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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四大書院

北宋四大書院為衡陽石鼓書院、江西廬山白鹿洞書院、湖南長沙嶽麓書院、河南商丘應天書院。 [1]

目錄

衡陽石鼓書院

石鼓書院為北宋四大書院之首,位於國家歷史文化名城、湖南省第二大城市——衡陽市石鼓區,海拔69米,面積4000平方米。

石鼓書院始建於唐元和五年(公元810年),迄今已有1200年歷史。書院主要建築有武候祠、李忠節公祠、大觀樓、七賢祠、合江亭、禹碑亭、敬業堂、欞星門、朱陵洞等。蒸水出環其右,湘水挹其左,耒水橫其前,三水匯合,浩浩蕩蕩直下洞庭。而石鼓正當其中,橫截江流,秦然若素。「衡州八景」有「石鼓江山錦繡華」、「朱陵洞內詩千首」、「青草橋關酒百家」三景集聚於此。

石鼓書院立有高約兩米石鼓。晉時庚仲初《觀石鼓書》云:「鳴石含潛響,雷駭震九天。」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則載:「具有石鼓高六尺,湘水所經,鼓鳴則有兵革之事。」石鼓山峻峭挺拔,風景奇異,歷有湖南第一名勝之稱。

名城衡陽人文薈萃,石鼓文脈綿延千年。石鼓書院是一座歷經唐、宋、元、明、清、民國六朝的千年學府,書院屢經擴建修葺,蘇軾、周敦頤、朱熹、張栻、程洵、鄭向、湛若水、葉釗、鄒守益、茅坤、曠敏本、趙大洲、林學易、王敬所、蔡汝南、胡東山、李同野、羅近隱、王闓運、曾熙等人在此執教,在衡陽培育了王居仁、夏汝弼、管嗣裘、鄒統魯、朱炳如、伍定相、曾朝節、陳宗契、王夫之、曾國藩、彭玉麟、彭述、楊度、齊白石等一大批對中國歷史產生重大影響的名人。諸葛亮、羅含、酈道元、齊映、宇文炫、杜甫、呂溫、韓愈、柳宗元、劉禹錫、范成大、辛棄疾、文天祥、徐霞客等接踵至此,或講學授徒,或賦詩作記,或題壁刻碑,或尋幽攬勝,其狀蔚為壯觀

作為宋代四大書院之首,湖湘文化的重要發祥地,石鼓書院曾鼎盛千年,名噪朝野,在中國書院史、教育史、文化史上享有極高的地位。正所謂「石出蒸湘攻錯玉,鼓響衡陽岳震南天」!但不幸的是,1944年7月,石鼓書院在衡陽保衛戰中毀於日寇炮火。2006年6月,衡陽市政府重修石鼓書院。

石鼓之名一說,石鼓四面憑虛,其形如鼓,因而得名。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所載:「山勢青圓,正類其鼓,山體純石無土,故以狀得名。」 另一說,是因它三面環水,水浪花擊石,其聲如鼓。晉時諛仲初《觀石鼓詩》云:「鳴石含潛響,雷駭震九天」。從《水經注》來看,秦代以前,石鼓之名就載於史冊。山北面有一石洞,名為「朱陵後洞」,《水經注》上說「有石鼓六尺,湘水所經,鼓鳴,則有兵革之事」,意思是說如果在「朱陵後洞」內聽到湘江水的鳴叫,就會發生戰爭;《瀟湘聽雨錄》記載:此洞為「靈洞」、「真仙遺蹟」,在此祈禱能求子、除病。

三國時期,建安20年(215年)武侯諸葛亮居住在石鼓山,督零陵、長沙、桂陽三郡軍賦。因此,後人在石鼓山的南面建「武侯廟」(據《徐霞客遊記》記載),後被遷移至石鼓山上李忠節祠旁,改名為「武侯祠」【祠內有張南軒書《武侯祠記》(楷書體書),此碑在抗日戰爭時期流失】。

