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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姓名 = 安格斯 | + | | 姓名 = 安格斯 · 迪顿 |
| 圖像 = [[File:安.jpg|缩略图|center|[http://p0.so.qhimgs1.com/bdr/_240_/t01bf4d310388087334.png 原图链接]]] | | 圖像 = [[File:安.jpg|缩略图|center|[http://p0.so.qhimgs1.com/bdr/_240_/t01bf4d310388087334.png 原图链接]]] | ||
| 圖像說明 = 教授、经济学家 | | 圖像說明 = 教授、经济学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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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安格斯 | + | '''安格斯 · 迪顿''' （Angus Deaton) 教授、经济学家 |
'''安格斯·迪顿'''（Angus Stewart Deaton），男，1945年10月19日出生在[[苏格兰爱丁堡]]，是一位[[微观经济学家]]。他曾就读于爱丁堡Fettes学院，在那里他是基金会学者，并在[[剑桥大学]]赢得了他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安格斯·迪顿现在是伍德罗·威尔逊学院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国际事务教授和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经济学和国际事务教授。2015年10月12日，[[安格斯·迪顿获得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ref>[https://new.qq.com/cmsn/20151012/20151012059158 获得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腾讯网 ,2015-1012</ref> | '''安格斯·迪顿'''（Angus Stewart Deaton），男，1945年10月19日出生在[[苏格兰爱丁堡]]，是一位[[微观经济学家]]。他曾就读于爱丁堡Fettes学院，在那里他是基金会学者，并在[[剑桥大学]]赢得了他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安格斯·迪顿现在是伍德罗·威尔逊学院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国际事务教授和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经济学和国际事务教授。2015年10月12日，[[安格斯·迪顿获得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ref>[https://new.qq.com/cmsn/20151012/20151012059158 获得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腾讯网 ,2015-1012</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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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格斯·迪顿也是美国艺术与科学协会成员，计量经济学协会成员，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咨询委员会成员、盖洛普(Gallup)组织高级研究员，此前，他曾是世界银行研究审核委员会主席（2005-2006）、国际货币经济组织华盛顿访问学者（2006年10月）、哈佛大学经济系顾问团主席（2009年12月）、全美经济学会主席（2007）。 | 安格斯·迪顿也是美国艺术与科学协会成员，计量经济学协会成员，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咨询委员会成员、盖洛普(Gallup)组织高级研究员，此前，他曾是世界银行研究审核委员会主席（2005-2006）、国际货币经济组织华盛顿访问学者（2006年10月）、哈佛大学经济系顾问团主席（2009年12月）、全美经济学会主席（2007）。 | ||
| − | [[File:了.png|缩略图|左|[https://ww1.sinaimg.cn/large/470bf257gw1ewznud5jn3j20p00dwtas.jpg 原图链接][https://m.weibo.cn/status/CEWyaz74C?mblogid=CEWyaz74C&luicode=10000011&lfid=1076031191965271&sudaref=pic.sogou.com&display=0&retcode=6102 图片来源于生活微博网]]] | + | [[File:了.png|缩略图|左|250px|[https://ww1.sinaimg.cn/large/470bf257gw1ewznud5jn3j20p00dwtas.jpg 原图链接][https://m.weibo.cn/status/CEWyaz74C?mblogid=CEWyaz74C&luicode=10000011&lfid=1076031191965271&sudaref=pic.sogou.com&display=0&retcode=6102 图片来源于生活微博网]]] |
他因为与John Muellbauer共同开发的近理想需求体系而为众人所知。 | 他因为与John Muellbauer共同开发的近理想需求体系而为众人所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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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06，世界银行研究审核委员会主席。 | 2005-2006，世界银行研究审核委员会主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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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0月，国际货币经济组织华盛顿访问学者。 | 2006年10月，国际货币经济组织华盛顿访问学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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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荣誉== | ==个人荣誉== | ||
| − | [[File:迪顿2.jpg|缩略图|左|[https://pic.baike.soso.com/ugc/baikepic2/1891/20151013113344-133684432.jpg/0 原图链接][https://pic.baike.soso.com/ugc/baikepic2/1891/20151013113344-133684432.jpg/0 图片来源于原图]]] | + | [[File:迪顿2.jpg|缩略图|左|250px|[https://pic.baike.soso.com/ugc/baikepic2/1891/20151013113344-133684432.jpg/0 原图链接][https://pic.baike.soso.com/ugc/baikepic2/1891/20151013113344-133684432.jpg/0 图片来源于原图]]] |
1978年首届弗里希奖的获得者、BBVA基金会经济、金融与管理知识前沿奖获得者。<ref>[http://money.163.com/15/1012/19/B5OG2D8K00252G50.html 安格斯·迪顿：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热门候选人 ],网易财经 ,2015-10-12</ref> | 1978年首届弗里希奖的获得者、BBVA基金会经济、金融与管理知识前沿奖获得者。<ref>[http://money.163.com/15/1012/19/B5OG2D8K00252G50.html 安格斯·迪顿：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热门候选人 ],网易财经 ,2015-10-12</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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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顿关于家庭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家庭和个人的需求、消费以及储蓄等方面。其标志性著作是和米尔鲍尔(J.Muellbauer)合著的《经济学与消费者行为》(1980a)。书中迪顿对消费者行为的研究范式和相关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综述和总结，阐述了有关消费者行为的经济理论以及在经济分析中的作用，对模型的构建和实证检验都力求做出合理的解释。通过引入现代消费行为经济学研究中的对偶理论，着重讨论了这一理论在福利经济学和计量分析中的应用。之后，他们又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几近理想的需求系统》(1980b)的论文。2011年该文入选1970年以来《美国经济评论》最顶级的20篇论文之一。在这篇论文中，他们根据斯通(Stone)的消费需求理论，利用鹿特丹(Rotterdam)支出模型与对数转换模型(translog model)的函数逼近方法，提出了一个几近理想的需求系统(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AIDS)。这个模型除了具有鹿特丹模型与对数转换模型的一般特性外，还非常接近线性，比较容易估计和预测;它可以对任意的需求系统给出一个一阶近似，具有与已知家庭预算数据相一致的函数形式，能够较好地满足消费者选择公理。AIDS为衡量消费者对价格和收入的反应提供了一个工具，因此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分析中，如用来解释福利经济学、政府购买的消费效应、各种政策制定及影响等，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政策导向性。后来这一系统被称为迪顿-米尔鲍尔系统，目前该系统已经成为消费者需求实证分析的标准。 | 迪顿关于家庭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家庭和个人的需求、消费以及储蓄等方面。