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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尔斯密的朋友再度出洋(马克·吐温作品)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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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尔斯密的朋友再度出洋》是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写的短篇小说。

原文

按:以下几封信里记载的生活经验无须虚构。一个侨居美国的中国人的经历不需要运用幻想加以渲染。朴素的事实就足够了。

第一封信

秦福兄:

一切都已准备停当,我就要离别这备受压迫和灾难深重的祖国,渡洋去那高尚的国度——美国!那里人人自由 ,人人平等,无人受气挨骂。能自称是自由 之地和勇敢之家,这是美国独享的珍贵特权。我们和我们身边所有的人都如饥如渴地瞭望着海面,将我们故乡的贫困凋敝与那幸福的庇难所的富裕舒适作一番对照。我们知道美国曾经怎样欢迎德国人、法国人以及落难悲伤的爱尔兰人,我们知道它怎样供给他们面包皮、工作和自由 ,而他们又是怎样感恩戴德。我们知道美国准备欢迎其他一切受压迫的人民,对所有前来投奔的人都倾囊相助,不问其民族、信仰或肤色。而且,不用别人告诉,我们知道那些由它从压迫和饥饿中拯救出来的外国难民都是最热切地欢迎我们的,因为他们受过苦,自然知道受苦的滋味;他们得到过慷慨的救助,自然渴望自己也能慷慨地对待其他不幸者,以此表明他们没有虚受美国的宽宏大量。

艾送喜

一八××年于上海

第二封信

秦福兄:

我们现在是在遥远的大海上,在通往美丽的自由 之地和勇敢之家的航途中。我们很快就要到达人人平等和不知忧愁的地方了。

招收我去美国的那位仁慈的美国人讲定每月支付我12美元。你要知道,这是一笔巨额薪水,相当于我们在中国所得的20倍之多。我乘船的盘缠相当可观,真的,抵得上一笔资产。这笔钱我最后是要付清的,不过现在先由东家垫着,他允许我日后从从容容地分期偿还。仅仅作为一种手续,我已把我的老婆、儿子和两个女儿转交 给我东家的同伙,作为偿还船费的担保。不过,我东家说他们没有被卖掉的危险,因为他知道我会忠实于他,而这一点是最牢靠的担保。

我原以为我能带着12美元到美国开始生活,但美国领事要我办理乘船执照,拿去了其中的两美元。他是没有权利这样做的,他只能向这条船收两美元,因为这条船连同船上全部中国乘客只需要一张执照就行了,但他决意强迫中国人按人头办理执照,把所有的美元落进自己腰包皮。这条船上有我国同胞1300人,这位领事收了2600美元的执照费。我的东家告诉我,华盛顿政府知道这种敲诈行为,严厉反对这种弊病的存在,极力要求上届议会将这笔敲诈——我的意思是这笔执照费合法化。但由于这个议案尚未通过,这位领事仍将不得不敲诈这笔执照费,直到下届议会使它合法为止。这是一个伟大、仁慈和高尚的国家,痛恨一切形式的营私舞弊。

我们的舱位是一向为我国同胞保留的那部分。它叫做统舱。我的东家说,它是专留给我们的,因为它不受气温 变化的影响,也没有危险的穿堂风。这不过是美国人仁慈无私的宽待一切外国难民的又一例。统舱是有点儿挤,而且相当闷热,但无疑这种安排对我们是最合适的。

昨天,我们自己人中间发生了争吵,船长朝他们放了一通滚烫的蒸汽,烫伤了七、八十人,伤势有轻有重。有些人身上的皮烫得一片片、一条条掉下来。舱里面狂呼乱叫,东推西撞,但蒸汽笼罩着这慌作一团 的人群,结果有些没被烫伤的人也被踩伤。我们没有抱怨,因为听我东家说,这是平息船上騷乱的通常办法,在美国人的二等舱里每一、二天也要来这么一次。