唐貞觀時期(公元627-650年)衡州刺史宇文炫辟石鼓東岸西溪間為遊覽勝地,題「東崖」、「西溪」四字,刻於東西岸壁上;天寶年(742~755)間,著名道士董奉先在「朱陵後洞」棲息,修煉九華丹,杜甫《憶苦行》詩中有「更憶衡陽董鍊師」之句;懶殘和尚常來洞棲息,又名朱陵仙洞;「詩聖」杜甫大曆4年(769)3月中旬和大曆5年(770)夏兩度到達衡州城,每次都在石鼓山下停泊上岸和離開,曾在此留詩數首。當杜甫第二次離開衡州城,便病故於耒水旁的方田驛(今耒陽市高爐鄉龍王廟),時年59歲。

德宗貞元3年(787),宰相齊映貶到衡州任刺史,在山之東面建一涼亭,取名為「合江亭」。順宗永貞元年(805)大文豪韓愈由廣東至湖北,途徑衡州,齊映請韓愈為此亭寫下著名的《合江亭序》「紅亭枕湘江,蒸水會其左。瞰臨眇空闊,綠淨不可唾。……」,後人建「綠淨閣」以此為紀念韓愈。地以人傳,石鼓名聲大振,成為後世文人騷客「朝聖」之地。憲宗元和年間(806-820),有「唐代八大詩人之一」美譽的衡州刺史呂溫,任期間又對合江亭進行擴建裝修;衡陽秀才(唐朝,秀才為最高榮譽,相當於現在「院士」)李寬在合江亭旁建房,取名為「尋真觀」(李寬中秀才書院),在此悉心讀書,為石鼓書院之雛型。刺史呂溫曾訪之,並作《同恭夏日題尋真觀李寬中秀才書院》日記其事。


宋代太平興國2年(978),宋太宗趙匡義為賜「石鼓書院」匾額和學田(朱熹的《石鼓書院記》:「始唐元和年間,州人李寬之所為,至國初時嘗賜敕額」。《國朝石鼓志》卷一事跡篇:「案文獻通考賜額在太宗太平興國二年,與朱子記國初者合」);宋至道3年(997),衡州郡人李士真在石鼓書院內開堂講學、廣招弟子,使石鼓書院成為正式的書院。宋仁宗景祐2年(1035),曾擔任集賢殿校理之職的劉沆,在衡州任知府。這時,他將石鼓書院的故事上報給皇帝,宋仁宗閱後,便賜額「石鼓書院」。由於石鼓書院「獨享」兩度被宋朝皇帝「賜額」的殊榮,而步入石鼓書院的「鼎盛」時期,成為當時與睢陽(又名應天府書院)、嶽麓、白鹿洞齊名的全國著名的四大書院之首。當時全國許多名流都至此講學;如文學家蘇軾、理學鼻祖周敦頤等……。孝宗淳熙14年(1187)理學大師朱熹、張栻在此講學,朱熹作《石鼓書院記》;

張栻在亭中立碑,親書韓愈《合江亭》詩和《石鼓書院記》,後人將此鐫製成石碑,置於石鼓書院內,名曰「三絕碑」。仁宗慶曆4年(1044)石鼓書院成為衡州路的官辦學府,有正式教授1人,主要「以經術教導」學生。度宗咸淳10年(1274年)正月,湖南提刑、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駐衡州時,作詩《合江亭》:「天上名鶉尾,人間說虎頭。春風千萬曲,合水兩三洲。……」;諄照十二年(1185),部使者潘田青(一作疇)就原址建屋數間,榜以鼓額,「將以俟四方之士有志於學,而不屑於課試之業者居之」,未竟而去。提刑宋若水繼成,奉先聖先師之像,集國子監及本道諸州印書藏其中。請朱嘉作記,誡諸生勿為科舉功名所亂,而要辨明義利,有志「為己之學」。