其标志性著作是和米尔鲍尔(J.Muellbauer)合著的《经济学与消费者行为》(1980a)。书中迪顿对消费者行为的研究范式和相关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综述和总结，阐述了有关消费者行为的经济理论以及在经济分析中的作用，对模型的构建和实证检验都力求做出合理的解释。通过引入现代消费行为经济学研究中的对偶理论，着重讨论了这一理论在福利经济学和计量分析中的应用。之后，他们又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几近理想的需求系统》(1980b)的论文。2011年该文入选1970年以来《美国经济评论》最顶级的20篇论文之一。在这篇论文中，他们根据斯通(Stone)的消费需求理论，利用鹿特丹(Rotterdam)支出模型与对数转换模型(translog model)的函数逼近方法，提出了一个几近理想的需求系统(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AIDS)。这个模型除了具有鹿特丹模型与对数转换模型的一般特性外，还非常接近线性，比较容易估计和预测;它可以对任意的需求系统给出一个一阶近似，具有与已知家庭预算数据相一致的函数形式，能够较好地满足消费者选择公理。AIDS为衡量消费者对价格和收入的反应提供了一个工具，因此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分析中，如用来解释福利经济学、政府购买的消费效应、各种政策制定及影响等，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政策导向性。后来这一系统被称为迪顿-米尔鲍尔系统，目前该系统已经成为消费者需求实证分析的标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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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顿对于储蓄行为的研究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和其合作者(Deaton et al，1985)在研究关于跨期储蓄和劳动供给时，介绍了用截面的时间序列构造真实面板数据的方法。这篇文章以及后来的研究被广泛地引用和运用。根据凯恩斯的消费理论，一直以来人们认为消费变动趋势小于收入变动趋势的现象，是由持久收入而不是由当期收入决定的，而且持久收入相对于当期收入要平滑些。1987年，很多时间序列分析者发现，美国以及其他地方个人平均收入是一个正的一阶自回归的单位根过程(a unit root process with positive autocorrelation in firstdifferences)。迪顿认为，如果这个结论是正确的，对劳动收入的一个单位冲击就会转化成对持久收入的很大冲击。那么对持久收入假说的预测，不是消费比收入平滑(数据显示的结果)，而是收入比消费平滑。迪顿在《消费的生命周期模型，理论与证据一致吗?》(1987)一文中，检验了影响消费者行为的生命周期模型的有效性，通过对消费和劳动力供给的代表性代理模型(agent models)做简单的非参数检验，以及对可支配收入的时间序列特征和基于生命周期模型假设下的消费行为简单化的研究，迪顿指出持久收入比当前收入更不平滑。对于为何消费比收入平滑，持久收入理论无法提供一个直接并被广泛接受的解释，因此消费的平滑性不能直接用持久收入理论来解释。迪顿在《为什么消费如此平滑?》(with J.Campbell，1989)一文中，从总消费角度出发，通过分析美国季度消费数据的变化规律，构建一个储蓄和劳动收入的两变量VAR模型，对霍尔(R.Hall)的随机游走(random walk)假说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持久收入事实上并不比当期收入平滑。相对于持久收入假设中的消费函数形式，由实际的消费数据所计算出的消费支出波动性更小，居民消费没有像理论假说所描述的那样随着收入变化而发生同步变化，居民消费对收入冲击的反应表现得过于平滑。迪顿将这种实际消费小于理论估计值的消费现象称为消费的"过度平滑性"(excess smoothness)。迪顿的这一思想，即消费支出的变动趋势小于收入的变化，消费表现出了一个惊人的平滑性，也可以表述为，在时间序列数据中，消费的变化和预期收入正相关(过度敏感性，excess sensitivity)，对不可预期收入不敏感(过度平滑性)，这一理论后来被称为"迪顿悖论"。 | 迪顿对于储蓄行为的研究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和其合作者(Deaton et al，1985)在研究关于跨期储蓄和劳动供给时，介绍了用截面的时间序列构造真实面板数据的方法。这篇文章以及后来的研究被广泛地引用和运用。根据凯恩斯的消费理论，一直以来人们认为消费变动趋势小于收入变动趋势的现象，是由持久收入而不是由当期收入决定的，而且持久收入相对于当期收入要平滑些。1987年，很多时间序列分析者发现，美国以及其他地方个人平均收入是一个正的一阶自回归的单位根过程(a unit root process with positive autocorrelation in firstdifferences)。迪顿认为，如果这个结论是正确的，对劳动收入的一个单位冲击就会转化成对持久收入的很大冲击。那么对持久收入假说的预测，不是消费比收入平滑(数据显示的结果)，而是收入比消费平滑。迪顿在《消费的生命周期模型，理论与证据一致吗?》(1987)一文中，检验了影响消费者行为的生命周期模型的有效性，通过对消费和劳动力供给的代表性代理模型(agent models)做简单的非参数检验，以及对可支配收入的时间序列特征和基于生命周期模型假设下的消费行为简单化的研究，迪顿指出持久收入比当前收入更不平滑。对于为何消费比收入平滑，持久收入理论无法提供一个直接并被广泛接受的解释，因此消费的平滑性不能直接用持久收入理论来解释。迪顿在《为什么消费如此平滑?》(with J.Campbell，1989)一文中，从总消费角度出发，通过分析美国季度消费数据的变化规律，构建一个储蓄和劳动收入的两变量VAR模型，对霍尔(R.Hall)的随机游走(random walk)假说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持久收入事实上并不比当期收入平滑。相对于持久收入假设中的消费函数形式，由实际的消费数据所计算出的消费支出波动性更小，居民消费没有像理论假说所描述的那样随着收入变化而发生同步变化，居民消费对收入冲击的反应表现得过于平滑。迪顿将这种实际消费小于理论估计值的消费现象称为消费的"过度平滑性"(excess smoothness)。迪顿的这一思想，即消费支出的变动趋势小于收入的变化，消费表现出了一个惊人的平滑性，也可以表述为，在时间序列数据中，消费的变化和预期收入正相关(过度敏感性，excess sensitivity)，对不可预期收入不敏感(过度平滑性)，这一理论后来被称为"迪顿悖论"。 | ||
| − | [[File:994B09D50077BD28884E822DB6086653.jpg|缩略图|左|[http://img1.cache.netease.com/catchpic/9/99/994B09D50077BD28884E822DB6086653.jpg 原图链接][http://img1.cache.netease.com/catchpic/9/99/994B09D50077BD28884E822DB6086653.jpg 图片来源于原图]]] | + | [[File:994B09D50077BD28884E822DB6086653.jpg|缩略图|左|250px|[http://img1.cache.netease.com/catchpic/9/99/994B09D50077BD28884E822DB6086653.jpg 原图链接][http://img1.cache.netease.com/catchpic/9/99/994B09D50077BD28884E822DB6086653.jpg 图片来源于原图]]] |
迪顿另外两篇关于储蓄的文章也对后来的相关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关于缓冲库存储蓄(on buffer stock saving)的文章(Deaton，1991)描述了一种静态均衡，即消费者不能借钱但可以储蓄，他们拥有可以短期平滑消费的资产，但没有积聚大量财富。当消费者相对缺乏耐心且劳动收入随时间独立同分布时，资产就起到了缓冲库存的作用，保护消费不受收入减少的影响。如果收入过程是正的自相关且固定不变，那么资产仍可以用来缓冲消费。当劳动收入是一个随机游走的过程，对缺乏耐心的且流动性受限的消费者来说，这是一个相对其收入的最佳消费。另一篇文章(Deaton & Paxson，1994)探讨了跨期选择、保险金和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跨期选择模型，比如那些具有较强预防性动机和流动性约束的跨期模型，不但能够限制甚至能够阻止不平等的扩散，而且还能够分担个人风险。这篇文章催生了宏观经济学领域中关于消费保险的诸多研究，虽然这些研究仍存在很多分歧。 | 迪顿另外两篇关于储蓄的文章也对后来的相关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关于缓冲库存储蓄(on buffer stock saving)的文章(Deaton，1991)描述了一种静态均衡，即消费者不能借钱但可以储蓄，他们拥有可以短期平滑消费的资产，但没有积聚大量财富。当消费者相对缺乏耐心且劳动收入随时间独立同分布时，资产就起到了缓冲库存的作用，保护消费不受收入减少的影响。如果收入过程是正的自相关且固定不变，那么资产仍可以用来缓冲消费。当劳动收入是一个随机游走的过程，对缺乏耐心的且流动性受限的消费者来说，这是一个相对其收入的最佳消费。另一篇文章(Deaton & Paxson，1994)探讨了跨期选择、保险金和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跨期选择模型，比如那些具有较强预防性动机和流动性约束的跨期模型，不但能够限制甚至能够阻止不平等的扩散，而且还能够分担个人风险。这篇文章催生了宏观经济学领域中关于消费保险的诸多研究，虽然这些研究仍存在很多分歧。 | ||
1991年迪顿应邀在牛津大学的克拉伦登讲坛(the Clarendon Lectures)进行学术讲座，他利用这次机会融会贯通了自己和其他学者有关消费的研究，并于次年出版了专著《理解消费》(1992)。该书介绍了1990年代初经济学家对消费的理解，指出在消费研究领域，一直坚持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相结合，而且大部分研究都是明确地以微观个体的理性决策为前提，以生命周期内对特定时期的约束为条件，以模型和对数据收集处理的高度技术性为特点的。 | 1991年迪顿应邀在牛津大学的克拉伦登讲坛(the Clarendon Lectures)进行学术讲座，他利用这次机会融会贯通了自己和其他学者有关消费的研究，并于次年出版了专著《理解消费》(1992)。该书介绍了1990年代初经济学家对消费的理解，指出在消费研究领域，一直坚持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相结合，而且大部分研究都是明确地以微观个体的理性决策为前提，以生命周期内对特定时期的约束为条件，以模型和对数据收集处理的高度技术性为特点的。 | ||