秦福,恭喜我吧!再过十天,我就要登上美国大陆 ,受到它的襟怀博大的人民的接待;我将昂首挺胸,感到我是生活在自由 人中间的一个自由 人。

艾送喜

一八××年于海上

第三封信

秦福兄:

我喜气洋洋地上了岸!我想要跳舞,叫喊,歌唱,向这慷慨大度的自由 之地和勇敢之家顶礼膜拜。但是,当我走下跳板时,后面有个穿灰制服 的人狠狠踢了我一脚,叫我留心点——这话是我东家翻译给我听的。我一转身,另一位穿灰制服 的长官用一根短棍揍了我一下,也吩咐我留心点。我正要拿起我这一头的扁担,扁担中间搭着我和洪五的网篮和铺盖卷,这时,又有第三个长官用短棍揍了我一下,意思是叫我放下扁担,然后又踢了我一脚,意思是对我的反应灵敏表示满意。马上来了另一个人,搜查我们的网篮和铺盖卷,把每件东西都抖落在肮脏的码头上。然后,这个人和另一个人搜我们俩身上,上上下下搜个遍。他们搜出了洪五缝在辫子假发里的一小块鸦片。他们没收了鸦片,将供五逮捕,交 给另一位长官押走了。因为洪五犯了罪,他们也没收了他的行李,而我们俩的行李是混在一起的,他们分辨不出哪是他的,哪是我的,就一古脑儿全没收了。我提出帮他们把我的行李分出来,他们踢我,希望我留心点。

现在,没有了行李,没有了同伴,我跟我东家说,如果他同意,我想就近溜达溜达,看看这里的风土人情,一见他招呼就马上回来。我不愿流露出对我在这仁慈的庇难之地所受到的接待感觉失望,因此说话的时候竭力装出快活的样子。但他叫我等一下,说我必须种痘以防出天花。我微笑着说,我已经出过天花,这由我脸上的麻子可以看出,所以不必等候“种痘”。但他说,这是法律规定的,我无论如何必须种痘。医生决不会放过我,法律责成他给每个中国人种痘,每人收费十美元。而且说我可以肯定,作为这条法律的忠仆,没有哪个医生会迁就任何一个情愿在异国出天花的傻瓜蛋而让一笔酬金从他的指头滑掉。立刻,医生来了,行使了他的职责,搜刮走了我的每个铜板——我的十美元,这是我大约一年半受苦受累的血汗积蓄。哎,倘若立法者们知道这个城里有许多医生乐于给人种一次痘收费一、二美元,那他们就决不会规定向穷困的、无亲无友的爱尔兰人、意大利人或中国人收这么高的费,这些难民正是为了躲避饥饿和艰难时世才来投奔这福地的。

艾送喜

一八××年于旧金山

第四封信

泰福兄:

我在这里呆了已将近一个月,每天学一点美国话。我的东家把我们招往这个大陆 东端的种植园的计划已经落空。他的事业遭到挫败,不得不把我们全部解散,只是让我们签字画押保证偿还他垫付的船费。我们必须把在这里挣得的头几个月的工资偿还他。他说每位六十美元。

我们到达这里才两个星期,就这样被打发了。在此之前,我们大家一直挤在一间小屋里等候消息。这以后,我只得自己迈开双脚碰运气了。我开始在异乡客地过陌生人的生活,无亲无友,分文不名,只有这身上穿着的一身衣服。在这儿的世界,我这方面没有任何有利条件——没有一个,除了身体硬朗,另外,不必费时或费心看管我的行李。不、不,我忘了。我想起较之寄居别国的难民,我有一个特殊的有利条件——我是在美国!我是在老天爷为尘世间受压迫的落难之人安置的庇难所!