時戴溪為山長,與諸生講《論語》,有《石鼓論語問答》3卷。七年林田井學教授兼山長凡三年,「補葺經創」,鼎新書院,並刊大字本《尚書全解》40卷。南宋開慶元年(1259),書院毀於兵火。景定元年(1260)提刑俞琰(一作俞炎)命山長李訪「掃地更新」,「盡復舊觀」,增闢園圃,仰高樓,取明德新民文章,為諸生丕揚其義,絕響再聞,士風作振」。提刑黃斡又置田35畝,「以贍生徒」。宋末著名音樂家郭沔曾寄居住石鼓山上,他泛舟於湘江上,創作出「瀟湘水雲(霧)」這首著名的琴曲。

元朝,繼續辦學。然其田於至元十九年(1292)為靈岩寺僧強占,經鄧大白、王復、康莊、程敬直等歷任山長長達62年爭訟,才得歸還。元末又毀於兵火。

明清時石鼓書院不斷擴大,明永樂十一年(1413),知府史中重修書院以待旅遊學者,設禮殿祭祀孔子,乾張祠祭祀韓愈、張拭。天順、弘治年間均有修葺。正德四年(1509)葉釗為山長,講聖賢身心之學、道德之首,剖晰疑義、闡發幽微「時學者翕然雲從」。

哲學家、教育家、書法家湛若水至書院講論「體認」之學,理學家、教育家王守仁的傳人鄒守益亦來大倡「良知」之說。二十八年,知府蔡汝楠以書院為朱熹、張栻、湛若水、鄒守益「過氏之地」,乃重整書院,訂立規約,以學文敦行、辨聲慎習、等倫常、識仁體訓士,刊《說經札記》、《衡汀間辨》、《太極問答》等,「忘倦」達4年(1549-1552)。

又請趙大洲、皮鹿門等「海內名公」講學其中,諸士環聽,「宛然一鄒魯洙泗之夙也。」。著名地理學家徐弘祖在其《徐霞客遊記》中對石鼓的景色有詳細描述;萬曆四十的(1612)巡撫記事,觀察鄧雲霄大修書院,以「鑄士陶昆」、建有講堂、敬義堂、回瀾堂、大規模、仰高樓、砥柱中流坊、欞星門、風雩、淪浪、禹碑、合江諸亭、其他「殿祠號舍,罔不完葺」,規模極一時之盛,崇禎十五年(1642)提學高世泰修葺。青年時的王船山更是多次寫詩詞頌揚石鼓書院。明朝末年,書院再次毀於兵火。

清世祖順治14年(1657)經略大臣洪承疇,將石鼓書院作為軍事指揮所。同年偏沅巡撫袁廓宇上奏清庭,申請重建石鼓書院,衡陽縣知縣余天溥具體負責修復工程。此時,山上建有合江亭、禹王碑、武侯祠、大觀樓、會講堂、忠節祠、七賢祠等建築。石鼓書院為清政府允許恢復的第一家書院,這一時期,書院科舉化,石鼓書院成為傳授舉業、培養科舉人才的基地。康熙七年(1668),知府張奇勳擴建號舍20餘間,「拔衡士之雋者肄業其中,每月兩試之,士風稱最盛」。二十八年,知府崔鳴捐俸「增其所未備」、「督率師徒援古證今,析疑問難」其中。時七賢祠、仰高、大觀二樓,敬業堂、留待軒、浩然台、合江亭及東西齋房等、「日日髹、丹碧上聳、煥然巨觀」。

山長多一時之選,如陳正雅、余廷松、林學易、易廷彥、羅瑛、皆湖南名進士,然所援多為科舉之業。咸豐3年(1853)9月~咸豐4年正月(1854),曾國藩、彭玉麟在衡州創建湘軍水師,駐石鼓,石鼓書院附近的水面成為中國近代海軍的搖籃。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石鼓書院改為衡陽官立中學堂,清光緒三十年(1904年),改為湖南南路師範學堂;民國時期,相繼改為「衡郡女子職業學校」和「湖南省立第三師範學校」(湖南三師),後由於石鼓山無法滿足新型學校要求,學校被遷移至金鰲山;此時,石鼓書院便成為供人遊覽、祈祀的風景文化名勝。