| − | [[File:20151012073108696.png|缩略图| | + | [[File:20151012073108696.png|缩略图| 左|250px|[http://himg2.huanqiu.com/attachment2010/2015/1012/19/31/20151012073108696.png 原图链接][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5-10/7742940.html?agt=252 图片来源于环球网]]] |
(二)、'''关于经济发展和价格波动的研究''' | (二)、'''关于经济发展和价格波动的研究''' | ||
迪顿于1980年代逐渐将其研究方向转到经济发展问题上，并利用家庭调查数据解释各种发展政策问题。在普林斯顿大学执教期间，他加入普林斯顿大学发展问题研究项目(the Research Programin Development Studies)，并建立了一个对发展问题感兴趣的团队，使得普林斯顿成为研究发展问题的主要基地之一。通过在世界银行的工作，迪顿促成了生活标准测度调查(Living Standards Measurement Surveys)的设计，从而取得很多国家的家庭调查数据。迪顿利用这些数据以及其他数据开展了很多有影响的研究，比如在男孩女孩之间进行资源分配时的家庭内部歧视，估计需求价格弹性时质量和数量效应的差异，以及规模经济和食品消费等。他在《家庭调查分析:发展政策的微观计量方法》(1997)一书中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家庭调查数据的分析方法，包括家庭调查的构建、适用的经济计量分析工具以及由此引出的一系列发展政策问题。迪顿指出，家庭调查不仅能够提供各种受政策影响的经济变量信息如价格，而且是一个研究相关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的数据源。他利用这种家庭调查研究方法，分析了科特迪瓦、印度、巴基斯坦、泰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等几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政策性问题。迪顿(2010a)认为家庭调查数据的数量和有效性在逐步提高，这些调查不仅提供了家庭收入和支出数据，还提供了关于健康度量特别是人体测量学(anthropometrics)、婴幼儿死亡率以及福祉和情感经验的自我报告数据。同时，经济发展的概念也从单一的真实收入增长扩展到包括健康福祉等方面。经济发展因涉及到对低收入经济体(low-income economies)和生活在低收入经济体中人群的研究，使得它不同于大多数经济学研究领域。经济发展研究的特殊性可能使它更接近于劳动经济学或者健康经济学的研究领域。 | 迪顿于1980年代逐渐将其研究方向转到经济发展问题上，并利用家庭调查数据解释各种发展政策问题。在普林斯顿大学执教期间，他加入普林斯顿大学发展问题研究项目(the Research Programin Development Studies)，并建立了一个对发展问题感兴趣的团队，使得普林斯顿成为研究发展问题的主要基地之一。通过在世界银行的工作，迪顿促成了生活标准测度调查(Living Standards Measurement Surveys)的设计，从而取得很多国家的家庭调查数据。迪顿利用这些数据以及其他数据开展了很多有影响的研究，比如在男孩女孩之间进行资源分配时的家庭内部歧视，估计需求价格弹性时质量和数量效应的差异，以及规模经济和食品消费等。他在《家庭调查分析:发展政策的微观计量方法》(1997)一书中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家庭调查数据的分析方法，包括家庭调查的构建、适用的经济计量分析工具以及由此引出的一系列发展政策问题。迪顿指出，家庭调查不仅能够提供各种受政策影响的经济变量信息如价格，而且是一个研究相关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的数据源。他利用这种家庭调查研究方法，分析了科特迪瓦、印度、巴基斯坦、泰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等几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政策性问题。迪顿(2010a)认为家庭调查数据的数量和有效性在逐步提高，这些调查不仅提供了家庭收入和支出数据，还提供了关于健康度量特别是人体测量学(anthropometrics)、婴幼儿死亡率以及福祉和情感经验的自我报告数据。同时，经济发展的概念也从单一的真实收入增长扩展到包括健康福祉等方面。经济发展因涉及到对低收入经济体(low-income economies)和生活在低收入经济体中人群的研究，使得它不同于大多数经济学研究领域。经济发展研究的特殊性可能使它更接近于劳动经济学或者健康经济学的研究领域。 | ||
| − | [[File:U12760P31DT20151013045053.jpg|缩略图|左|[http://img.hibor.com.cn/sinaImg/U12760P31DT20151013045053.jpg 原图链接][http://www.hibor.com.cn/index.html 图片来源于原图]]] | + | [[File:U12760P31DT20151013045053.jpg|缩略图|左|250px|[http://img.hibor.com.cn/sinaImg/U12760P31DT20151013045053.jpg 原图链接][http://www.hibor.com.cn/index.html 图片来源于原图]]] |
目前学者关于国外援助的有效性以及什么类型的项目能够带来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研究问题尚存不少分歧，对计量分析能否解决这些问题以及相关的发展部门能否从自身的经历中汲经验和教训也存在诸多疑问。现在发展经济学越来越多地使用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和工具变量(instrumental variable)技术来积累可靠的如何发展经济的知识。迪顿(2010b)指出，由于对外生性(exogeneity)和异质性(heterogeneity)的不恰当处理，导致了数据加工无效。他认为，相对于其他方法，实验并没有拥有特殊能力来生成更多可信的信息，真实的实验经常受制于实际问题，这些问题影响了统计或其他认知的作用。就像工具变量技术一样，基于随机对照试验的估计，由于没有掌握底层的运行机制，是不可能真正理解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的，因而目前的研究应更多地转向对经济发展理论机制的评估上。迪顿(2010c)强调好的理论或者对现有理论的完善，需要理论工作者熟悉并关注历史性和经验型证据。要了解发展就需要调查影响发展的机制问题。机制的调查、测试和评价能够将不同的实证结果整合起来，构成一个进步的实证研究策略。他同时讨论了能够解释发展机制的一些关键问题如:储蓄和发展的关系、商品价格的影响，迪顿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常用方法包括逻辑实证主义的假说演绎法、辅助变量法和随机试验等。 | 目前学者关于国外援助的有效性以及什么类型的项目能够带来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研究问题尚存不少分歧，对计量分析能否解决这些问题以及相关的发展部门能否从自身的经历中汲经验和教训也存在诸多疑问。现在发展经济学越来越多地使用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和工具变量(instrumental variable)技术来积累可靠的如何发展经济的知识。迪顿(2010b)指出，由于对外生性(exogeneity)和异质性(heterogeneity)的不恰当处理，导致了数据加工无效。他认为，相对于其他方法，实验并没有拥有特殊能力来生成更多可信的信息，真实的实验经常受制于实际问题，这些问题影响了统计或其他认知的作用。就像工具变量技术一样，基于随机对照试验的估计，由于没有掌握底层的运行机制，是不可能真正理解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的，因而目前的研究应更多地转向对经济发展理论机制的评估上。迪顿(2010c)强调好的理论或者对现有理论的完善，需要理论工作者熟悉并关注历史性和经验型证据。要了解发展就需要调查影响发展的机制问题。机制的调查、测试和评价能够将不同的实证结果整合起来，构成一个进步的实证研究策略。他同时讨论了能够解释发展机制的一些关键问题如:储蓄和发展的关系、商品价格的影响，迪顿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常用方法包括逻辑实证主义的假说演绎法、辅助变量法和随机试验等。 | ||
此外，迪顿对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以及它对主要生产国的影响也比较关注。他与拉罗克(G.Laroque)曾在《商品价格行为的研究》(1992)一文中分析了商品价的理论和经验行为，指出商品的价格是极其不稳定的。并利用标准的理性预期竞争性存 | 此外，迪顿对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以及它对主要生产国的影响也比较关注。他与拉罗克(G.Laroque)曾在《商品价格行为的研究》(1992)一文中分析了商品价的理论和经验行为，指出商品的价格是极其不稳定的。并利用标准的理性预期竞争性存 | ||
| − | [[File:1475026303829792.jpg|缩略图| | + | [[File:1475026303829792.jpg|缩略图| 左|250px|[http://img.21so.com/uploadfile/ueditor/20160928/1475026303829792.jpg 原图链接][http://news.21so.com/2016/hongguan_928/1424152.html 图片来源于财经搜索网]]] |
储模型(the standard rational expectations competitive storage model)，解释了商品价格的偏度(skewness)、价格的剧烈波动以及多数情况下表现出的价格自相关。他们又在几篇合作论文中(Deaton & Laroque，1992，1996a，1996b)考察了商品价格投机性存储标准模型(the standard model of speculativestorage for commodity prices)，认为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对世界上许多最贫穷国家(主要是但不仅限于非洲)的经济具有很深远的影响，因此对价格行为的更深入理解会有利于很多贫穷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虽然1992年的文章已经成为理论并对相关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后续的研究表明，该理论并不能很好的解读实际数据。迪顿对购买力平价(PPP)一直保持较浓厚的兴趣，迪顿(1995)曾质疑利用世界银行提出的购买力平价换算的中国和印度的GDP，按世行The Penn World Tables Mark 5换算的1985年中国人均GDP是同期印度的2.71倍;而按世行The Penn World Tables Mark 4换算得到的结果却变为3.26倍。 | 储模型(the standard rational expectations competitive storage model)，解释了商品价格的偏度(skewness)、价格的剧烈波动以及多数情况下表现出的价格自相关。他们又在几篇合作论文中(Deaton & Laroque，1992，1996a，1996b)考察了商品价格投机性存储标准模型(the standard model of speculativestorage for commodity prices)，认为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对世界上许多最贫穷国家(主要是但不仅限于非洲)的经济具有很深远的影响，因此对价格行为的更深入理解会有利于很多贫穷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虽然1992年的文章已经成为理论并对相关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后续的研究表明，该理论并不能很好的解读实际数据。迪顿对购买力平价(PPP)一直保持较浓厚的兴趣，迪顿(1995)曾质疑利用世界银行提出的购买力平价换算的中国和印度的GDP，按世行The Penn World Tables Mark 5换算的1985年中国人均GDP是同期印度的2.71倍;而按世行The Penn World Tables Mark 4换算得到的结果却变为3.26倍。 | ||
