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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儿 - 托妮 • 莫里森
《宠儿》（Beloved）是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的第5部小说。
1987年，出版。主要根据黑奴玛格丽特·加纳的事迹改编，《纽约时报》将其评为25年来最佳小说。
1988年，莫里森因该书获得普利策奖，美国《洛杉矶时报》的评语是：“无法想像少了这部小说的美国文学”。[1]
1993年，更凭借该书和《所罗门之歌》、《爵士乐》等作品荣膺诺贝尔文学奖。[2]
小说情节
《宠儿》中主要刻画了三个黑人妇女的形象经历各种磨难的女主人公赛丝塞丝的婆婆，靠儿子赎身获得自由的老黑奴贝比·萨格斯赛丝的小女儿，性格孤僻古怪的丹芙。黑奴制度时代，黑人妇女深受两重压迫——种族的压迫和性别的压迫，她们是“奴隶中的奴隶” 。[3]
《宠儿》是一部展现奴隶制的杰作，气势恢弘，振聋发聩，难以抗拒。宠儿是一个深具意义的文本形象。无论是作为塞丝还魂的女儿、黑奴孩子的代表、塞丝的另一面自我，还是塞丝母亲的重现抑或是丹芙和保罗．D想像界中的他者形象，宠儿都是依然困扰黑人现代生活的往昔岁月的缩影。
宠儿是场噩梦，每个人都在努力地忘掉她。而基于解构主义的文本分析方法，加之文字意义的模糊性，宠儿的身份或许还不仅止于这些，也很难得出定论。
正如莫里森本人所说：“当你将宠儿从头读到尾，你不知道她是谁。”为矛盾的辨证统一体，我们可以说宠儿诡异的形象畸形、阴冷但又令人同情，具有人鬼两重性，在一定程度上又承载著作者的情感定力。[4]
尽管宠儿在小说的结尾处消失了，但她并没有真正的离去。她所代表的毁灭性的、痛苦的过去依稀存在，而可能会得到的美好的、人性的未来也正逐渐得以彰显。
作者简介
托妮 • 莫里森（1931年2月18日－2019年8月5日）有部分翻译为童妮‧摩里森。出生于俄亥俄州。她在充满著南方神话故事与歌曲的非裔家庭长大，形塑她日后散文的基础。尽管当时社会充斥著种族歧视氛围，但她快乐的家庭生活使她在校表现优异。
美国非洲裔女性作家，是世界文学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以其选集于199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她是美国非洲文学的重要作者。她的一些作品被归入美国文学，包括《最蓝的眼睛》。莫里森获得过许多文学奖项，其中包括国家图书奖、国家图书评论奖、普立兹奖，以及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
美国国宝
2019年8月5日，逝世，享年八十八岁。在她六十年的职业生涯中，共完成十一本小说，五本童书，两出戏剧，一首歌曲和一部歌剧。知名作品包括处女作《最蓝的眼睛》、《所罗门之歌》与199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宠儿》。
美国前任总统欧巴马，也在推特上发文悼念，并称她为国宝。
“托妮．莫里森是一名国宝作家，身为一个优异的故事讲述者，她本人就像在书页上所展现的一样迷人。她的作品对我们的良知与道德想像力，皆是一次美好且意义深远的挑战。曾与她共度短暂时光，是多么令人感激的礼物。”[5]
创作背景
1873年，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小镇的生活为背景，借助一个还魂人间的年轻黑人女子和一位饱受心理煎熬的黑人母亲，展示了奴隶制留给美国黑人巨大的精神危机。那一年距离林肯总统发表废除奴隶制声明已经9年，距离故事中的弑婴事件已经过去18年。
黑奴制度直接来源于黑奴贸易，而黑奴贸易的为对她的惧怕离家出走了，婆婆也在之后不久就去兴盛是由于资本主义发展对劳动力的需要。1661年，以弗吉尼亚殖民地为首，从法律上确定黑人为终身奴隶，从而开始了长达200馀年的黑奴制度。黑奴制度在当时对美国早期经济的发展发挥了巨大大作用，也对非洲带来了灾难性的破坏。奴隶贸易在古代和中世纪就已经出现了，但那时的贸易规模较小，对像也不只局限于黑人，也有白人被卖给黑人为奴的现象。近代的黑奴贸易真正开始于新航路开辟以后。
