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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髯公(1893-1938) 名忠儒，号髯公。武清杨村七街回族人。其父辈早年在运粮船上当船工。髯公兄弟3人，其居长，青少年时就读于私塾，及长有志于军旅，投身于王金铭将军麾下。辛亥革命后壬在滦卅起义失败就义，刘退役返里。后曾在法国大使馆任录事。常以国事日非所焦虑，拟创办一真正代表民意的民间报纸，为老百姓说话，司民喉舌。遂在天津与好友聚资，于1924年创办四开四张十六版的小型日报——《新天津报》。后相继出版了《新天津晚报》、《晓报》、《文艺报》（兰日刊）、《新人月刊》等，并每周出版铜版硬纸画报一张，随日报奉赠。后《晓报》、《文艺报》停刊，又设立新闻函授学校。《新天津报》畅销华北各省，达5万余份，晚报也日销2万余份，在当时新闻界中有相当的影响。
人物简介
刘髯公(1893-1938) 名忠儒，号髯公。武清杨村七街回族人。其父经营小粮店，因蚀本关闭。此后，家境困难。刘髯公读过几年私塾，于18岁离家，搭一条客船从杨村沿运河赴北京，想自谋生路。一连几天流落在街头。一天在车站偶然拾到一个公文包。他不爱财，竟到处寻找失主，可巧是法国使馆一位武官丢失的，物归原主，武官很感激他。武官问起他的身世，知道他通晓文墨，便把他留在使馆当一名“录事”，后又派他到天津任法国公使驻津办事处的调查长，即侦察长。此后刘髯公娶妻生子，又开了一个明星自行车行。可谓成家立业。刘髯公性情洒脱、诚挚，广交朋友，渐渐在法租界有了较高声望。
在列强瓜分租界地的天津，刘髯公深感民不聊生的痛苦，决心创办一份平民化的报纸，替老百姓说话，畅所欲言，大抒中国人民的志气。他聘请好友薛月楼(擅绘画、书法，亦粗通外文)为主笔，段松波任副经理，自己任社长。三人凑10000元基金，定名《新大津报》，于1923年8月正式发刊。开始为四开小报，日发行量仅500份。刊登内容以面向平民大众为主，不登桃色新闻。刊登大众关心的新闻，突出真实性、通俗性。还刊登长篇评书，连载《三侠剑》、《雍正剑侠图》等，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后又陆续创办《新天津晚报》、《文艺报》、《新天津画报》、《新月刊》等六种报刊。同时扩充报社，设立私家电台，办新闻函授学校。几年后，《新天津报》日发行量增至5万份，在全国报刊界很有影响。
为平民办报
1924年 9月，他与好友段松坡、薛月楼三人合伙，创办了四开报纸《新天津报》，他任社长，段任副经理，薛任协理兼报纸主笔。刘髯公虽然出身寒微，接受的文化教育不多，而且，他创办报纸，既没有势力强大的政治后台，又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他却在从创刊到停刊的十三四年间，把报纸办得有声有色，社会影响相当广泛。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他熟悉社会底层群众的生活，了解平民百姓偏重实际与通俗化的文化需求，他把报纸的发行对象锁定在平民百姓阶层，并在《新天津报》的报头旁另印一行副标题：“平民化的报纸”，把该报的宗旨明显地昭示给社会群众。这份报纸面世后，大量刊登老百姓所关心的某些社会弊端的评论文章和劳苦大众喜闻乐见的趣闻轶事。他还派人到书场里，记录诸如蒋轸庭等著名评书艺人所说的《雍正剑侠图》等长篇评书，经过编辑文字加工后，在《新天津报》上连载。这种以大众化、通俗化为特色的办报方针，受到为数甚众的老百姓欢迎。后来，刘髯公在已取得成功的基础上，又陆续发行了《新天津晚报》、《新天津晓报》、《新天津画报》等附属报刊，日销量最高峰时达到五万份，这个发行量在当年的天津报业实属罕见。一时间，《新天津报》一跃成为天津的名牌报纸之一。 20世纪 30年代，每当黄昏时候，天津的街头巷尾随处可闻卖报人那“看报看报，新天津晚报”的叫卖声，它几乎成为彼时天津街景市声的一种特色。