另外，基于刘易斯的价格模型，迪顿与拉罗克(Deaton & Laroque，2003)提出了一个关于商品价格的时间序列统计模型，并假定模型中的商品供给量从长期来说是无限弹性的，供给增长率随当期价格与长期供应价格之差发生变化，而且商品价格固定在供给价格上。通过这个模型，他们说明了价格在短期内会随着收入发生变动，但长期来看价格相对于收入是不变的。此外，迪顿等(Deaton & Heston，2010)还研究了价格指数问题。他们曾指出，由于国际比较项目(the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Program，ICP)计算出的各国价格指数没有显示出各国之间收入的差异性，对一些比较重要的国家如中国、巴西、印度等，ICP的农村价格或是没有收集或者不具有代表性。所以，通过价格比较大国和小国的收入差异不具有说服力。迪顿还曾尝试着研究推动世界商品价格波动的原因，但尚未成功。 | 另外，基于刘易斯的价格模型，迪顿与拉罗克(Deaton & Laroque，2003)提出了一个关于商品价格的时间序列统计模型，并假定模型中的商品供给量从长期来说是无限弹性的，供给增长率随当期价格与长期供应价格之差发生变化，而且商品价格固定在供给价格上。通过这个模型，他们说明了价格在短期内会随着收入发生变动，但长期来看价格相对于收入是不变的。此外，迪顿等(Deaton & Heston，2010)还研究了价格指数问题。他们曾指出，由于国际比较项目(the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Program，ICP)计算出的各国价格指数没有显示出各国之间收入的差异性，对一些比较重要的国家如中国、巴西、印度等，ICP的农村价格或是没有收集或者不具有代表性。所以，通过价格比较大国和小国的收入差异不具有说服力。迪顿还曾尝试着研究推动世界商品价格波动的原因，但尚未成功。 | ||
| − | [[File:144540187587618719 620 1000.jpg|缩略图|左|[http://n1.itc.cn/img7/adapt/wb/smccloud/recom/2015/10/21/144540187587618719_620_1000.JPEG 原图链接][http://n1.itc.cn/img7/adapt/wb/smccloud/recom/2015/10/21/144540187587618719_620_1000.JPEG 图片来源于原图]]] | + | [[File:144540187587618719 620 1000.jpg|缩略图|左|250px|[http://n1.itc.cn/img7/adapt/wb/smccloud/recom/2015/10/21/144540187587618719_620_1000.JPEG 原图链接][http://n1.itc.cn/img7/adapt/wb/smccloud/recom/2015/10/21/144540187587618719_620_1000.JPEG 图片来源于原图]]] |
(三)、'''关于贫困、健康以及福祉问题的研究''' | (三)、'''关于贫困、健康以及福祉问题的研究''' | ||
| 行 110： | 行 110： | ||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迪顿除了关注经济发展问题外，还一直致力于贫困度量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如何调整基于空间价格差异的标准收入以及购买力平价(PPP)汇率对全球贫困和不平等的影响。迪顿(2005)认为，世界银行定义的贫困计算方法是对每天生活不足1美元人数的简单统计，虽然这种方法比较简单透明但实际操作性差。迪顿及其合作者(Deaton，2010d;Deaton & Dupriez，2011)提出了通过购买力平价(PPP)汇率计算出国际价格差异来比较不同国家间人们的生活标准。由于PPP汇率指数的经常性调整，使得PPP汇率指数在衡量贫困时具有不确定性，修订后的汇率指数对改变实际的贫困状况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针对贫困人口大幅度上升(将近10亿)的现象，迪顿(2010d)认为，这是由于全球贫困线不恰当设定导致的，目前使用的ICP更新程序也是不完善的，它会导致国家贫困线下降而全球贫困线上升。基于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the Gallup World Poll)的数据，迪顿还指出，在使用国际数据特别是用其对比贫富国家情况时，应该对使用的数据抱有怀疑的态度，因为数据的差异会导致非常不同的结果。对于未来全球贫困线的设定，迪顿认为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目前广泛使用的、基于贫穷国家的贫困线，比如印度的1卢比贫困线或者全球贫穷国家的平均贫困线。虽然这些贫困线不会随着时间而改变，然而ICP的不断修订改变了这些贫穷国家的相对购买力平价，全球贫困线就不可避免地随之变化。另一种是基于富裕国家每人每天1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也是迪顿比较认同的一种方法，它仅根据美国的CPI进行更新。由于每天1美元标准被大多数发达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使用，因此按美元衡量的贫困线更容易被接受。 |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迪顿除了关注经济发展问题外，还一直致力于贫困度量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如何调整基于空间价格差异的标准收入以及购买力平价(PPP)汇率对全球贫困和不平等的影响。迪顿(2005)认为，世界银行定义的贫困计算方法是对每天生活不足1美元人数的简单统计，虽然这种方法比较简单透明但实际操作性差。迪顿及其合作者(Deaton，2010d;Deaton & Dupriez，2011)提出了通过购买力平价(PPP)汇率计算出国际价格差异来比较不同国家间人们的生活标准。由于PPP汇率指数的经常性调整，使得PPP汇率指数在衡量贫困时具有不确定性，修订后的汇率指数对改变实际的贫困状况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针对贫困人口大幅度上升(将近10亿)的现象，迪顿(2010d)认为，这是由于全球贫困线不恰当设定导致的，目前使用的ICP更新程序也是不完善的，它会导致国家贫困线下降而全球贫困线上升。基于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the Gallup World Poll)的数据，迪顿还指出，在使用国际数据特别是用其对比贫富国家情况时，应该对使用的数据抱有怀疑的态度，因为数据的差异会导致非常不同的结果。对于未来全球贫困线的设定，迪顿认为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目前广泛使用的、基于贫穷国家的贫困线，比如印度的1卢比贫困线或者全球贫穷国家的平均贫困线。虽然这些贫困线不会随着时间而改变，然而ICP的不断修订改变了这些贫穷国家的相对购买力平价，全球贫困线就不可避免地随之变化。另一种是基于富裕国家每人每天1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也是迪顿比较认同的一种方法，它仅根据美国的CPI进行更新。由于每天1美元标准被大多数发达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使用，因此按美元衡量的贫困线更容易被接受。 | ||
| − | [[File:3382DFA56B189C6572D7466263F3B05B.jpg|缩略图| | + | [[File:3382DFA56B189C6572D7466263F3B05B.jpg|缩略图| 左|250px|[http://img1.cache.netease.com/catchpic/3/33/3382DFA56B189C6572D7466263F3B05B.jpg 原图链接][http://img1.cache.netease.com/catchpic/3/33/3382DFA56B189C6572D7466263F3B05B.jpg 图片来源于原图]]] |
此外，迪顿还对印度的贫困问题做了专门的研究。基于印度1990年代是"生活标准空前提高"时期还是"普遍贫穷"时期的争议，迪顿等(Deaton & Dreze，2002)根据贫困发生率(headcount ratio)即贫困线以下人口的比例，利用印度NSS(NationalSample Survey)调查数据，重新考虑了贫困发生率和其他贫困指数的标准。他们指出在三个参考期(1987-1988年，1993-1994年和1999-2000年)内，大多数州的贫困呈现出持续下降趋势。修订后的贫困估计与人均支出、州内产出和实际农业工资是一致的。通过对1993-1994年和1999-2000年NSS数据的分析，他们认为1990年代印度的不平等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各州内部特别是城市地区以及城乡之间的经济不平等扩大了。具体表现在:各州之间人均支出有很大的差异，特别是印度南部和西部地区;城乡人均支出的差距上升;大多数州城市内部的不平等也在扩大。通过考察健康、教育等发展指标对贫困的影响，他们还发现，社会进步在不同领域中也是不平衡的。在某些领域能够加速进步，但在另一些领域可能会减缓甚至衰退。并没有可靠的证据说明20世纪90年代的印度是"空前进步"还是"普遍贫穷"。迪顿进一步在《印度贫困大辩论》(with V.Kozel，2005)一文中，解释了政治和统计因素在这场关于印度贫困大辩论过程中的相互影响，提出虽然没有人口普查数据来提供证据，但是还是有充分的事实表明:一方面印度的贫困人口数确实下降了;另一方面印度政府对贫困发生率的下降幅度过于乐观，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该论文还涉及到有效的问卷设计、报告期、无回应调查、调查数据的完善、贫困线的设定等相关问题。 | 此外，迪顿还对印度的贫困问题做了专门的研究。基于印度1990年代是"生活标准空前提高"时期还是"普遍贫穷"时期的争议，迪顿等(Deaton & Dreze，2002)根据贫困发生率(headcount ratio)即贫困线以下人口的比例，利用印度NSS(NationalSample Survey)调查数据，重新考虑了贫困发生率和其他贫困指数的标准。他们指出在三个参考期(1987-1988年，1993-1994年和1999-2000年)内，大多数州的贫困呈现出持续下降趋势。修订后的贫困估计与人均支出、州内产出和实际农业工资是一致的。通过对1993-1994年和1999-2000年NSS数据的分析，他们认为1990年代印度的不平等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各州内部特别是城市地区以及城乡之间的经济不平等扩大了。具体表现在:各州之间人均支出有很大的差异，特别是印度南部和西部地区;城乡人均支出的差距上升;大多数州城市内部的不平等也在扩大。通过考察健康、教育等发展指标对贫困的影响，他们还发现，社会进步在不同领域中也是不平衡的。在某些领域能够加速进步，但在另一些领域可能会减缓甚至衰退。并没有可靠的证据说明20世纪90年代的印度是"空前进步"还是"普遍贫穷"。迪顿进一步在《印度贫困大辩论》(with V.Kozel，2005)一文中，解释了政治和统计因素在这场关于印度贫困大辩论过程中的相互影响，提出虽然没有人口普查数据来提供证据，但是还是有充分的事实表明:一方面印度的贫困人口数确实下降了;另一方面印度政府对贫困发生率的下降幅度过于乐观，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该论文还涉及到有效的问卷设计、报告期、无回应调查、调查数据的完善、贫困线的设定等相关问题。 | ||