1441年，由安陶·贡萨尔维斯和努诺·特里斯陶率领的一支葡萄牙探险队，在布朗角附近沿海劫掠了名非洲黑人，带回里斯本出售，是为黑奴贸易的开始。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为西班牙建立了美洲殖民地。为了夺取当地的黄金，西班牙对土著印第安人采取了灭绝性的屠杀，加上从欧洲带来的各种传染病，导致印第安人口急剧下降。并且，长期从事打猎活动的印第安人不适应繁重的田间劳动。于是，西班牙人决定向美洲运进黑奴以补充劳动力，发展种植园经济。1501年，第一批黑奴从葡萄牙运进美洲，这是美洲实行黑奴制度的开端。
1519年，第一批从非洲到来的黑奴被西班牙运到美洲，开始了美洲和非洲间直接的黑奴贸易。
1540年，西班牙向美洲殖民地输人的黑奴已到达一万人左右。黑奴贸易和黑奴制产生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发展对自由劳动力的需要。
文学特征
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特征
20世纪下半叶是一个各种主义风起云涌的文化时代。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文化批评相继问世，尔后逐渐波及整个欧美大陆, 这些五彩缤纷的思潮对当今西方文学的写作方式和写作内容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后现代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主要在欧美产生的世界性文学思潮，在美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生活和创作在这一时期的托妮·莫里森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一思潮的影响，其作品《宠儿》更是反映出了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四大基本特征。
深度模式的削平
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经历对人类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经历了诸如奥斯维辛集中营这样的巨大悲剧之后，人类很难再相信自身，很难再相信思想家为人类生存所设想的各种美好而不可企及的愿望的合理性。每个人都必须重新探讨人生的终极意义，为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做出解释。
深度模式削平的实质就是对历史、主体意义和真理的重新思考，特别是解构主义对古典形而上的批判，使人们对历史、自我、语言的本质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这一特点使后现代主义小说与传统小说和现代主义小说截然不同。传统小说的深度模式主要有三个纬度，即现象与本质、现实与历史、符号和意义。
在传统小说中，人们相信叙事所使用的语言符号具有意义的层次, 作品所描述的现象的背后隐藏著事物的本质, 而探究和认识叙事的本质才是阅读作品的真正目的。但是，在后现代主义作品中，事物的表象和本质之间的区别、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延续以及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依存关系被消解了。