1944年7月,石鼓書院原有的樓、閣、亭、祠等建築物,在震驚中外的衡陽保衛戰中被於日軍焚毀。故址內還有唐、明、清碑刻多處。

1964年,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來衡陽視察時,要求恢復衡陽的名勝古蹟,諸如石鼓書院、回雁峰等。當時的市委市政府限於歷史條件,僅培植了樹木花圃,建以亭榭,在廢墟上建了一座石鼓公園,無法恢復當時的建築和陳列。

1998年,國家郵政部發行「古代書院」即宋代四大書院郵票時,事先曾來石鼓書院實地考察,終因只見山石、不見書院而以河南登封嵩陽書院代之。

石鼓書院經過近十次的重修,在修葺的過程中,儘量保持其原貌,現在的石鼓書院主要是由禹碑亭、武侯祠、李忠節公祠、大觀樓、合江亭、朱陵洞組成。

始入石鼓書院,穿過大門,走過長廊,映入眼帘的是禹碑亭。禹碑亭亭柱上題着一副對聯:「蝌蚪成點通,天地衍大文」,此聯為中國現代著名書法家史穆所題,在禹碑亭中央放置着一塊禹碑,為蝌蚪文所做,禹碑為大禹治水功成在南嶽衡山岣嶁峰所刻,最早見於東漢趙曄所撰《吳越春秋》,其後史乘屢有記載。衡陽石鼓山禹碑亭始建於明萬曆九年(1581),位於石鼓山南面。

明代楊慎為禹碑作釋文亦置於此。

穿過禹碑亭,來到石鼓書院二門前,只見篆書對聯「名修千佛上;至味五經中」於門上,石鼓山與道教文化有頗深淵源,後建立石鼓書院以「四書五經」作為正統教育教材,這幅對聯是對石鼓書院的真實寫照。

透過二門,看到眼前有兩個祠堂,位居其右的為「武侯祠」,位於左的為「李忠節公祠」,武侯祠和李忠節公祠與石鼓書院都沒有很多聯繫,但是由於這兩位英雄的事跡都發生在石鼓山,遂將其移至石鼓書院。

武侯祠為紀念諸葛亮而建。武侯即諸葛亮(181—234),因其曾封武鄉侯,故世稱武侯。東漢建安十三年(208),劉備任荊州牧,諸葛亮以軍師中郎將駐臨然即今衡陽,督辦長沙、零陵、桂陽三郡軍賦,相傳住在石鼓山上。後來人們在臨然驛旁建武侯祠以供祀享。宋代重修石鼓書院時,將武侯祠移至石鼓山。南宋理學家張栻曾作《武侯祠記》,並親筆勒石立碑。 祠堂門上范鶴年題有對聯「心遠地自偏,問草廬是耶非耶,此處想見當日;江流石不轉,睹秋水來者逝者,伊人宛在中央」,上聯武侯猶憶劉備「三顧茅廬」,拜訪賢才,下聯武侯觀以前實景,感慨萬千。

李忠節公祠為紀念李忠節的高風亮節而建。李忠節公名李芾,字叔章,南宋衡州人。南宋德佑元年,元軍將犯,李芾臨危受命,任潭州(今長沙)知州兼湖南安撫使,率領軍民抗擊元軍三月有餘,城破,舉家殉國。元代在衡州城南金鰲山李帶故宅建李忠節公祠,配祀李芾部將沈忠和衡陽縣令穆演祖,清代移建石鼓山。元代宋本和清代陳沆先後有記。清同治年間(1862—1864)重修石鼓書院時,彭玉麟(時任兵部右侍郎)為李忠節公祠題聯,讚揚了李忠節鐵骨錚錚,為民族大義的犧牲精神。

穿過兩祠堂,大觀樓躍入眼帘,在大觀樓內,你一眼便可以望到「書院七賢」畫像依次排列,這是他們這一群文人雅士的貢獻才有今天的石鼓書院。大觀樓內放置着各地名人為其做的詩詞和書畫。