衡量印度贫困一般使用的是一系列来自NSS的家庭调查数据，但很多学者对调查结果、印度政府使用的贫困线以及计算印度贫困的消费价格指数提出了质疑。迪顿(2008a)利用NSS关于食品的数据，比较了印度官方价格指数、印度农业劳动者的消费价格指数(the Consumer Price Index for Agricultural Labourers，CPIAL)和印度产业工人的消费价格指数(the Consumer Price Index for Industrial Workers，CPIIW)，他发现贫困线的设定确实会受到在衡量通货膨胀时可能出现错误的影响，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印度的贫困度量问题也长期受到悬而未决的调查数据和国民核算之间不透明的影响。 | 衡量印度贫困一般使用的是一系列来自NSS的家庭调查数据，但很多学者对调查结果、印度政府使用的贫困线以及计算印度贫困的消费价格指数提出了质疑。迪顿(2008a)利用NSS关于食品的数据，比较了印度官方价格指数、印度农业劳动者的消费价格指数(the Consumer Price Index for Agricultural Labourers，CPIAL)和印度产业工人的消费价格指数(the Consumer Price Index for Industrial Workers，CPIIW)，他发现贫困线的设定确实会受到在衡量通货膨胀时可能出现错误的影响，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印度的贫困度量问题也长期受到悬而未决的调查数据和国民核算之间不透明的影响。 | ||
| − | [[File:U10225P31DT20151021082418.jpg|缩略图|左|[http://i0.sinaimg.cn/cj/2015/1021/U10225P31DT20151021082418.jpg 原图链接][http://finance.sina.com.cn/world/20151021/083123532352.shtml 图片来源于新浪财经网]]] | + | [[File:U10225P31DT20151021082418.jpg|缩略图|左|250px|[http://i0.sinaimg.cn/cj/2015/1021/U10225P31DT20151021082418.jpg 原图链接][http://finance.sina.com.cn/world/20151021/083123532352.shtml 图片来源于新浪财经网]]] |
(2)'''健康问题研究''' | (2)'''健康问题研究''' | ||
健康问题是一个很新的研究领域，虽然这方面的研究发展迅速，但目前还不能完全估计出它对经济学以及卫生和流行病学等领域的影响。近年来，迪顿的很多工作都集中在对健康状况、死亡率以及它们与经济状况关系的研究上，迪顿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已经动摇了一些传统观点，比如，他提出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了"不平等不会对健康构成危害"。在很多福利经济学中，收入是衡量个人福利的重要指标，而健康不仅可以作为衡量生活质量的指标，还是自身福利的重要因素。健康能够促进幸福，收入也能提高幸福感。一般认为，居民的健康状态与收入是相关的，但实验证明，这种相关性远非完美(Deaton & Paxson，1998;Deaton & Lubotsky，2003)。迪顿(1999)通过有关收入不平等和健康的模型进行研究，认为收入不平等并不会直接危害健康，但是随着收入不平等的扩大，个人收入的提高对降低死亡率的作用却越来越明显。不过这些结果并不意味着影响收入不平等政策的变化一定会对总体死亡率产生影响。通过对人类身高、健康和发展的研究，迪顿(2007)指出，收入和身高只有很微弱的联系-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不能肯定。因此人类身高是衡量生活标准的一个不可靠指标。疾病特别是儿童时期的疾病是研究健康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迪顿等(Deaton et al，2009)构建了一个关于发育不良和选择的模型，为深入了解早期幼儿健康对成人死亡率的影响提供了新的思路。 | 健康问题是一个很新的研究领域，虽然这方面的研究发展迅速，但目前还不能完全估计出它对经济学以及卫生和流行病学等领域的影响。近年来，迪顿的很多工作都集中在对健康状况、死亡率以及它们与经济状况关系的研究上，迪顿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已经动摇了一些传统观点，比如，他提出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了"不平等不会对健康构成危害"。在很多福利经济学中，收入是衡量个人福利的重要指标，而健康不仅可以作为衡量生活质量的指标，还是自身福利的重要因素。健康能够促进幸福，收入也能提高幸福感。一般认为，居民的健康状态与收入是相关的，但实验证明，这种相关性远非完美(Deaton & Paxson，1998;Deaton & Lubotsky，2003)。迪顿(1999)通过有关收入不平等和健康的模型进行研究，认为收入不平等并不会直接危害健康，但是随着收入不平等的扩大，个人收入的提高对降低死亡率的作用却越来越明显。不过这些结果并不意味着影响收入不平等政策的变化一定会对总体死亡率产生影响。通过对人类身高、健康和发展的研究，迪顿(2007)指出，收入和身高只有很微弱的联系-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不能肯定。因此人类身高是衡量生活标准的一个不可靠指标。疾病特别是儿童时期的疾病是研究健康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迪顿等(Deaton et al，2009)构建了一个关于发育不良和选择的模型，为深入了解早期幼儿健康对成人死亡率的影响提供了新的思路。 | ||
| − | [[File:MZ8X-fyqwiqi9218966.jpg|缩略图| | + | [[File:MZ8X-fyqwiqi9218966.jpg|缩略图| 左|250px|[http://n.sinaimg.cn/finance/transform/w550h413/20180123/mZ8X-fyqwiqi9218966.jpg 原图链接][http://finance.sina.com.cn/meeting/2018-01-23/doc-ifyqwiqi9221957.shtml 图片来源于新浪财经网]]] |
此外，健康不平等作为一个重要的道德问题(a matter of great moral concern)是否需要以及如何通过政策来纠正，迪顿(2011)认为这取决于健康不平等是如何产生的。通过考察与教育、收入和地位差异有关的健康不平等、贫富国家间巨大的健康差异以及收入不平等与健康之间的关系，他指出童年时期的不平等是理解这些问题的关键，公共干预可以在改善影响儿童未来的不良家庭环境方面发挥作用。针对成年人，应优先采取措施防止因为疾病、丧失工作能力，或者治疗成本太高而使他们成为赤贫。对于最大的健康不平等-贫穷国家的不健康状况，迪顿认为把它标记为国际不公平是错误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个人、国家和国际社会都有责任帮助那些遭受最糟糕的健康状况和物质极度匮乏的个人和群体。这一论断应出于共同的人性，而非国际正义。 | 此外，健康不平等作为一个重要的道德问题(a matter of great moral concern)是否需要以及如何通过政策来纠正，迪顿(2011)认为这取决于健康不平等是如何产生的。通过考察与教育、收入和地位差异有关的健康不平等、贫富国家间巨大的健康差异以及收入不平等与健康之间的关系，他指出童年时期的不平等是理解这些问题的关键，公共干预可以在改善影响儿童未来的不良家庭环境方面发挥作用。针对成年人，应优先采取措施防止因为疾病、丧失工作能力，或者治疗成本太高而使他们成为赤贫。对于最大的健康不平等-贫穷国家的不健康状况，迪顿认为把它标记为国际不公平是错误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个人、国家和国际社会都有责任帮助那些遭受最糟糕的健康状况和物质极度匮乏的个人和群体。这一论断应出于共同的人性，而非国际正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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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福祉问题研究''' | (3)'''福祉问题研究''' | ||
| − | [[File:20180130210614 9081f5d732194b1f88921d567fd5f46c 1.jpg|缩略图|左|[http://04.imgmini.eastday.com/mobile/20180130/20180130210614_9081f5d732194b1f88921d567fd5f46c_1.jpeg 原图链接][http://04.imgmini.eastday.com/mobile/20180130/20180130210614_9081f5d732194b1f88921d567fd5f46c_1.jpeg 图片来源于原图]]] | + | [[File:20180130210614 9081f5d732194b1f88921d567fd5f46c 1.jpg|缩略图|左|250px|[http://04.imgmini.eastday.com/mobile/20180130/20180130210614_9081f5d732194b1f88921d567fd5f46c_1.jpeg 原图链接][http://04.imgmini.eastday.com/mobile/20180130/20180130210614_9081f5d732194b1f88921d567fd5f46c_1.jpeg 图片来源于原图]]] |
