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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贬官都去岭南的原因宋朝官员只要不是犯了重罪，极少被判处死刑，最多只是贬官流放，而岭南则是宋朝流放官员最热门的“目的地”。宋朝的岭南主要包括广南西路、广南东路两路，广南西路治所在桂州，广南东路治所在广州，两路共下辖7州61县，如今的广西、广东就分别是广南西路、广南东路的简称，而海南在当时隶属于广南西路。整个宋朝被贬谪到岭南的官员多达491人，为什么宋朝喜欢把官员贬官流放到岭南？[1]
岭南成为宋朝贬谪官员“热门目的地”，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
1、岭南地处偏僻，路途遥远，气候湿热，环境恶劣，适合流放。
从距离而言，我国古代政权的统治中心一直在北方，秦汉隋唐的统治中心位于关中，宋朝的统治中心位于河南，而岭南位于五岭之南，距离统治中心距离最远，最适合作为长途流放地。唐朝名臣韩愈被贬潮州，写诗说“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北宋宰相丁谓被贬崖州，作诗说“程途何啻一万里，户口都无三百家”，足以说明在时人看来，岭南路途之远，遥不可及。
从气候而言，岭南背山面海，五岭山脉阻挡了来自北方的冷空气，海上的暖湿气流北上，造就了岭南地区炎热多雨、高温潮湿的气候特征，属于典型的热带、亚热带气候。这种气候让远道而来的北方官员很不适应，但流放本身就是惩罚，岭南的气候劣势反而成了流放“优势”。
从环境而言，岭南气候炎热，林木茂盛，水源丰富，导致蚊虫肆虐，疫病流行，很多流放到岭南的官员都十分惧怕一种叫“瘴”的东西。从古人描述看，“瘴”应该是一种混合有毒气体，但按照现代医学解释，古人称的“瘴”是一种疟疾，而疟疾多由蚊虫叮咬传播，在古代医疗条件下不易医治。唐宋时期，但凡被贬岭南的官员作诗，几乎无不谈“瘴”色变。韩愈诗曰“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宋人吕本中诗云“岭南无瘴便可老，江头有酒犹堪唤”，都反映出时人对瘴的畏惧。
2、岭南经济文化落后，奇风陋俗，被视为化外之地，适合流放。
古人称“禹贡九州”，九州被视为古代中国的固有区域，而岭南不在九州封域之内，不是华夏最原始的版图部分，历代中原王朝虽然大多都将岭南纳入版图，取得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权，却仍将岭南视为化外之地。
在宋人看来，五岭不仅是中原与边疆的地理分界线，也是华夷、内外分隔的界线，尽管广南东路的治所广州早在唐朝便已是数一数二的港口城市，但毕竟这样的城市毕竟太少，因此岭南地区在宋朝仍被视为蛮荒之地。
宋人郑樵著《通志》，甚至专门考证了岭南是否属九州之地：自晋以后，历代史皆云，五岭之南至于海，并是禹贡扬州之地。按：禹贡物产贡赋，职方山薮川浸，皆不及五岭之外。又按：荆州南境至衡山之阳，若五岭之南在九州岛封域，则以邻接宜属荆州，岂有舍荆而属扬，斯不然矣，此则近史之误也。则岭南之地非九州岛之境。
岭南地区位置偏远，与中原长期隔离，缺乏足够的经济文化交流，北方先进的经济、技术和文化无法传播到当地，使得岭南经济比较落后，成为一片未开发的处女之地，而岭南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以及众多少数民族聚集杂居的现实，又让当地形成了一套独特的风土人情和传统习俗。
岭南百姓迷信巫术，喜欢求神祭鬼，这些习俗一向被中原鄙视，称之为“蛮俗”“陋俗”“夷俗”。宋人陶弼两知邕州（今广西南宁），长期在岭南为官，曾作诗描述当地的奇风陋俗，诗云：孤城溪洞里，闻说已堪哀。蛮水如鲜血，瘴天已死灰。吏忧民置毒，巫幸鬼为灾。风土如斯恶，吾来胡为哉。
3、宋朝版图有限，别无流放之地，岭南成为惟一选择。
我国古代有很多流放官员的“热门目的地”，大多都位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边疆地区，如大西北的新疆、甘肃，大西南的云南、贵州，东北的三省，东南的福建，以及南方的岭南。岭南地区成为贬逐官员的“热门目的地”，主要是在唐宋，特别是宋朝，岭南几乎是唯一“热门目的地”。
宋朝虽是正统王朝，却不是像汉唐明清一样的大一统政权。北宋时期，北面在幽云十六州与辽交界，西面在陕甘宁一带与西夏相接，西南在四川、贵州与大理相邻；南宋时期，更是偏安一隅，仅占半壁江山，与金国以秦岭、淮河一线为界。宋朝的版图如此之小，其他流放“热门地”都被异族权占据，岭南成为贬谪官员的惟一选择，因此宋朝贬谪官员，除了那些情节轻微、近距离安置在湖北、湖南等地外，大多数都被贬到岭南，最远者漂洋过海，流放到孤悬大海的海南。[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