參觀完大觀樓,便是合江亭。

合江亭始建於唐貞元三年(787)至七年(791)間,衡州刺史齊映(757—795)所建。貞元十七年(801)後,衡州刺史宇文炫又增其制,為樓閣式建築。歷朝各代,石鼓山上建築屢經廢興,合江亭均在必建之列。唐永貞(805)中,韓愈途徑衡州,嘗游石鼓,登亭攬勝,留下千古絕句,歷代步其韻而和者眾。合江亭亦因詩中「瞰臨眇空闊,綠淨不可唾」而稱「綠淨閣」。

韓愈的《題合江亭寄刺史鄒君》是韓愈遭貶途徑衡陽,為石鼓山美景所迷,吟詩一首,不禁悲從中來,感慨萬千而成。

合江亭門柱上一聯「石鼓雙江水;昌黎一首詩」,正是對合江亭命名由來的真實寫照。祝澹溪也曾為石鼓書院合江亭題聯「廣廈構眾材,報道蛟龍騰浪去;兩水夾明鏡,合信風月入亭來」。 最後便是朱陵洞。南嶽朱陵洞為道家第三洞天福地,相傳為朱陵大帝所居。唐開元二十六年(738),玄宗派內侍率道眾到朱陵洞投金龍告文祀典。這是《南嶽志》有關記載。大乘亦有記載:石鼓山東北麓的朱陵後洞傳與南嶽朱陵洞相通而得名。石鼓山也僧道眾多:《輿地紀勝》載:「董奉仙天寶中修九華丹法于衡陽,棲朱陵後洞。」由於唐王朝的推崇,道教在此進入鼎盛時期。朱陵洞也堪稱為八景之一。

石鼓山、石鼓書院,當然不能少了石鼓。唐朝黃巢起義以前石鼓山上曾有一面石鼓,高六尺,叩之聲聞數十里。北魏酈道元的《水經注》有記載。神奇的石鼓已為「廬龍推鼓入潭」,現存的石鼓為1965年陶鑄首倡鑿制。

石鼓書院文化深厚,非簡單介紹就可以描述盡的,要真正的了解石鼓書院,還要翻閱大量史料記載、典籍,才能加深對石鼓書院的了解。 中國唯一兩位皇帝賜匾額的書院 1、宋代太平興國2年(978),宋太宗趙匡義為賜「石鼓書院」匾額和學田(朱熹的《石鼓書院記》:「始唐元和年間,州人李寬之所為,至國初時嘗賜敕額」。《國朝石鼓志》卷一事跡篇:「案文獻通考賜額在太宗太平興國二年,與朱子記國初者合」)。2、宋仁宗景祐2年(1035),曾擔任集賢殿校理之職的劉沆,在衡州任知府。這時,他將石鼓書院的故事上報給皇帝,宋仁宗閱後,便賜額「石鼓書院」。由於石鼓書院「獨享」兩度被宋朝皇帝「賜額」的殊榮,而步入石鼓書院的「鼎盛」時期,成為當時與睢陽(又名應天府書院)、嶽麓、白鹿洞齊名的宋代四大書院之首。

石鼓書院七賢

創院始祖李寬、哲學與文學大家韓愈、李士真、理學鼻祖周敦頤、理學集大成者朱熹、「東南三賢」之一——張栻、黃斡。

石鼓書院八景

石鼓書院八景:「東岩曉日,西豀夜蟾,綠淨蒸風,窪樽殘雪,江閣書聲,釣合晚唱,棧道枯藤,合江凝碧。」 一曰東岩曉白。石鼓山東西峭壁上,唐太守宇文炫分題「東岩」、「西谷」。東岩懸崖壁立,當太陽初升之時,削壁沐日光呈金黃色,遠望尤甚,故描繪此景為「東岩曉白」。