一般而言，对人们生活满意度的调查都会提供一些直接、且容易收集的、与福祉信息相关的指标，比如经济地位、健康、家庭环境等。迪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是针对收入与福祉之间的关系即"幸福是否可以用金钱来购买"这一经久不衰的话题展开的。迪顿在与诺贝尔奖得主卡尼曼(D.Kahneman)合著的《高收入提高了生活评价但没有改善情感福祉》(2010)一文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两者的关系。他们指出，作为主观幸福感的两个方面，情感福祉(Emotional well-being)指的是一个人每天所经历的情感特征，即能够使人生活愉快或者不愉快所表现出来的高兴、紧张、悲伤、愤怒等情感的频率和强度。而生活评价(Life evaluation)指的是人们对自己生活的构想。传统的主观幸福感调查一般强调的是生活评价，特别是对人们生活满意度的调查。通过对45万多份盖洛普健康方式幸福指数(Gallup-Healthways Well-Being Index)的调查问卷报告进行分析，他们还发现影响情感福祉与生活评价的因素是不同的:收入和教育与生活评价是密切相关的，而健康、照顾、孤独相对更能反映出情感变化。前者对社会经济形态比较敏感，而后者对能够引起情感变化的环境比较敏感。一般而言，人们的生活质量在逐步上升，情感福祉虽然也有所上升，但幅度并不明显。但低收入会加剧因为离异、疾病和孤独等不幸带来的痛苦，从而影响了情感福祉。因此迪顿得出结论，钱多不一定能带来更多的幸福感，但钱少一定是与情感痛苦有关;高收入得到的是生活满意度，不是幸福本身;而低收入是与较低的物质生活和情感福祉相关的。 | 一般而言，对人们生活满意度的调查都会提供一些直接、且容易收集的、与福祉信息相关的指标，比如经济地位、健康、家庭环境等。迪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是针对收入与福祉之间的关系即"幸福是否可以用金钱来购买"这一经久不衰的话题展开的。迪顿在与诺贝尔奖得主卡尼曼(D.Kahneman)合著的《高收入提高了生活评价但没有改善情感福祉》(2010)一文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两者的关系。他们指出，作为主观幸福感的两个方面，情感福祉(Emotional well-being)指的是一个人每天所经历的情感特征，即能够使人生活愉快或者不愉快所表现出来的高兴、紧张、悲伤、愤怒等情感的频率和强度。而生活评价(Life evaluation)指的是人们对自己生活的构想。传统的主观幸福感调查一般强调的是生活评价，特别是对人们生活满意度的调查。通过对45万多份盖洛普健康方式幸福指数(Gallup-Healthways Well-Being Index)的调查问卷报告进行分析，他们还发现影响情感福祉与生活评价的因素是不同的:收入和教育与生活评价是密切相关的，而健康、照顾、孤独相对更能反映出情感变化。前者对社会经济形态比较敏感，而后者对能够引起情感变化的环境比较敏感。一般而言，人们的生活质量在逐步上升，情感福祉虽然也有所上升，但幅度并不明显。但低收入会加剧因为离异、疾病和孤独等不幸带来的痛苦，从而影响了情感福祉。因此迪顿得出结论，钱多不一定能带来更多的幸福感，但钱少一定是与情感痛苦有关;高收入得到的是生活满意度，不是幸福本身;而低收入是与较低的物质生活和情感福祉相关的。 | ||
基于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报告，迪顿(2008b)分析了世界各地的收入、健康和福祉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人均GDP较高的国家，人们的生活满意度也比较高，而最贫穷国家的收入增加会使得生活满意度大幅度提高。如果对人均收入取对数，则全球范围内，平均生活满意度和人均GDP接近线性关系。除一些收入非常高的国家，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而言，生活满意度会随年龄的增加而递减。健康满意度也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递减，并且在中低收入国家比在高收入国家更显著。此外，迪顿(2010e)还对美国等国家的福祉问题做了研究并进行了比较。 | 基于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报告，迪顿(2008b)分析了世界各地的收入、健康和福祉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人均GDP较高的国家，人们的生活满意度也比较高，而最贫穷国家的收入增加会使得生活满意度大幅度提高。如果对人均收入取对数，则全球范围内，平均生活满意度和人均GDP接近线性关系。除一些收入非常高的国家，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而言，生活满意度会随年龄的增加而递减。健康满意度也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递减，并且在中低收入国家比在高收入国家更显著。此外，迪顿(2010e)还对美国等国家的福祉问题做了研究并进行了比较。 | ||
| − | [[File:147504748379529375.png|缩略图| | + | [[File:147504748379529375.png|缩略图| 左|250px|[http://n1.itc.cn/img8/wb/recom/2016/09/28/147504748379529375.PNG 原图链接][http://n1.itc.cn/img8/wb/recom/2016/09/28/147504748379529375.PNG 图片来源于原图]]] |
他提出比较各国福祉的高低，直接询问人们的自身情况或许比用货币指标衡量更真实。美国与其他国家如塔吉克斯坦相比，他们在消费的商品和服务上有很大差异，因此要对这些商品和服务进行比较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对人们的生活情况进行简单的询问相对比较容易，而且其准确度也并不逊色。迪顿在分析盖洛普公司2006年全球幸福调查报告时还发现，人们的生活满意度与人均GDP之间几乎呈现正相关关系，即国家越富裕，人民就会越幸福。 | 他提出比较各国福祉的高低，直接询问人们的自身情况或许比用货币指标衡量更真实。美国与其他国家如塔吉克斯坦相比，他们在消费的商品和服务上有很大差异，因此要对这些商品和服务进行比较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对人们的生活情况进行简单的询问相对比较容易，而且其准确度也并不逊色。迪顿在分析盖洛普公司2006年全球幸福调查报告时还发现，人们的生活满意度与人均GDP之间几乎呈现正相关关系，即国家越富裕，人民就会越幸福。 | ||
安格斯·迪顿是2015年诺贝尔奖经济学得主,最大的贡献在于对消费、贫穷与福利方面的分析研究。 | 安格斯·迪顿是2015年诺贝尔奖经济学得主,最大的贡献在于对消费、贫穷与福利方面的分析研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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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20年9月24日 (四) 17:07 的最新修訂
| 安格斯·迪頓 | |
|---|---|
|
教授、經濟學家 | |
| 出生 | 1945年10月19日 |
| 國籍 | 英國、美國(雙國籍) |
| 別名 | Angus Deaton |
| 職業 | 教授、經濟學家 |
| 知名於 | 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
| 知名作品 |
《經濟學與消費者行為》 《了解消費》 《家庭調查分析:發展政策的微觀經濟方法》 《偉大的印度貧困辯論》 《勝利大逃亡:健康、財富和不平等的起源》。 |
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 教授、經濟學家
安格斯·迪頓（Angus Stewart Deaton），男，1945年10月19日出生在蘇格蘭愛丁堡，是一位微觀經濟學家。他曾就讀於愛丁堡Fettes學院，在那裡他是基金會學者，並在劍橋大學贏得了他的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安格斯·迪頓現在是伍德羅·威爾遜學院德懷特·D·艾森豪威爾國際事務教授和普林斯頓大學經濟系經濟學和國際事務教授。2015年10月12日，安格斯·迪頓獲得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1]
基本信息
| 中文名 | 安格斯·迪頓 | 外文名 | Angus Stewart Deaton |
| 出生地 | 蘇格蘭愛丁堡 | 出生日期 | 1945年10月19日 |
| 性別 | 男 | 個人榮譽 | 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
人物介紹
安格斯·迪頓，微觀經濟學家，曾就讀於愛丁堡Fettes學院，並在劍橋大學獲得其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
安格斯·迪頓是普林斯頓大學（德懷特·D·艾森豪威爾）Dwight D. Eisenhower國際事務教授，伍德羅·威爾森學院與經濟系經濟學與國際事務教授。此前，他曾在劍橋大學和布里斯托爾大學任教。
安格斯·迪頓也是美國藝術與科學協會成員，計量經濟學協會成員，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諮詢委員會成員、蓋洛普(Gallup)組織高級研究員，此前，他曾是世界銀行研究審核委員會主席（2005-2006）、國際貨幣經濟組織華盛頓訪問學者（2006年10月）、哈佛大學經濟系顧問團主席（2009年12月）、全美經濟學會主席（2007）。
他因為與John Muellbauer共同開發的近理想需求體系而為眾人所知。
瑞典時間2015年10月12日下午1時，諾貝爾獎評選委員會在瑞典斯德哥爾摩的瑞典皇家科學院揭曉了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經濟學家安格斯·迪頓榮獲該獎項，表彰其在消費、貧窮與福利方面的研究貢獻。
人物經歷
1945年10月19日出生在蘇格蘭愛丁堡，是一位微觀經濟學家。 曾就讀於愛丁堡Fettes學院，是愛丁堡Fettes學院的基金會學者，並在劍橋大學獲得他的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他在那裡工作中的應用經濟學系教授、理查德·斯通爵士和特里·巴克菲茨威廉學院的研究員和研究主任。
1976年-1983年，在布里斯托大學任計量經濟學教授，並在此期間做了大量有影響力的工作 。
1983年從英國來到美國發展，1983年至今一直在普林斯頓大學經濟系任教。
2005-2006，世界銀行研究審核委員會主席。
2006年10月，國際貨幣經濟組織華盛頓訪問學者。
2007年，全美經濟學會主席。
2009年12月，哈佛大學經濟系顧問團主席。
目前，他是普林斯頓大學(德懷特·D·艾森豪威爾)Dwight D. Eisenhower國際事務教授，伍德羅·威爾森學院與經濟系經濟學與國際事務教授。此前，他曾在劍橋大學和布里斯托爾大學任教。
