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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程
原圖鏈結來自中國科技網
出生	1964年2月 安徽樅陽
國籍	中國
知名於	日本東京大學研究生院綜合文化研究科交叉科學系(科學技術基礎論方向)博士，北京大學哲學系暨科學與社會研究中心教授，校科學研究部副部長。
知名作品	《福澤諭吉と陳獨秀:東アジア近代科學啟蒙思想の黎明》 《科技創新典型案例分析》 《近代科學為什麼誕生在西方》

周程

周程，男，1964年2月出生，安徽樅陽人，日本東京大學研究生院綜合文化研究科交叉科學系(科學技術基礎論方向)博士，北京大學哲學系暨科學與社會研究中心教授，校科學研究部副部長。

人物經歷

1981年9月考入上海海洋大學(原上海水產大學、上海水產學院)漁業機械系，1985年獲工學學士學位。1985年8月至1987年8月留校任教。1987年9月考入清華大學社會科學系，19 89年獲法學第二學士學位。1989年8月至1993年8月先後擔任上海海洋大學團委常務副書記、書記、社會科學部講師。1993年赴日本東京大學理學院科學史與科學技術基礎論系進修，1995年4月考入東京大學研究生院綜合文化研究科交叉科學系，1997年獲碩士學位，2003年獲博士學位，任東京大學尖端科學技術研究中心科學技術政策部門外國人特別研究員。

2003年回國工作，被北京大學科學與社會研究中心聘為B1崗教師，2004年被評定為副教授(2010年評為正教授)。2004年起擔任北京大學科學與社會研究中心副主任、哲學系科技哲學教研室副主任，2005年起兼任北京大學哲學系科技哲學教研室、邏輯學教研室、科社中心黨支部書記。2008年4月經北京大學推薦、獲國家漢辦任命擔任全球第一所研究型孔子學院--早稻田大學孔子學院中方院長，同年被早稻田大學聘為留學中心客座准教授，2009年4月獲聘擔任東京大學教養學部《科學史專題研究》課程兼職主講教師。2010年10月結束早大任期回國，2011年1月起掛職擔任北京大學科學研究部副部長。

社會兼職

中國軟科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常務理事，科技與社會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科學·技術·工程倫理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科學方法論專業委員會秘書長;中國科學學與科技政策研究會理事;中國歷史學會理事，日本科技史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2003年10月 ~ 2006年2月，全民科學素質行動計劃制定工作專家組成員 。

主講課程

在北京大學主講的研究生課程:自然辯證法、科學史原著選讀、科學史名著選讀、科學社會史研究專題、日本近現代科學與社會、中國科學技術史、自然科學中的哲學問題。在北京大學開設的本科生課程有:世界文明中的科學技術、科學技術概論。此外，還在東京大學用日語主講過《科學史專題研究》本科生課程，在早稻田大學用日語主講過《中國研究前沿》研究生課程，並協助其他教師承擔了斯坦福大學北京分校英語課程《中國科學技術史》一個學期的教學任務。

主要貢獻

1.周程著《福澤諭吉と陳獨秀:東アジア近代科學啟蒙思想の黎明》(日本東京大學出版會，2010年); 2.周程著《科技創新典型案例分析)》(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3.[美]Toby E. Huff著,周程、於霞譯《近代科學為什麼誕生在西方》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 。

研究方向

科學社會史、創新管理與科技政策 。

北大副教授周程：日本政府救災表現難如人意

日本東部3月11日發生9級地震，隨後引發大海嘯和核泄漏。在這場空前的大災難面前，日本民眾處變不驚，秩序井然，給世界各國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然而，日本政府的救災表現卻令人大跌眼鏡。地震已過去半個多月了，核泄漏仍沒有得到有效控制。檢點日本政府近期的所作所為，不難發現，日本政府的防災救災能力存在着不少缺失。

　　日本民主黨政府明顯缺乏執政經驗，尤其是危機管理經驗

　　民主黨奪取政權後，為改變自民黨時代的一些陋習，強調決策要由政治家主導。外交決策如此，危機管理也是如此。這種自上而下的決策模式削弱了職業官僚的話語權。儘管通過選舉產生的政治家也即議員們對民意掌握得比較精準，但他們普遍缺乏行政經驗，對很多技術層面的問題不甚熟悉，以致決策時患得患失，不敢當機立斷。為了彌補經驗不足，政府緊急設置眾多臨時機構，開起會來沒完沒了，沒有決策權但有提供決策信息義務的職業官僚們被弄得窮於應付、疲憊不堪。

　　平心而論，民主黨政府在這次救災過程中確實非常賣力，但就是效果不彰。3月12日，也即地震發生後的第二天，首相菅直人一大早就乘直升機冒險飛到福島第一核電站視察﹔15日又來到東京電力公司總部聽取匯報。為迎接首相，東京電力公司及其所屬的福島第一核電站不得不抽調本已十分緊張的人力來應對，以致核泄漏事故的處理進程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衝擊。而且，政府派遣由多名政治家組成的工作組進駐東京電力公司，成立核泄漏事故綜合聯絡總部，並由首相親自擔任總長，也被認為並非上策。

　　很明顯，以「反官僚」為標榜的民主黨沒能充分發揮行政經驗豐富的職業官僚團隊的作用，是導致日本政府救災決策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通過這次救災，民主黨應該會意識到，政府像自民黨執政時代那樣過於依賴職業官僚不行，過於依賴由跑選舉出身的政治家同樣不行。