二曰西豀夜蟾。西豀夜深人靜之時,便有蟾出現,與「東岩曉白」形成鮮明對照。 三曰綠閣蒸風。合江亭位於石鼓山北端,亦稱綠淨閣。合江亭下,深潭之上,有一石坪,寬約丈余,相傳為仙翁濯足處,石上仙跡依稀可辯。明朝時曾在石上修築一亭,名為濯足亭。現今雨水激石,亭址俱廢。

四曰窪尊藏雪。石鼓山下有怪石,外實中空,衡郡風雅之士在石上刻「窪尊」二字(「尊」同「樽」,古代盛酒器具)。冬日雪後,石鼓山上上下下,積雪皆消融無跡,唯獨尊內積雪經冬不化,至春始融,為石鼓山第一奇景。

五曰江閣書聲。石鼓乃為書院,讀書聲聲聲入耳,從閣樓當中傳出,亦為一景也。

六月釣合晚唱。石鼓地處湘水和蒸水,夜幕之時,垂釣者倚坐船頭,小船隨波緩緩移動,漁歌想起,打破暮色寧靜。

七曰棧道枯藤。山上韓愈吟詠「綠淨不可唾」的合江亭右下,有一深潭,東可通汪洋大海,北可達南嶽水濂洞。山上有古藤經數百年成長,沿江底爬行,由西岸牽至東岸。相傳明萬曆年間,曾有漁人潛至水底還見過。歲月悠悠,孤藤不知存否,也許仍靜臥江底,也許已化龍飛去。 八曰合江凝碧。石鼓山地處蒸水和湘水交合之後,清澈的江水緩緩流淌,放眼望去,如一塊碧玉。

白鹿洞書院

白鹿洞書院為北宋四大書院之一。位於江西省廬山五老峰南麓後屏山下(星子縣白鹿鎮境內),西有左翼山,南有卓爾山,三山環台,一水(貫道溪)中流,無市井之喧,有泉石之勝。全院山地面積為3000畝,建築面積為3800平方米。白鹿洞四山環合,俯視似洞,因此而名。唐末兵亂,高雅之士來此讀書。

南唐開元年間,李善道、朱弼等人在此置田聚徒講學,稱為「廬山園學」。宋初擴建書院,與石鼓、睢陽、嶽麓並稱四大書院。南宋時著名的理學家、教育家朱熹受命知南康軍,到白鹿洞書院察看遺址,請孝宗批准,籌款建屋,徵集圖書,聘請名師、廣集生徒,親任洞主,親自講學,並制定了「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等五條教規,即有名的《白鹿洞書院揭示》。《〈白鹿洞書院教條》不但體現了朱熹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一套儒家經典為基礎的教育思想,而且成為南宋以後中國封建社會七百年書院辦學的樣式,也是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規章制度之一。至此,「一時文風士習之盛濟濟焉,彬彬焉」它與石鼓書院一樣,成為宋代傳習理學的重要基地。

元代末年,白鹿洞書院被毀於戰火。明代最早的一次維修為正統元年(1436),以後還有成化、弘治、嘉靖、萬曆年間的維修。進入清代,白鹿洞書院仍有多次維修,辦學不斷。19世紀末,中國政治、經濟發生急劇的變化,出現了教育改革的熱潮。光緒24年(1898年)清帝下令變法,改書院為學堂。白鹿洞書院於光緒二十九年停辦,洞田歸南康府(今星子)中學堂管理。宣統二年(1910),白鹿洞書院改為江西高等林業學堂。新中國成立後,政府採取一系列措施對白鹿洞書院進行保護和維修。1959年列為江西省文物保護單位;1979年成立廬山白鹿洞文物管理所。

嶽麓書院

嶽麓書院位於南嶽衡山七十二峰最後一峰的嶽麓山腳。嶽麓書院始建於北宋初期。北宋開寶六年(973),朱洞以尚書出任潭州太守,鑑於湖南長沙嶽麓山抱黃洞下的寺庵林立和幽靜環境,接受了劉鰲的建議,在原有僧人興辦的學校基礎上創建了嶽麓書院。初創的書院分有「講堂五間,齋舍五十二間」,其中「講堂」是老師講學道的場所,「齋堂」則是學生平時讀書學習兼有住宿的場所。嶽麓書院的這種中開講堂、東西序列齋舍的格局一直流傳至今。