《宠儿》这一文本就有著明显的深度模式削平的特点。首先，《宠儿》中多重的主题模糊了现象与本质之间的区别，读者很难从这一文本中得到清晰肯定的单一主题。《宠儿》的主题即可以是对美国现代社会中仍旧存在的种族歧视的抨击, 也可能是对历史上存在的奴隶制的抨击；既可以反映黑人自由意识的逐渐觉醒，也可能是在描述奴隶制下扭曲的母爱……多重主题的特点使得《宠儿》内涵丰富、意义深远。
《宠儿》的故事来自一个历史真实事件，在这一点上模糊了现实与历史之间的界限。莫里森将历史与传说融为一体，将虚构与写实集于一身，使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极大的震撼力。
这部书收集了美国黑人长达300年争取平等和自由的历史资料。托妮·莫里森在编书过程中有机会接触到不少有关黑人奴隶反抗奴隶制的报导，其中一个名叫玛格丽特· 加纳的女奴引起了她的特别注意。据记载，玛格丽特和她的丈夫带著他们的四个孩子从肯塔基州逃到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市。后来奴隶主带人赶来追捕——“这时，玛格丽特· 加纳看到他们一家自由的希望已经破灭，便抓起桌子上的一把斧子，一斧头砍断了她小女儿的喉咙……接在《宠儿》中，玛格丽特· 加纳成为了塞丝，那个被杀死的小女孩成为了宠儿，故事的其他情节也基本保留了下来。
《宠儿》的意识流尤其重要：我是宠儿，她是我的……一切都是现在永远是现在无时无刻我不在蜷缩著和观看著其他同样蜷缩著的人我总在蜷缩…… 假如有更多的水和我们就有眼泪了我们造不出汗水也造不出晨尿是没有皮的男人们就把他们的拿给我们喝……他们不再蜷缩了我们还蜷缩他们在水上漂浮……
在这部分的意识流中，宠儿的叙述涉及到了“中间通道”的一些内容，将叙述的笔触延伸到了奴隶贸易的源头，这样就拓展了小说的叙述纬度，增加了小说的社会意义。
从历时走向即现时
“历时纬度的消失必然导致共时的显现和对即时感受的强调。后现代主义小说彻底抛弃了历史时间因素，零散片段的材料就是一切，它并不给读者以传统意义上的、在历史变迁的线形关系中、在人物矛盾发展的最终解决中获得美感，它只能在永久的现时阅读中体验艺术的存在。”
“后现代主义的文学拒不以开头、中间、结尾这样的成规来创作小说。”时间的空间化使时间变成了永远的现时，人物与自己的过去的关系由于时间因素的消失与淡化而变成空间中的关系了。
于是后现代主义的小说“便从强调叙述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变成强调叙事本身固有的价值。人物的无深度性、故事的随机性、叙事的任意性，这一切都最终表现在读者随著阅读所带来的文本的快感之中，小说的意义也就成为读者所读到的。
整部作品在1873年的现实层面和以1855年为主的不同层面的过去层面之间来回穿梭。其结果是过去、现在和将来相互交织，过去、现在和将来之间的界限被混淆甚至被忽略。莫里森通过小说中人物的经历和感受来描述时间的难以把握。
在《宠儿》中，“时间从来不按西克索设想的那样走”；对于塞丝来说: “时间太难以信任了”；对于宠儿来说， “一切都是现在永远是现在”。小说文本中大段的描述性的因素增加了单位时间内的叙述密度和信息密度，迫使读者埋头于这些纷杂的细节中，时间的方向迷失了，进展停顿了，读者在空间的召唤下不得不参加情节和细节的组织。
”这种过去与现在并置、现实与回忆交织的叙事手法巧妙地增加了小说的纬度和涵盖面。通过对叙述时间的精心设计，莫里森想要表达的主题思想是：过去没有消失，也不能忘记，现在来自于过去，过去依赖于现在；人们想要发现和形成完整的自我，就不能割断与过去的联系；重新整理和审视历史不是沉迷与过去的成功、失败、喜悦或痛苦，而是在历史中确认自我，从而在现在的生活中塑造和把握自我。时间的这种特殊性反映了美国黑人在历史上的悲惨经历及在现实社会中的艰难处境，深化和拓展了小说主题。
文本间性
根据后现代主义理论，既然文本从有中心走向四散，从历时走向共时，从逻辑走向偶然，那么文本也必然呈现出一种平面性，因而呈现出在一个更大的文本之中相互映照、相互折射的万花筒似的景观，那就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文本间性”。
