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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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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榷》为记载明朝历史的私家编修编年体史书，作者谈迁。该书鉴于经史官员垄断了明历代实录，很多地方忌讳失实，而各家编年史书又多肤浅伪陋。谈迁寻访到各种资料，广征博引，力求征信。天启元年（1621年）始编著，初稿六年后完成。顺治四年（1647年）全稿被窃，他又发愤重写，以三十余年编成《国榷》一书，署名“江左遗民”。

《国榷》记叙从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九月明太祖朱元璋诞生，到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清兵入南京、福王政权灭亡为止的三百一十七年间的历史。对于研究明史，尤其是研究明代建州女真及崇祯一朝的历史，有重要参考价值。

写作背景

时代背景

谈迁生活的年代，正是一个风雨飘摇的时期。明朝统治者消极怠政、宦官专权乱政、党争结社频频，天灾不断，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再加上清军不断叩关。值此国危的时代，“士习甚嚣” [2] 的言论不绝于耳，怀抱着经世致用之大志的晚明士大夫们不甘朝野倾轧、世风日坏，期望凭一己之力，救国家与人民于危难之中。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愿望往往受现实的摧残，在农民起义的洪流和清军铁蹄的征服下，这批在野士大夫们被迫接受这样的身份转换，成为了明朝遗民，从此开始了对人生及未来的抉择和思考。谈迁就是这样一位“遗民”的代表，他亲历时代的巨变，思想发生了一系列新的转变，更迭的世局逼其发出“亡国不亡史”的疾呼。

作者背景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至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万历皇帝行将入土，这不仅仅是明朝历史走向衰亡的时期，更可以说是谈迁人生道路的重要转折点。谈迁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夏，谈迁赴京考试 [3] 再次失败之后，他并未像其它书生那样终其一生继续考取功名，而是认清了自己难以考中，于是自愿置身田园。 [4] 选择“缀耕之暇，汇为《兔园册》” [4] 的耕读之路。“壬戌夏，谈迁结识了钱而介，每个月都见面商讨编书事宜。之后分别，也多次书信往来。 [4] 从天启二年（1622年）夏，二人认识，每月会面，到天启四年（1624年）两人分手仍维持书信往来，谈迁与钱而介的交往使得其“废然返矣” ， [4] 由漫无目的耕读到有意识地读书，从吟诗作文到集中研习经史著作。

谈迁放弃了科考，也等于放弃了从政路线。既然不能在政治上为国家人民作出贡献，就干脆退而求其次，走学术研究路线。“经史是古代学术文化的核心，也就是读书人主要的研究方向”， [5] 谈迁“少读国史，辄仰名阀”， [6] 再加上晚明时期，涌现出了大多数在竞争激烈的科场中屡次败北，遂把毕生精力放在学术文化研究上的学者型史家，于是形成了一股治当代史的风气。史家群体的出现，使得修国史成为士人们引以为傲的事情，受这一时风的影响，在阅读了大量当代史著之后，天启元年（1621年）前后，谈迁终于选择了自己后半生的奋斗目标——治当代史。

文化背景

自古以来，修史总是作为一种“鉴往事，知来者” [7] 的文化观念，根植于儒家文化体系中，无论治世，抑或是乱世，修史总能达到这样的目的，或扬长避短，或褒贬善恶。而明末清初正处于社会大变革的乱世时期，更是为大批史学家修史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厚重的文化土壤，对国家和社会前途命运的担忧成为他们致力于撰史的动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促使他们对过去现实的反思和对未来走向的探讨”。 [8] 明清易代对于像谈迁这样的史家而言，不仅仅是变了天，换了皇帝，更是正统、道统如何继续维持的问题。对人生道路的抉择，对前途命运的担忧，在他们心中泛起了巨大的涟漪，经历了身心上的痛苦之后，思想上同样经受了一番冲击，必然希望从根源上找到明代社会何以走向灭亡。而修史则是他们表达这一心理变动最重要的方式。除此之外，作为一个史学家，以史言志可以说是清楚明白地表达他们政治立场的平台。然后站在史家的立场上，希冀探究明王朝由盛到衰的根本原因，并用自己儒家士人固有的传统道德规范去评价有明一代的统治得失。

作者简介

谈迁，明末清初史学家，原名以训，字仲木，号射父。明亡后改名迁，字孺木，号观若，自称"江左遗民"。浙江海宁（今浙江海宁西南）人。终生不仕，以佣书、作幕僚为生。喜好博综，子史百家无不致力，对明代史事尤所注心。

天启元年（1621年）始，完成《国榷》初稿。崇祯十七年（1644年）为内阁大学士高弘图幕僚，为高弘图和张慎言所器重，荐为中书舍人、礼部司务，参与修史，但不愿"以国之不幸博一官"，力辞未就。顺治二年（1645年）回原籍，增补《国榷》中崇祯、弘光两朝史事。顺治十年（1653年），应弘文院编修朱之锡聘，携稿赴京，校补厘订《国榷》。对清初赋役制度混乱繁重，曾上书户部，建议"立法定制"、"轻徭薄赋"。顺治十三年（1656年）夏，南归海宁。次年夏又应沈贞亨聘，去山西平阳（今山西临汾）作幕，是年冬病死于幕所。其他著述有《枣林杂俎》、《枣林外索》六卷、《枣林集》十二卷、《枣林诗集》三卷、《北游录》、《西游录》二卷、《海昌外志》八卷、《史论》二卷等。

历史影响

谈迁认为在他之前成书的诸家编年明史“讹陋肤冗”，不能起到总结明朝兴衰经验教训的作用，遂立志要以明实录为本，参阅诸家私著，自成“一家之言”。 谈迁的《国榷》秉笔直书，一是《国榷》初稿完成于天启六年（1626年），此时清兵尚未入关，写来毫无顾 及，二是再稿成书于顺治前期，尚无文字狱之兴，谈迁以故国遗民的悲愤心情编撰国史，对建州史事毫不隐讳。更重要的是此书写成后长期未曾刊刻，仅有传抄本，清初曾一 度都列为禁书，所以它躲过了四库馆臣的胡删乱改，成了独详万历以后建州史事的唯一巨著。用 以校对清修《明史》和清初史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