初設講堂5間,齋室52間。宋太宗咸平二年(999),李允則任潭州太守,他一方面繼續擴建書院的規模,增設了藏書樓、「禮殿」(又稱「孔子堂」),並「塑先師十哲之像,畫七十二賢」;一方面積極取得了朝廷對嶽麓興學的支持,以促進書院的更大發展。咸平四年(1001)朝廷首次賜書嶽麓書院,其中有《釋文》、《義疏》、《史記》、《玉篇》、《唐韻》等經書。當時書院學生正式定額六十餘人,奠定了書院的基本格局。南宋淳熙七年(1180),張木式去世後,朱熹、真德秀等人對嶽麓書院的辦學和傳播理學,也表現出極大的熱忱。朱熹還將《白鹿洞書院教條》人微言輕正式的學規,頒於嶽麓書院。

,朱熹曾兩次來此講學,當時學生達千人,從而使嶽麓書院有「瀟湘洙泗」之譽,幾與孔子在家鄉講學的地方並稱。從元、明至清初,由於戰亂,嶽麓書院曾兩度焚毀,後來雖然得以重建和恢復,已不復舊觀。清初。書院被禁。後康熙為了表彰理學,放寬書院政策。道光年間巡撫吳榮光在嶽麓書院增設「湘水校經堂」,專以研習漢學為主。嶽麓書院的最後一任山長是王先謙,他是清末湖南著名的經學家。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在新政之議的呼聲中,延續了近千年的嶽麓書院正式改為湖南中等學堂。爾後相繼改為湖南師範學校、湖南工業專門學校。

應天書院

應天書院,又名睢陽書院、南京書院。位於商丘縣城南。因為商丘在唐供稱為睢陽,北宋景德三年(1006)升為應天府,大中祥符七年(1014)又升格為南京,為當時四京之一。商丘瀕臨汴水,交通方便,商旅輻輳,隋唐以來,已發展成為一方都會。宋代的應天府書院就設立在商丘的繁華鬧市中。

應天書院位於商丘舊城州之東。其前身是後晉時楊愨所辦的私學,後經其學生戚同文的努力,得以發展,學子們「不遠千里」而至,「遠近學者皆歸之」。北宋政權開科取士,應天書院人才輩出,百餘名學子在科舉中及第的竟多達五六十人。

宋真宗時,因追念太祖自立為帝,應天順時,將宋太祖趙匡胤發跡之處宋州(今商丘)於1006年改為應天府,1014年又升為南京,處陪都地位。l009年,宋真宗將該書院正式賜額為「應天府書院」。宋仁宗時,又於l043年將應天書院這一府學改為南京國子監,使之成為北宋的最高學府之一,相當於現在的社會科學院。後該書院在曹誠等人尤其是應天知府、著名文學家晏殊的支持下,得以大的擴展。宋仁宗初年,著名文學家晏殊出任應天知府,聘請著名學者王洙為書院「說書」,王洙博學多才,應天府書院在他主持下「其名聲著天下」。

仁宗景祐二年(1035),應天府書院改為府學,晏殊又聘請因服喪而退居睢陽的范仲淹執教,任教期間,范仲淹撰寫《南京書院提名記》。當時的應天府書院,是中州的一大學府,據《宋史》記載:「自五代以來,天下學校廢,興學自殊(晏殊)始。」從大中祥符以後的二十餘年間,應天府書院的學生「相繼登科,而魁甲英雄,儀羽台閣,蓋翩翩焉,未見其止」。明正德六年遷城,應天書院也遷往今地——城內中山東二街路北。現存有大成殿、明倫堂、月芽池等建築。原大成殿內立有孔子和其弟子的牌位,明倫堂為學堂。這兩座建築均為歇山式建築。大成殿為祭孔之地,明倫堂為應試地。為縣級文物保護單位。[2]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