结交三教九流
刘髯公为人豪爽仗义，性格倔强直率。还是他在法租界工部局任侦探长的时候，就深刻体验到在外国人手下做事的艰难，他一心谋划着有朝一日自己在社会上独立创业。他创办了《新天津报》后，自身的机警干练得到充分施展。他对报馆内部的人事安排是量才用人，使每位同仁都能各尽所能、尽职尽责地为报纸效力。他主持报馆工作，既严肃又轻松，他为《新天津报》制定的训词是：“大公对外，忠实服务，倘有陨越，上帝临汝”。他把训词制成镜框，悬于报馆墙上，每逢节日，他还要对全体员工训示一遍。在刘髯公领导下的《新天津报》同仁们，上下齐心协力配合，把报纸办得生机勃勃。刘髯公在对外交际方面颇具人情味，善于结交不同阶层的各种人物。诸如刘春霖、严范孙、华世奎、赵幼梅等文化界元老、名流；石友三、刘镇华、陈光远等在天津做寓公的失意军阀、政客；高星桥、卞白眉、李魁元等金融、商界巨擘；金少山、小达子、刘叔度、近云馆主等戏曲大家、名票，乃至三教九流中人，无不与刘髯公有密切往来。这些人物对于《新天津报》，都曾从不同角度给予过支持。刘髯公经常同一些京剧爱好者同出同进天津各戏园，看戏、吃喝等所有花销概由他一人掏腰包。同乡、同学、亲戚、属下凡来求他帮助者，他总是有求必应，慷慨解囊。 1933年秋，他请来同益呢绒店的裁缝师傅，为报馆的编辑们每人订做呢料大衣一身。他的一位同乡工人要结婚，去找刘社长借支工资，刘髯公二话不说，拿出自己的 40元钱送给他做礼金。诸如此类多不胜数的事例，经报馆同仁们众口相传，刘髯公在天津社会落下良好口碑。
以敢骂权贵享名
自《新天津报》创刊时起，刘髯公不断地以髯公作笔名，亲撰社论，痛骂贪官污吏和无德的军阀党棍。他所写文章，敢于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痛快淋漓地说真话，而且文通理顺，浅显明白，很容易引起社会中下层群众的感情共鸣。刘髯公因此成为彼时天津家喻户晓的人物。因为有他，《新天津报》也备受读者青睐。当然，刘髯公因为常在报纸上痛骂实权在握的大人物，也给自己招来不少的麻烦。诸如直隶省长李景林，天津督办褚玉璞，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盗窃东陵宝物的军阀孙殿英等人，因为挨过刘髯公的骂，而对他恨之入骨。由于在直奉二次交战时，《新天津报》明确表示拥护直系反对奉系的缘故，奉系首领张作霖之子张学铭 1931年出任天津市市长时，有人煽动他勒令《新天津报》停刊。所幸恰于此际爆发了九一八事变，刘髯公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借口到处游说，才避免了《新天津报》被封的厄运。
爱国报人刘髯公之死 天津沦陷后，爱国报人刘髯公不愿做亡国奴，坚决不为日本侵略者做事，最终被日寇折磨致死。
刘髯公，武清县杨村镇人，回民。其父辈早年在运粮船上当船工。髯公兄弟3人，其居长，青少年时就读于私塾，及长有志于军旅，投身于王金铭将军麾下。辛亥革命后壬在滦卅起义失败就义，刘退役返里。后曾在法国大使馆任录事。常以国事日非所焦虑，拟创办一真正代表民意的民间报纸，为老百姓说话，司民喉舌。遂在天津与好友聚资，于1924年创办四开四张十六版的小型日报——《新天津报》。后相继出版了《新天津晚报》、《晓报》、《文艺报》(兰日刊)、《新人月刊》等，并每周出版铜版硬纸画报一张，随日报奉赠。后《晓报》、《文艺报》停刊，又设立新闻函授学校。《新天津报》畅销华北各省，达5万余份，晚报也日销2万余份，在当时新闻界中有相当的影响。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中国人民义愤填膺，《新天津报》以抗日救国为己任，对不抵抗主义者视若仇敌，因之每日必有对抗日将军马占山、冯占海、蒋光鼐、蔡廷锴以及十九路军、东北联军英勇事迹的揄扬文章，深得民心，因而销路大增。
