮靴把这个女人踩得粉碎,而这在公众当中也不会引起反响。这就是事态的现状,我没有理由感到不安。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变得有点心神不定起来,但是这种现象和事情本身没有关系。长期折磨别人使自己难以忍受,即使自己知道她如此生气毫无根据。我变得更加焦躁,开始在一定程度上用躯体窥视等待裁决,尽管从理智上我不相信裁决会到来。部分说来,这也是衰老的征兆,青年人把一切都装扮得漂亮美丽,丑陋的东西消失在他们无穷力量的源泉之中。可能某个人在年轻的时候曾有过窥视等待的目光,而他对此不以为然,没有人发现这种目光,甚至连他自己也未察觉。然而,岁月流逝,留给老人的仅仅是部分残余,每一部分都很必要,每一部分都不会更新并处在人们的监视之下,一个走向衰老的男人的窥视等待的目光才是真正的清晰可辨、容易被人发现的窥视等待的目光。然而即使如此,这也并不是真正的事态的恶化。

无论我从任何角度观察,事物的现象总是如此,虽然我用手对这件小事遮遮掩掩,但是我也要始终如一、不受外界干扰地继续我现在的生活,任凭女人狂怒和咆哮。

(贾一诚译)[1]

作者简介

弗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1883年7月3日~1924年6月3日),生活于奥匈帝国(奥地利帝国和匈牙利组成的政合国)统治下的捷克德语小说家,本职为保险业职员。主要作品有小说《审判》、《城堡》、《变形记》等。

卡夫卡1883年出生犹太商人家庭,18岁入布拉格大学学习文学和法律,1904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为四部短篇小说集和三部长篇小说。可惜生前大多未发表,三部长篇也均未写完。他生活在奥匈帝国即将崩溃的时代,又深受尼采、柏格森哲学影响,对政治事件也一直抱旁观态度,故其作品大都用变形荒诞的形象和象征直觉的手法,表现被充满敌意的社会环境所包围的孤立、绝望的个人。[2]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