2015年10月12日，因為他對消費、貧窮與福利的分析("for his analysis of consumption, poverty, and welfare")，獲得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諾貝爾經濟學獎評選委員會發表聲明說，為了設計出能夠促進福利和減少貧困的經濟政策，需先了解個人的消費選擇，迪頓的研究強化了這一認識。通過鏈接詳細的個人選擇和聚合的結果，他的研究改變了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
2016年7月18日，被布里斯托大學授予榮譽院士頭銜 。
人物著作
他的主要著作包括：
《經濟學與消費者行為》，劍橋大學出版社；
《了解消費》，牛津大學Clarendon出版社；
《家庭調查分析：發展政策的微觀經濟方法》，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
《偉大的印度貧困辯論》。
個人榮譽
1978年首屆弗里希獎的獲得者、BBVA基金會經濟、金融與管理知識前沿獎獲得者。[2]
2015年10月12日，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微觀經濟家安格斯·迪頓獲得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3]
學術成就
(一)關於家庭行為的研究
迪頓關於家庭行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家庭和個人的需求、消費以及儲蓄等方面。其標誌性著作是和米爾鮑爾(J.Muellbauer)合著的《經濟學與消費者行為》(1980a)。書中迪頓對消費者行為的研究範式和相關問題進行了比較全面的綜述和總結，闡述了有關消費者行為的經濟理論以及在經濟分析中的作用，對模型的構建和實證檢驗都力求做出合理的解釋。通過引入現代消費行為經濟學研究中的對偶理論，着重討論了這一理論在福利經濟學和計量分析中的應用。之後，他們又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幾近理想的需求系統》(1980b)的論文。2011年該文入選1970年以來《美國經濟評論》最頂級的20篇論文之一。在這篇論文中，他們根據斯通(Stone)的消費需求理論，利用鹿特丹(Rotterdam)支出模型與對數轉換模型(translog model)的函數逼近方法，提出了一個幾近理想的需求系統(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AIDS)。這個模型除了具有鹿特丹模型與對數轉換模型的一般特性外，還非常接近線性，比較容易估計和預測;它可以對任意的需求系統給出一個一階近似，具有與已知家庭預算數據相一致的函數形式，能夠較好地滿足消費者選擇公理。AIDS為衡量消費者對價格和收入的反應提供了一個工具，因此被廣泛應用於經濟分析中，如用來解釋福利經濟學、政府購買的消費效應、各種政策制定及影響等，具有較強的實用性和政策導向性。後來這一系統被稱為迪頓-米爾鮑爾系統，目前該系統已經成為消費者需求實證分析的標準。
迪頓對於儲蓄行為的研究也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他和其合作者(Deaton et al，1985)在研究關於跨期儲蓄和勞動供給時，介紹了用截面的時間序列構造真實面板數據的方法。這篇文章以及後來的研究被廣泛地引用和運用。根據凱恩斯的消費理論，一直以來人們認為消費變動趨勢小於收入變動趨勢的現象，是由持久收入而不是由當期收入決定的，而且持久收入相對於當期收入要平滑些。1987年，很多時間序列分析者發現，美國以及其他地方個人平均收入是一個正的一階自回歸的單位根過程(a unit root process with positive autocorrelation in firstdifferences)。迪頓認為，如果這個結論是正確的，對勞動收入的一個單位衝擊就會轉化成對持久收入的很大衝擊。那麼對持久收入假說的預測，不是消費比收入平滑(數據顯示的結果)，而是收入比消費平滑。迪頓在《消費的生命周期模型，理論與證據一致嗎?》(1987)一文中，檢驗了影響消費者行為的生命周期模型的有效性，通過對消費和勞動力供給的代表性代理模型(agent models)做簡單的非參數檢驗，以及對可支配收入的時間序列特徵和基於生命周期模型假設下的消費行為簡單化的研究，迪頓指出持久收入比當前收入更不平滑。對於為何消費比收入平滑，持久收入理論無法提供一個直接並被廣泛接受的解釋，因此消費的平滑性不能直接用持久收入理論來解釋。迪頓在《為什麼消費如此平滑?》(with J.Campbell，1989)一文中，從總消費角度出發，通過分析美國季度消費數據的變化規律，構建一個儲蓄和勞動收入的兩變量VAR模型，對霍爾(R.Hall)的隨機遊走(random walk)假說進行了檢驗。結果表明，持久收入事實上並不比當期收入平滑。相對於持久收入假設中的消費函數形式，由實際的消費數據所計算出的消費支出波動性更小，居民消費沒有像理論假說所描述的那樣隨着收入變化而發生同步變化，居民消費對收入衝擊的反應表現得過於平滑。迪頓將這種實際消費小於理論估計值的消費現象稱為消費的"過度平滑性"(excess smoothness)。迪頓的這一思想，即消費支出的變動趨勢小於收入的變化，消費表現出了一個驚人的平滑性，也可以表述為，在時間序列數據中，消費的變化和預期收入正相關(過度敏感性，excess sensitivity)，對不可預期收入不敏感(過度平滑性)，這一理論後來被稱為"迪頓悖論"。
迪頓另外兩篇關於儲蓄的文章也對後來的相關研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關於緩衝庫存儲蓄(on buffer stock saving)的文章(Deaton，1991)描述了一種靜態均衡，即消費者不能借錢但可以儲蓄，他們擁有可以短期平滑消費的資產，但沒有積聚大量財富。當消費者相對缺乏耐心且勞動收入隨時間獨立同分布時，資產就起到了緩衝庫存的作用，保護消費不受收入減少的影響。如果收入過程是正的自相關且固定不變，那麼資產仍可以用來緩衝消費。當勞動收入是一個隨機遊走的過程，對缺乏耐心的且流動性受限的消費者來說，這是一個相對其收入的最佳消費。另一篇文章(Deaton & Paxson，1994)探討了跨期選擇、保險金和不平等之間的關係，他們認為跨期選擇模型，比如那些具有較強預防性動機和流動性約束的跨期模型，不但能夠限制甚至能夠阻止不平等的擴散，而且還能夠分擔個人風險。這篇文章催生了宏觀經濟學領域中關於消費保險的諸多研究，雖然這些研究仍存在很多分歧。
1991年迪頓應邀在牛津大學的克拉倫登講壇(the Clarendon Lectures)進行學術講座，他利用這次機會融會貫通了自己和其他學者有關消費的研究，並於次年出版了專著《理解消費》(1992)。該書介紹了1990年代初經濟學家對消費的理解，指出在消費研究領域，一直堅持實證研究和理論研究相結合，而且大部分研究都是明確地以微觀個體的理性決策為前提，以生命周期內對特定時期的約束為條件，以模型和對數據收集處理的高度技術性為特點的。
(二)、關於經濟發展和價格波動的研究
迪頓於1980年代逐漸將其研究方向轉到經濟發展問題上，並利用家庭調查數據解釋各種發展政策問題。在普林斯頓大學執教期間，他加入普林斯頓大學發展問題研究項目(the Research Programin Development Studies)，並建立了一個對發展問題感興趣的團隊，使得普林斯頓成為研究發展問題的主要基地之一。通過在世界銀行的工作，迪頓促成了生活標準測度調查(Living Standards Measurement Surveys)的設計，從而取得很多國家的家庭調查數據。迪頓利用這些數據以及其他數據開展了很多有影響的研究，比如在男孩女孩之間進行資源分配時的家庭內部歧視，估計需求價格彈性時質量和數量效應的差異，以及規模經濟和食品消費等。他在《家庭調查分析:發展政策的微觀計量方法》(1997)一書中比較系統地介紹了家庭調查數據的分析方法，包括家庭調查的構建、適用的經濟計量分析工具以及由此引出的一系列發展政策問題。迪頓指出，家庭調查不僅能夠提供各種受政策影響的經濟變量信息如價格，而且是一個研究相關經濟行為和經濟政策的數據源。他利用這種家庭調查研究方法，分析了科特迪瓦、印度、巴基斯坦、泰國和我國台灣地區等幾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政策性問題。迪頓(2010a)認為家庭調查數據的數量和有效性在逐步提高，這些調查不僅提供了家庭收入和支出數據，還提供了關於健康度量特別是人體測量學(anthropometrics)、嬰幼兒死亡率以及福祉和情感經驗的自我報告數據。同時，經濟發展的概念也從單一的真實收入增長擴展到包括健康福祉等方面。經濟發展因涉及到對低收入經濟體(low-income economies)和生活在低收入經濟體中人群的研究，使得它不同於大多數經濟學研究領域。經濟發展研究的特殊性可能使它更接近於勞動經濟學或者健康經濟學的研究領域。
目前學者關於國外援助的有效性以及什麼類型的項目能夠帶來經濟發展等方面的研究問題尚存不少分歧，對計量分析能否解決這些問題以及相關的發展部門能否從自身的經歷中汲經驗和教訓也存在諸多疑問。現在發展經濟學越來越多地使用隨機對照試驗(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和工具變量(instrumental variable)技術來積累可靠的如何發展經濟的知識。迪頓(2010b)指出，由於對外生性(exogeneity)和異質性(heterogeneity)的不恰當處理，導致了數據加工無效。他認為，相對於其他方法，實驗並沒有擁有特殊能力來生成更多可信的信息，真實的實驗經常受制於實際問題，這些問題影響了統計或其他認知的作用。就像工具變量技術一樣，基於隨機對照試驗的估計，由於沒有掌握底層的運行機制，是不可能真正理解經濟發展的內在規律的，因而目前的研究應更多地轉向對經濟發展理論機制的評估上。迪頓(2010c)強調好的理論或者對現有理論的完善，需要理論工作者熟悉並關注歷史性和經驗型證據。要了解發展就需要調查影響發展的機制問題。機制的調查、測試和評價能夠將不同的實證結果整合起來，構成一個進步的實證研究策略。他同時討論了能夠解釋發展機制的一些關鍵問題如:儲蓄和發展的關係、商品價格的影響，迪頓認為解決這些問題的最常用方法包括邏輯實證主義的假說演繹法、輔助變量法和隨機試驗等。
此外，迪頓對大宗商品的價格波動以及它對主要生產國的影響也比較關注。他與拉羅克(G.Laroque)曾在《商品價格行為的研究》(1992)一文中分析了商品價的理論和經驗行為，指出商品的價格是極其不穩定的。並利用標準的理性預期競爭性存
儲模型(the standard rational expectations competitive storage model)，解釋了商品價格的偏度(skewness)、價格的劇烈波動以及多數情況下表現出的價格自相關。他們又在幾篇合作論文中(Deaton & Laroque，1992，1996a，1996b)考察了商品價格投機性存儲標準模型(the standard model of speculativestorage for commodity prices)，認為全球大宗商品價格對世界上許多最貧窮國家(主要是但不僅限於非洲)的經濟具有很深遠的影響，因此對價格行為的更深入理解會有利於很多貧窮國家的宏觀經濟管理。雖然1992年的文章已經成為理論並對相關研究產生了重大影響，但後續的研究表明，該理論並不能很好的解讀實際數據。迪頓對購買力平價(PPP)一直保持較濃厚的興趣，迪頓(1995)曾質疑利用世界銀行提出的購買力平價換算的中國和印度的GDP，按世行The Penn World Tables Mark 5換算的1985年中國人均GDP是同期印度的2.71倍;而按世行The Penn World Tables Mark 4換算得到的結果卻變為3.26倍。
