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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温篇》是东汉思想家、文学批评家王充创作《论衡》中的一篇文章。
作品原文
说寒温者曰：人君喜则温，怒则寒。何则？喜怒发於胸中，然後行出於外，外成赏罚。赏罚，喜怒之效。故寒温渥盛，雕物伤人。夫寒温之代至也，在数日之间，人君未必有喜怒之气发胸中，然後渥盛於外。见外寒温，则知胸中之气也。当人君喜怒之时，胸中之气未必更寒温也。胸中之气，何以异於境内之气？胸中之气，不为喜怒变，境内寒温，何所生起？六国之时，秦、汉之际，诸侯相伐，兵革满道，国有相攻之怒，将有相胜之志，夫有相杀之气，当时天下未必常寒也。太平之世，唐、虞之时，政得民安，人君常喜，弦歌鼓舞，比屋而有，当时天下未必常温也。岂喜怒之气，为小发，不为大动邪？何其不与行事相中得也？
夫近水则寒，近火则温，远之渐微。何则？气之所加，远近有差也。成事，火位在南，水位在北，北边则寒，南极则热。火之在炉，水之在沟，气之在躯，其实一也。当人君喜怒之时，寒温之气，闺门宜甚，境外宜微。今案寒温，外内均等，殆非人君喜怒之所致。世儒说称，妄处之也。王者之变在天下，诸侯之变在境内，卿大夫之变在其位，庶人之变在其家。夫家人之能致变，则喜怒亦能致气。父子相怒，夫妻相督，若当怒反喜，纵过饰非，一室之中，宜有寒温。由此言之，变非喜怒所生，明矣。
或曰：“以类相招致也。喜者和温，和温赏赐，阳道施予，阳气温，故温气应之。怒者愠恚，愠恚诛杀。阴道肃杀，阴气寒，故寒气应之。虎啸而谷风至，龙兴而景云起。同气共类，动相招致。故曰：‘以形逐影，以龙致雨’。雨应龙而来，影应形而去。天地之性，自然之道也。秋冬断刑，小狱微原，大辟盛寒，寒随刑至，相招审矣。”夫比寒温於风云，齐喜怒於龙虎，同气共类，动相招致，可矣。虎啸之时，风从谷中起；龙兴之时，云起百里内。他谷异境，无有风云。今寒温之变，并时皆然。百里用刑，千里皆寒，殆非其验。齐、鲁接境，赏罚同时，设齐赏鲁罚，所致宜殊，当时可齐国温、鲁地寒乎？
案前世用刑者，蚩尤、亡秦甚矣。蚩尤之民，湎湎纷纷；亡秦之路，赤衣比肩，当时天下未必常寒也。帝都之市，屠杀牛羊，日以百数，刑人杀牲，皆有贼心，帝都之市，气不能寒。或曰：“人贵於物，唯人动气。”夫用刑者动气乎？用受刑者为变也？如用刑者，刑人杀禽，同一心也。如用受刑者，人禽皆物也，俱为万物，百贱不能当一贵乎？或曰：“唯人君动气，众庶不能。”夫气感必须人君，世何称於邹衍？邹衍匹夫，一人感气，世又然之。刑一人而气辄寒，生一人而气辄温乎？赦令四下，万刑并除，当时岁月之气不温。往年，万户失火，烟焱参天；河决千里，四望无垠。火与温气同，水与寒气类。失火河决之时，不寒不温。然则寒温之至，殆非政治所致。然而寒温之至，遭与赏罚同时，变复之家，因缘名之矣。
春温夏暑，秋凉冬寒，人君无事，四时自然。夫四时非政所为，而谓寒温独应政治？正月之始，正月之后，立春之际，百刑皆断，囹圄空虚。然而一寒一温，当其寒也，何刑所断？当其温也，何赏所施？由此言之，寒温，天地节气，非人所为，明矣。
人有寒温之病，非操行之所及也。遭风逢气，身生寒温。变操易行，寒温不除。夫身近而犹不能变除其疾，国邑远矣，安能调和其气？人中於寒，饮药行解，所苦稍衰；转为温疾，吞发汗之丸而应愈。燕有寒谷，不生五谷。邹衍吹律，寒谷可种。燕人种黍其中，号曰黍谷。如审有之，寒温之灾，复以吹律之事，调和其气，变政易行，何能灭除？是故寒温之疾，非药不愈；黍谷之气，非律不调。尧遭洪水，使禹治之。寒温与尧之洪水，同一实也。尧不变政易行，知夫洪水非政行所致。洪水非政行所致，亦知寒温非政治所招。
或难曰：《洪范》庶征曰：“急，恆寒若；舒，恆燠若。”若，顺；燠，温；恆，常也。人君急，则常寒顺之；舒，则常温顺之。寒温应急舒，谓之非政，如何？夫岂谓急不寒、舒不温哉？人君急舒而寒温递至，偶适自然，若故相应，犹卜之得兆、筮之得数也。人谓天地应令问，其实适然。夫寒温之应急舒，犹兆数之应令问也。外若相应，其实偶然。何以验之？夫天道自然，自然无为。二令参偶，遭适逢会，人事始作，天气已有，故曰道也。使应政事，是有，非自然也。《易》京氏布六十卦於一岁中，六日七分，一卦用事。卦有阴阳，气有升降。阳升则温，阴升则寒。由此言之，寒温随卦而至，不应政治也。案《易》无妄之应，水旱之至，自有期节。百灾万变，殆同一曲。变复之家，疑且失实。何以为疑？夫大人与天地合德，先天而天不违，後天而奉天时。《洪范》曰：“急，恆寒若；舒，恆燠若。”如《洪范》之言，天气随人易徒，当先天而天不违耳，何故复言後天而奉天时乎？後者，天已寒温於前，而人赏罚於後也。由此言之，人言与《尚书》不合，一疑也。京氏占寒温以阴阳升降，变复之家以刑赏喜怒，两家乖迹，二疑也。民间占寒温，今日寒而明日温，朝有繁霜，夕有列光，旦雨气温，旦旸气寒。夫雨者阴，旸者阳也；寒者阴，而温者阳也。雨旦旸反寒，旸旦雨反温，不以类相应，三疑也。三疑不定，“自然”之说，亦未立也。[1]
作者简介
王充（27～约97年），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今属浙江），他的祖先从魏郡元城迁徙到会稽。王充出身“细族孤门”，自小聪慧好学，博览群书，擅长辩论。后来离乡到京师洛阳就读于太学，从师班彪。常游洛阳市肆读书，勤学强记，过目成诵，博览百家。为人不贪富贵，不慕高官。曾做过郡功曹、州从事等小官，因政治主张与上司不合而受贬黜。后罢官还家，专意著述。晚年汉章帝下诏派遣公车征召不就。汉和帝永元年间，病死家中。王充代表作品《论衡》，八十五篇，二十多万字，解释万物的异同，纠正了当时人们疑惑的地方，是中国历史上一部重要的思想著作。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