　　日本政府對東京電力公司監管不嚴，對核電風險重視不夠

　　這次受到海嘯衝擊的除東京電力公司所屬的福島第一核電站之外，還有東京電力公司所屬的福島第二核電站，以及東北電力公司所屬的女川核電站。其中福島第一、第二核電站分別按防5.7米和5.2米高海嘯設計，兩者的地基高度均為10米﹔女川核電站則是按可防9.1米海嘯高度設計的，其地基高度為15米。11日的海嘯最大高度達到15米，遠遠超過三座核電站的設計防衛能力。但是，東北電力公司所屬的女川核電站儘管離震中更近，但損失卻要小得多。

　　女川核電站有3座反應堆，地震後只有1號機組的渦輪間起火，但不久後火勢就被控制。第三天，女川核電站的三個機組都恢復到了低溫停止狀態。福島第二核電站一共有4個反應堆，震後三個機組的冷卻泵發生故障，後來因接通外網電源，逐漸恢復到低溫停止狀態。而上個世紀70年代初建設的福島第一核電站卻沒有這麼幸運。

　　福島第一核電站在6座反應堆全部停止運行，應急柴油機發電機組被海水浸泡之後，只能依靠備用蓄電池勉強支撐數小時。而在此期間，東京電力公司既沒有全力解決冷卻液的補給問題，又沒有迅速啟動外網電源的接入工作，以致第二天不得不面對是否使用海水冷卻，以及如何解決冷卻系統的供電問題等。因擔心使用海水損傷設備，東京電力公司高層遲遲不肯拍板使用海水進行冷卻，因而導致事態一發不可收拾。人們納悶，東京電力公司一開始為何如此拖沓，是不是有什麼難言之隱？

　　東京電力公司是日本最大的電力公司，其發電量占日本全國發電量的1/3，可謂是名副其實的電老大。其高層中的「下凡」官員，也即從日本政府（包括電力監管部門）退休的官員為數不少。由於監管方和被監管方關係密切，故東京電力公司膽大妄為，多次篡改安全記錄，以阻止政府的處罰和民眾的抗議。為抑制民間的反核電運動，東京電力公司還編造了不少核電安全神話。這些神話無疑被11日的海嘯徹底衝破了。

　　在震後停電問題上，東京電力公司也飽受詬病。由於核電站停止供電，造成關東地區的電力供應出現缺口，而有富餘電力的關西地區卻很難幫得上忙。因為關西和關東電網使用的頻率不同，前者是60赫茲，後者是50赫茲。是故，關西電網無法直接向關東電網供電。在電力不足的情況下，東京電力公司不得不採取分區停電措施來加以應對。問題是東京電力公司的停電區域的設定和行政區域不對應，以致民眾不知道自己所在的地區究竟是停電還是不停電，從而造成人為混亂。更糟糕的是分區停電致使一些不該停電的行業，如醫療和交通機關也被斷電，因而混亂進一步加劇。

　　簡言之，倘若在自民黨執政時期，政府就能對東京電力公司嚴加監管，以備不測，那麼東京電力公司的安全意識和官僚習氣就不可能嚴重到如此地步。可以說，福島第一核電站核泄漏事故遲遲得不到控制和東京電力公司的社會責任意識淡薄不無關聯。

　　日本政府宏觀調控過於重視經濟效益，忽視了危機時期的民生需求

　　這次海嘯發生在氣候寒冷的日本東北地區。由於雨雪不斷，急需向電力和煤氣供應已經中斷的受災地區提供大量燃料。可是，因日本政府的調控，日本的煉油廠已由1995年的44座減少到27座，整個東北六縣只有一座煉油廠。1995年，日本海沿岸有5座煉油廠，現在也只剩下1座。地震之後，日本太平洋沿岸的煉油廠被迫關閉。災區的燃料供應不得不主要依賴日本海沿岸的煉油廠。顯然，只靠日本海沿岸的那座煉油廠無法滿足災區的燃料需求。

　　而且，運油和儲油能力也捉襟見肘。1995年，日本全國有1.8萬台運油車，600座油庫﹔2004年後只剩下7000台運油車，190座油庫。11日的海嘯捲走了100多台運油車，災區倖存下來的運油車要麼無法點火啟動，要麼沒有汽油。即使運油車油罐里有油，也無法給自己加油。

　　震後，日本政府從東京、大阪等地緊急調動上百台運油車前往災區。可是，又遇到了運油車駕駛員不足的問題，因為運油車駕駛員必須持有危險物運輸許可證。由於運油車駕駛員數量嚴重不足，抵達災區的駕駛員不得不超負荷工作。這些習慣在大城市開運油車的駕駛員到了東北之後，一時無法適應那裡的雪地和山道，加上部分道路已經中斷，因此行動非常緩慢，以致災區的燃料供應無法滿足需求，一台家用車一次只能加10升油。

　　不難看出，過於強調物流效率和經濟效益極有可能影響社會防災和救災能力建設。只有居安思危，未雨綢繆，才有可能做到處變不驚。日本政府對防災救災工作的重視堪稱典範，即便如此，在大災來臨之後，仍顯得手忙腳亂。其他國家就更應該好好地反思一番了。（作者為北京大學科學與社會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