另外，基於劉易斯的價格模型，迪頓與拉羅克(Deaton & Laroque，2003)提出了一個關於商品價格的時間序列統計模型，並假定模型中的商品供給量從長期來說是無限彈性的，供給增長率隨當期價格與長期供應價格之差發生變化，而且商品價格固定在供給價格上。通過這個模型，他們說明了價格在短期內會隨着收入發生變動，但長期來看價格相對於收入是不變的。此外，迪頓等(Deaton & Heston，2010)還研究了價格指數問題。他們曾指出，由於國際比較項目(the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Program，ICP)計算出的各國價格指數沒有顯示出各國之間收入的差異性，對一些比較重要的國家如中國、巴西、印度等，ICP的農村價格或是沒有收集或者不具有代表性。所以，通過價格比較大國和小國的收入差異不具有說服力。迪頓還曾嘗試着研究推動世界商品價格波動的原因，但尚未成功。
(三)、關於貧困、健康以及福祉問題的研究
迪頓之前主要是對收入、儲蓄、價格等微觀經濟現象進行計量分析的。後來他的研究集中在貧困、影響健康的決定因素、福祉等方面。
(1)貧困問題研究
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迪頓除了關注經濟發展問題外，還一直致力於貧困度量問題的研究，特別是如何調整基於空間價格差異的標準收入以及購買力平價(PPP)匯率對全球貧困和不平等的影響。迪頓(2005)認為，世界銀行定義的貧困計算方法是對每天生活不足1美元人數的簡單統計，雖然這種方法比較簡單透明但實際操作性差。迪頓及其合作者(Deaton，2010d;Deaton & Dupriez，2011)提出了通過購買力平價(PPP)匯率計算出國際價格差異來比較不同國家間人們的生活標準。由於PPP匯率指數的經常性調整，使得PPP匯率指數在衡量貧困時具有不確定性，修訂後的匯率指數對改變實際的貧困狀況沒有起到很大的作用。針對貧困人口大幅度上升(將近10億)的現象，迪頓(2010d)認為，這是由於全球貧困線不恰當設定導致的，目前使用的ICP更新程序也是不完善的，它會導致國家貧困線下降而全球貧困線上升。基於蓋洛普世界民意調查(the Gallup World Poll)的數據，迪頓還指出，在使用國際數據特別是用其對比貧富國家情況時，應該對使用的數據抱有懷疑的態度，因為數據的差異會導致非常不同的結果。對於未來全球貧困線的設定，迪頓認為可以有兩種不同的方法:一種是目前廣泛使用的、基於貧窮國家的貧困線，比如印度的1盧比貧困線或者全球貧窮國家的平均貧困線。雖然這些貧困線不會隨着時間而改變，然而ICP的不斷修訂改變了這些貧窮國家的相對購買力平價，全球貧困線就不可避免地隨之變化。另一種是基於富裕國家每人每天1美元的國際貧困線，也是迪頓比較認同的一種方法，它僅根據美國的CPI進行更新。由於每天1美元標準被大多數發達國家的非政府組織和國際組織使用，因此按美元衡量的貧困線更容易被接受。
此外，迪頓還對印度的貧困問題做了專門的研究。基於印度1990年代是"生活標準空前提高"時期還是"普遍貧窮"時期的爭議，迪頓等(Deaton & Dreze，2002)根據貧困發生率(headcount ratio)即貧困線以下人口的比例，利用印度NSS(NationalSample Survey)調查數據，重新考慮了貧困發生率和其他貧困指數的標準。他們指出在三個參考期(1987-1988年，1993-1994年和1999-2000年)內，大多數州的貧困呈現出持續下降趨勢。修訂後的貧困估計與人均支出、州內產出和實際農業工資是一致的。通過對1993-1994年和1999-2000年NSS數據的分析，他們認為1990年代印度的不平等呈現明顯上升趨勢，各州內部特別是城市地區以及城鄉之間的經濟不平等擴大了。具體表現在:各州之間人均支出有很大的差異，特別是印度南部和西部地區;城鄉人均支出的差距上升;大多數州城市內部的不平等也在擴大。通過考察健康、教育等發展指標對貧困的影響，他們還發現，社會進步在不同領域中也是不平衡的。在某些領域能夠加速進步，但在另一些領域可能會減緩甚至衰退。並沒有可靠的證據說明20世紀90年代的印度是"空前進步"還是"普遍貧窮"。迪頓進一步在《印度貧困大辯論》(with V.Kozel，2005)一文中，解釋了政治和統計因素在這場關於印度貧困大辯論過程中的相互影響，提出雖然沒有人口普查數據來提供證據，但是還是有充分的事實表明:一方面印度的貧困人口數確實下降了;另一方面印度政府對貧困發生率的下降幅度過於樂觀，特別是在農村地區。該論文還涉及到有效的問卷設計、報告期、無回應調查、調查數據的完善、貧困線的設定等相關問題。
衡量印度貧困一般使用的是一系列來自NSS的家庭調查數據，但很多學者對調查結果、印度政府使用的貧困線以及計算印度貧困的消費價格指數提出了質疑。迪頓(2008a)利用NSS關於食品的數據，比較了印度官方價格指數、印度農業勞動者的消費價格指數(the Consumer Price Index for Agricultural Labourers，CPIAL)和印度產業工人的消費價格指數(the Consumer Price Index for Industrial Workers，CPIIW)，他發現貧困線的設定確實會受到在衡量通貨膨脹時可能出現錯誤的影響，和許多其他國家一樣，印度的貧困度量問題也長期受到懸而未決的調查數據和國民核算之間不透明的影響。
(2)健康問題研究
健康問題是一個很新的研究領域，雖然這方面的研究發展迅速，但目前還不能完全估計出它對經濟學以及衛生和流行病學等領域的影響。近年來，迪頓的很多工作都集中在對健康狀況、死亡率以及它們與經濟狀況關係的研究上，迪頓在這個領域的研究已經動搖了一些傳統觀點，比如，他提出了一個很有說服力的證據證明了"不平等不會對健康構成危害"。在很多福利經濟學中，收入是衡量個人福利的重要指標，而健康不僅可以作為衡量生活質量的指標，還是自身福利的重要因素。健康能夠促進幸福，收入也能提高幸福感。一般認為，居民的健康狀態與收入是相關的，但實驗證明，這種相關性遠非完美(Deaton & Paxson，1998;Deaton & Lubotsky，2003)。迪頓(1999)通過有關收入不平等和健康的模型進行研究，認為收入不平等並不會直接危害健康，但是隨着收入不平等的擴大，個人收入的提高對降低死亡率的作用卻越來越明顯。不過這些結果並不意味着影響收入不平等政策的變化一定會對總體死亡率產生影響。通過對人類身高、健康和發展的研究，迪頓(2007)指出，收入和身高只有很微弱的聯繫-在某些情況下甚至還不能肯定。因此人類身高是衡量生活標準的一個不可靠指標。疾病特別是兒童時期的疾病是研究健康問題的一個重要因素。迪頓等(Deaton et al，2009)構建了一個關於發育不良和選擇的模型，為深入了解早期幼兒健康對成人死亡率的影響提供了新的思路。
此外，健康不平等作為一個重要的道德問題(a matter of great moral concern)是否需要以及如何通過政策來糾正，迪頓(2011)認為這取決於健康不平等是如何產生的。通過考察與教育、收入和地位差異有關的健康不平等、貧富國家間巨大的健康差異以及收入不平等與健康之間的關係，他指出童年時期的不平等是理解這些問題的關鍵，公共干預可以在改善影響兒童未來的不良家庭環境方面發揮作用。針對成年人，應優先採取措施防止因為疾病、喪失工作能力，或者治療成本太高而使他們成為赤貧。對於最大的健康不平等-貧窮國家的不健康狀況，迪頓認為把它標記為國際不公平是錯誤的。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個人、國家和國際社會都有責任幫助那些遭受最糟糕的健康狀況和物質極度匱乏的個人和群體。這一論斷應出於共同的人性，而非國際正義。
迪頓還分析了美國和某些發展中國家如印度、南非等地人民的健康問題。迪頓等(Deaton & Lubotsky，2003)從美國種族構成的角度，分析了死亡率與收入不平等之間的關係。他們指出，在黑人分布比較大的地方，其群體間的收入不平等比較明顯，死亡率也比較高。這不僅是因為黑人群體較高的死亡率和低收入二者的相互作用，還因為在黑人分布較高的地區，白人的死亡率也較高。對於發展中國家如印度和南非，迪頓等(Deaton & Case，2006)基於兩國經濟水平，比較了兩國人民的健康狀況以及健康和收入之間的關係，探討了"越健康越幸福"的假說。研究表明，健康狀況會自動地隨着經濟的發展而變化，如果用人均GDP來衡量印度和南非人民的健康狀況，那麼南非由於艾滋病的存在，人們的健康狀況相對於收入水平就比較低，其人口預期壽命也比印度要短。即使在沒有考慮艾滋病的情況下，南非人的預期壽命也比從收入角度所預期的要短，這主要是由於南非嚴重的收入不平等所導致的。
(3)福祉問題研究
一般而言，對人們生活滿意度的調查都會提供一些直接、且容易收集的、與福祉信息相關的指標，比如經濟地位、健康、家庭環境等。迪頓對這一問題的研究主要是針對收入與福祉之間的關係即"幸福是否可以用金錢來購買"這一經久不衰的話題展開的。迪頓在與諾貝爾獎得主卡尼曼(D.Kahneman)合著的《高收入提高了生活評價但沒有改善情感福祉》(2010)一文中比較系統地闡述了兩者的關係。他們指出，作為主觀幸福感的兩個方面，情感福祉(Emotional well-being)指的是一個人每天所經歷的情感特徵，即能夠使人生活愉快或者不愉快所表現出來的高興、緊張、悲傷、憤怒等情感的頻率和強度。而生活評價(Life evaluation)指的是人們對自己生活的構想。傳統的主觀幸福感調查一般強調的是生活評價，特別是對人們生活滿意度的調查。通過對45萬多份蓋洛普健康方式幸福指數(Gallup-Healthways Well-Being Index)的調查問卷報告進行分析，他們還發現影響情感福祉與生活評價的因素是不同的:收入和教育與生活評價是密切相關的，而健康、照顧、孤獨相對更能反映出情感變化。前者對社會經濟形態比較敏感，而後者對能夠引起情感變化的環境比較敏感。一般而言，人們的生活質量在逐步上升，情感福祉雖然也有所上升，但幅度並不明顯。但低收入會加劇因為離異、疾病和孤獨等不幸帶來的痛苦，從而影響了情感福祉。因此迪頓得出結論，錢多不一定能帶來更多的幸福感，但錢少一定是與情感痛苦有關;高收入得到的是生活滿意度，不是幸福本身;而低收入是與較低的物質生活和情感福祉相關的。
基於蓋洛普世界民意調查報告，迪頓(2008b)分析了世界各地的收入、健康和福祉之間的關係。他指出，人均GDP較高的國家，人們的生活滿意度也比較高，而最貧窮國家的收入增加會使得生活滿意度大幅度提高。如果對人均收入取對數，則全球範圍內，平均生活滿意度和人均GDP接近線性關係。除一些收入非常高的國家，對世界上大多數國家而言，生活滿意度會隨年齡的增加而遞減。健康滿意度也會隨着年齡增長而遞減，並且在中低收入國家比在高收入國家更顯著。此外，迪頓(2010e)還對美國等國家的福祉問題做了研究並進行了比較。
他提出比較各國福祉的高低，直接詢問人們的自身情況或許比用貨幣指標衡量更真實。美國與其他國家如塔吉克斯坦相比，他們在消費的商品和服務上有很大差異，因此要對這些商品和服務進行比較幾乎是不可能的，而對人們的生活情況進行簡單的詢問相對比較容易，而且其準確度也並不遜色。迪頓在分析蓋洛普公司2006年全球幸福調查報告時還發現，人們的生活滿意度與人均GDP之間幾乎呈現正相關關係，即國家越富裕，人民就會越幸福。
安格斯·迪頓是2015年諾貝爾獎經濟學得主,最大的貢獻在於對消費、貧窮與福利方面的分析研究。
相關影片
參考資料
- ↑ 獲得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騰訊網 ,2015-1012
- ↑ 安格斯·迪頓：201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熱門候選人 ,網易財經 ,2015-10-12
- ↑ 獲得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騰訊網 ,2015-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