最早提出“文本间性”一词的是法国后现代主义理论家朱里亚·克里斯蒂娃。哈桑在《后现代转折》中也将边界和文本间性看作是现代文本和后现代文本的一个重要区别。概括地讲，文本间性有双重结构，即共时的结构和历时的结构。“文本间性不仅通过主题及文类的指涉来进行, 它还包括情景、人物、语言、风格、结构之间的内在联系。
《宠儿》此本，读者们会发现它是一部集多种文化、多种文学传统为一身的特殊作品。读者们会发现它既是一部带有浓郁歌特式色彩的小说，又是一部现代版的奴隶叙事；它既是一部充满了圣经原型象征的启示录，还是一个略有改变的希腊神话中美狄亚的故事；它既是一首充满黑人文化特色的爵士乐，也是一部继承了多位文学大师之写作方法的意识流小说。
《宠儿》它不受时空的限制，与过去的文学文本、其他作家的文学文本、作家自己的文学文本密切联系在一起，由于情节、人物、场景的相互作用而产生非常精致的折射。这就使得艺术与现实、现代与古典、人间与神话形成一种艺术空间的交叉和平行，形成一种即此即彼、非此非彼的艺术景观。这种文本间性既在精细微妙的相互映照之中丰富了小说的内涵，体现了其独特性，同时也揭示了《宠儿》这一文本与历史和传统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文学中心的转换
开放性只有让读者的阅读来实现，空白只有让读者的想像来填补，读者的“被迫参与”成为这一文本的最大魅力所在。
后现代主义文学必然走向对读者和阅读理论的关注。这就实现了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第四个特征：文学中心的转换。
文学自身的不确定性必然导致读者的参与。后现代主义的文本便在被重新书写、重新修正、做出回答的过程中展示自身，所以后现代主义艺术自称为是行动的艺术，而真正的行动主体是接受者——读者。
“在本雅明发现了这种奇特的作者、读者系统的转移后，罗兰巴特宣布'作者之死'。无论作者是怎样的天才，他都是一个特定语境中的言说者，不管他以什么方式言说、叙述，他都必然被深深地镶嵌在自己言说的语境之中，等待听者、读者的解读, 也就是说他的话语最终建立在一种经常和随时都可能消失的表现之中，它是暂时的、不可靠的、需要阐释的、需要读者的阅读去重新发现意义的文本。”
在《宠儿》中，人物的不确定性是最大的特点。“宠儿”一词本来是身无分文的塞丝在杀死自己的女儿后卖身为自己的女儿刻的墓碑铭文。但在18年后，有一个奇怪的女子来到塞丝的屋子前，说她的名字叫“宠儿”，而且就此住在了塞丝家。
这个神秘出现的女子是小说中的核心人物，她的身份很神秘、很模糊。她有可能是塞丝开始时认为的那样——只是一个被白人男子囚禁的没有行动自由的普通女子。她身无分文，不能流利地说话，皮肤像婴儿般细嫩，情绪很不稳定，这一切特征说明她似乎被终身囚禁，但是这些特征同样可以证明小说中大部分人的观点：塞丝死去的女儿的冤魂借尸还魂了。
在小说的第三部分中，宠儿与塞丝的位置互换，宠儿的举动像个母亲，而塞丝的举动则像个孩子。她们的角色互换也许只是为了更清楚地说明宠儿这一人物代表著什么。从更广泛的意义讲，宠儿还可能代表了所有穿越大西洋从非洲被运到美洲的黑奴。小说提供的种种线索证明宠儿可能是受囚禁之苦的普通女子，也可能是塞丝母亲的鬼魂，更可能是塞丝所杀之女冤魂的附身。从寓言的角度看，宠儿又代表了蓄奴制所带来的令人无法摆脱的恐怖的过去；这个充满痛苦回忆的过去因为宠儿的出现起死回生，又来纠缠现在。除去小说中人物的不确定性，文本的各个角落都有许多需要读者用自己的想像去创作的悬而未决的问题莫里森邀请、引导、期望读者对《宠儿》这一文本做出多种阐释。
《宠儿》中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特点从各个角度丰富和拓展了小说的时间和空间纬度，从而深化和拓展了小说的主题。
作品
在台湾的出版
《宠儿》，台湾商务，2003年。
《爵士乐》，台湾商务，2003年。
《Love》，台湾商务，2005年。
《最蓝的眼睛》，台湾商务，2007年。
《所罗门之歌》，台湾商务，2008年。
《黑宝贝》，台湾商务，2009年。
《苏拉》，台湾商务，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