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史·刘瓛传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南史·刘瓛传出自于《南史》,《南史》由唐朝李延寿撰,中国历代官修正史“二十四史”之一。纪传体,共八十卷,含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上起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420年),下迄陈后主陈叔宝祯明三年(589年)。记载南朝宋、齐、梁、陈四国一百七十年史事。《南史》与《北史》为姊妹篇,是由李大师及其子李延寿两代人编撰完成的。[1]
原文
刘瓛字子硅,沛郡相人。年五岁,闻舅孔熙先读《管宁传》,欣然欲读,舅更为说之,精意听受,曰:“此可及也。”除奉朝请,不就,兄弟三人共处蓬室一间,为风所倒,无以葺之。怡然自乐,习业不废。聚徒教授,常有数十。
齐高帝践阼,召瓛入华林园谈语,问以政道。答曰:“政在《孝经》。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之是也。”帝咨嗟曰:“儒者之言,可宝万世。”又谓瓛曰:“吾应天革命,物议以为何如?”瓛曰:“陛下戒前轨之失,加之以宽厚,虽危可安;若循其覆辙,虽安必危。”及出,帝谓司徒褚彦回曰:“方直乃尔。学士故自过人。” 永明初,竟陵王子良请为征北司徒记室,瓛与张融、王思远书曰:“奉教使恭召会当停公事但念生平素抱有乖恩顾吾性拙人间不习仕进昔尝为行佐便以不能及公事免黜此眷者所共知也量己审分,不敢期荣,夙婴贫困,加以疏懒,衣裳容发,有足骇者。吾庶欲从九九之遗迹①,可得奉温清,展私计,志在此耳。”除步兵校尉,不拜。
瓛姿状纤小,儒业冠于当时,都下士子贵游,莫不下席受业,当世推其大儒,以比古之曹、郑②。性谦率,不以高名自居,之诣于人,唯一门生持胡床随后。住在檀桥,瓦屋数间,上皆穿漏,学徒敬慕,呼为青溪焉。
竟陵王子良亲往修谒。七年,表武帝为瓛立馆,以杨烈桥故主第给之,生徒皆贺。瓛曰:“此华宇岂吾宅邪?幸可诏作讲堂,犹恐见害也。”未及徙居,遇疾。及卒,门人受学者并吊服临送。
瓛有至性,祖母病疽经年,手持膏药,渍指为烂。母孔氏甚严明,谓亲戚曰:“阿称便是今世曾子。”称,瓛小名也。及居母忧,住墓下不出庐,足为之屈,杖不能起。
梁武帝少时尝经伏膺③,及天监元年下诏为瓛立碑,谥曰贞简先生。
[注]①九九之遗迹:相传伏羲画八卦“作九九之数,以合六爻之变”,“九九之遗迹”即阴阳律数之学。②曹、郑:曹褒、郑玄,东汉大儒。③伏膺:从学,师事。
译文
刘瓛字子珪,沛郡相人。五岁时,听舅舅孔熙先读《管宁传》,高兴地要读,舅舅便为他说解,刘瓛精心听讲,说:“这可以达到。”他被授予奉朝请一职,没有就任,兄弟三人同住一间茅屋,茅屋被风吹倒,而没有钱修葺。但怡然自乐,学习不松懈。收徒授学,常常有数十人。
齐高帝即位,召刘瓛进华林园谈话,问他为政之道。他答道:“为政之道就在《孝经》里。刘宋王朝之所以覆灭,陛下您之所以得天下,正是这点。”皇上赞叹道:“儒者之言,可以为万世之宝啊。”皇上又对刘瓛说:“我顺应天命进行变革,人们议论认为如何?”刘瓛说:“陛下以前车之失为鉴戒,加上宽厚仁政,即使危急也可以安定;如果重蹈其覆辙,即使安定也一定有危急。”等他出去,皇上对司徒褚彦回说:“如此方正直率。学士自然超过别人。”
齐武帝永明初年,竟陵王子良请他任征北司徒记室,刘瓛致信给张融、王思远说:“接到你们的信让我应召,本当停下手上公事,但考虑到平生抱负,将有违你们的关怀。我对人情世故很笨拙,不习惯做官,以前曾经做过佐吏,便因为不能办好公事被罢免,这是熟识我的亲友们所共知的。自己充分估计自己的能力和职位,不敢期望高升,从小贫困,加上生性粗疏懒散,衣着长相,很是吓人。我希望遵从九九的遗迹(顺应阴阳天道留下的踪迹),可以无微不至地侍奉父母,开展自己计划,我的志向就在于此而已。”被授予步兵校尉,他没就任。
刘瓛身材瘦小,儒学学问在当时最高深,都城的士子、无官职的王公贵族,没有不在他座下受教的,当世的人推他为大儒,把他比作古代的曹褒、郑玄。刘瓛生性谦虚率真,不以崇高的名声自居,去拜访别人,只有一位门人拿着胡床跟随在身后。住在檀桥,有数间瓦房,屋顶都漏雨,学生敬仰他,把瓦屋叫做青溪。
竟陵王子良亲自前去拜访他。永明七年,向武帝上表要求为刘瓛建立馆舍,把杨烈桥原来主人的宅邸给了他,学生都来庆贺。刘瓛说:“这豪华宅邸难道是我的宅子?幸亏是诏令作讲堂,不然还恐怕被它害了。”没来得及迁居,就生病了。去世时,门人学生都穿吊丧的衣服来送葬。
刘瓛有天赋的卓绝的品性,祖母生疮已一年多,他手持膏药,用指头抹药以致手指溃烂。母亲孔氏很严明,对亲戚说:“阿称就是今世的曾子。”称是刘瓛的小名。到守母丧时,刘瓛住在墓下不肯走出守丧的草屋,腿脚因此弯曲,扶杖都不能站起来。
梁武帝年少时曾经师事刘瓛,到梁武帝天监元年时,他下诏为刘瓛立碑,谥号贞简先生。 [2]
作者简介
李延寿,生卒年待考。唐代史学家,今河南安阳市人。贞观年间,做过太子典膳丞、崇贤馆学士,后任御史台主簿,官至符玺郎,兼修国史。他曾参加过官修的《隋书》、《五代史志》(即《经籍志》)、 《晋书》及当朝国史的修撰,还独立撰成《南史》、《北史》和《太宗政典》(已佚)。《新唐书》对两书评价颇高,称“其书颇有条理,删落酿辞,过本书远甚。”。[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