正当这个令人宽慰的念头掠过我脑子的时候,一帮青年放出一条凶狗朝我扑来。我尽力抵挡,但招架不住。我退到一座大门关着的门道里;在那里,这条狗完全控制了我,咬我的喉咙、面孔以及我身体的一切裸露部分。我大声呼救,但这帮青年只是取笑逗乐。两个穿灰制服 的人(他们的官衔是警察)朝我望了两眼,懒洋洋地走开了。但是,有个人拦住了他们,把他们领了回来,说见难不救是一种耻辱。于是,这两个警察用短棍打跑了那条狗。尽管我当时从头到脚衣衫稀烂,鲜血淋漓,但摆脱了那条狗毕竟令我欣慰。领回警察的那个人责问这些青年为什么要那样欺侮我,而这些青年希望他不要多管闲事。他们对他说:“这些中国魔鬼到美国来,从我们高贵聪明的白人嘴里夺取面包皮,当我们起而保卫自己的权利时,却有人还要大惊小怪。”

他们开始威胁我的恩人,而他看到这时聚拢过来的面孔都不怀善意,只得自管自走开了。当他离开时,还挨了不少诅咒。这时警察通知我,我已被逮捕,必须跟他们走。我问其中一个警察,我对谁犯了什么罪,要遭到逮捕,他只是用短棍揍我,命令我“闭上狗嘴”。这时已有一群取笑起哄的街头顽童和二流子跟在我后面,我被带到一条小巷,送进一座石头铺路的监狱;沿着它的一边有一长排牢房,都上着铁门。我站在一张桌子旁,桌子后面的一个人在一块石板上写下一些关于我的事。逮捕我的一个警察说:“记下这个中国人的罪状是扰乱社会治安。”

我想张口说话,但他说:“闭嘴!你现在最好老实点,我的伙计!你他妈的傲慢无礼已经有两三次了。在这里容不得你顶嘴。现在该是你冷静的时候,如果你还不安分,我们倒要看看是不是拿你没办法。你叫什么名字?”

“艾送喜。”

“别名什么?”

我说我不明白什么意思。他说他想要知道我的真名,因为他猜想我这个名字是上次偷了小鸡之后换了的。说完,他们全都哈哈大笑起来。

然后,他们搜我的身。当然,搜不到什么东西。他们看来十分光火,问我打算请谁“保释或付罚款”。他们向我解释这些事情时,我说我没有伤害任何人,为什么要取保或付罚款?他们两个踢我,警告我说,懂点规矩对我有好处。我顶嘴说我没有任何不敬的意思。于是他们中的一个把我拉到一边,说:“喂,伙计,放聪明点,跟我们装傻充楞是全然没用的。你要知道,我们这是在办公事。你尽快给我们弄到五块钱,你就立即可以摆脱数不清的麻烦。少于五块办不到。你有哪些朋友?”

我告诉他,我在全美国没有一个朋友,我远离家乡,走投无路,穷得可怜。我乞求他们放了我。

他一把揪住我的衣领,使劲地又拉又推,把我拖到监狱,打开一扇铁牢门,一脚把我踢了进去,说:“你就呆在里面发霉吧,你这个外国畜生,叫你明白美国没有你这种家伙、你们这种民族呆的地方。”

艾送喜

一八××年于旧金山[1]

作者简介

马克·吐温(Mark Twain,1835年11月30日-1910年4月21日 ),原名萨缪尔·兰亨·克莱门(Samuel Langhorne Clemens),美国作家、演说家,“马克·吐温”是他的笔名,原是密西西比河水手使用的表示在航道上所测水的深度的术语

马克·吐温是美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一生写了大量作品,体裁涉及小说、剧本、散文、诗歌等各方面。从内容上说,他的作品批判了不合理现象或人性的丑恶之处,表达了这位当过排字工人和水手的作家强烈的正义感和对普通人民的关心;从风格上说,专家们和一般读者都认为,幽默和讽刺是他的写作特点。他经历了美国从初期资本主义到帝国主义的发展过程,其思想和创作也表现为从轻快调笑到辛辣讽刺再到悲观厌世的发展阶段,前期以辛辣的讽刺见长,到了后期语言更为暴露激烈。[2]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