1937年7月28日，《新天津报》发出号外，以激昂愤慨的文章向天津父老告别，在文章里道出抗日必胜的信心。这是侵略者最为恼火的。但日伪当局也认识到《新天津报》发行量大，读者遍及华北，各省，如能够利用，是大有利于推行奴化教育和文化侵略的，于是便想方设法在刘髯公和《新天津报》上打算盘。 天津的大汉奸高凌蔚上乘敌寇主子的使命，率领一帮走狗在匆匆忙忙地筹组“伪天津市治安维持会”，订于8月1日在国民饭店开筹备会，内定邀请刘髯公出席。当时有一个东亚医院翻译王小言是回民，与刘髯公有旧谊，他是日本人的走狗，便大包大揽自荐去作说客。
王小言想：刘髯公是主张抗日的，日本人对他恨之入骨，容他不得，他若有自知之明速来投靠。戴罪立功，也许还能保住身家性命，不然是没有好结果的。王小言这个汉奸是按他的想法去向刘髯公招降的，又谁知算盘珠子并不如意。进门还没开口，刘髯公便大骂起汉奸亡国奴。王小心翼翼地说：“大丈夫能屈能伸，《新天津报》是抗日的报纸，大势所趋，不能背天而行……”，“那叫放屁!你有什么话直说罢，不用转弯子!王小言小声细语地说：“刘社长你今天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实力雄厚，得来不易，日本人也知道你的为人，也知道您是抗日的英雄……您今后……"，“说下去，我不会怪你!说吧!。”。“刘社长，是这么回事，高凌蔚要成立治安维持会，订1号下午、3时在国民饭店开筹备会……想请你参加，您能去吗?”刘髯公一阵大笑，吓得王小言面色煞白，坐立不安，不敢再说下去了过了几分钟，刘髯公对王小言说：“你的使命完成了，我没什么话要说，你请回吧，我去就是了。1号下午3时在国民饭店。你请罢！”
王小言又惊又喜，也看不出、摸不着刘髯公是什么意思，这个人从来不说假话，他真的去?他也许顺风转舵，投效皇军?于是便赶紧说：“刘社长，你去他们最欢迎不过了，我来接你!”“不必我坐自己车去，你请吧！”王小言走了。刘髯公一肚子闷气，便破口大骂起来。转天1号，刘髯公并没去开会，却告诉门房工友“如果来车接我，就说回头自己去，不用伺候。”就这样给了敌伪一记闷棍。
8月2日，天阴下起小雨。刘髯公听家里人说；“特二区下坡，东天仙戏院门前道边，有一两千农民扶老携幼，在雨里浇着，说是逃难的。鬼子在村里胡作非为，真是禽兽不如。”刘髯公听了，喘出一口大气，披上雨衣便出去，要看个究竟。家里人是拦不住的，又怕出了意租界，叫日本人逮走，可不是件小事，便叫个开车的跟了去。刘髯公看到当场情况，不由得咬牙切齿，他的慈善之心又在萌发，看见东天仙戏院便有了主意。东天仙的房产权是属于意国仪品公司的，他与该公司的华人董事长是朋友，便马上借电话与董事会通话，说清情况，要以中国人的良心来拯救一下这批难民，戏院给难民暂住，“一切由我刘某负责，租赁款子我付!”就这样难民进了戏院。一时楼上楼下前台后台填得满满的。还有几百人挤不进去，又交涉戏院对面尚未竣工的铺房，也是仪品公司的产业，余下的难民也暂时住下。事情办完，刘髯公才嘘出一口气，稍微安下心来。髯公回到家里，想到时已入秋，难民的衣食是个问题，要赶紧想办法筹备救济。当天半夜便给住在英租界的知名人士雍剑秋、常小川等人通了电话，和他们商量有关救济难民的计划、。雍剑秋便说：“这是好事，明天你来我家，咱们大家一起商议商议。刘髯公非常满意地和衣而卧，却久久不能入睡。 8月3日，刘髯公破例起了个大早，刚到10点，就坐上自己的车奔向了英租界。当车刚到万国桥(解放桥)时，在桥口停下来，等待检查。有两个汉奸特务认出汽车的号码是刘髯公的车子，便报告了宪兵队，马上把刘髯公拉下车，拽到宪兵队的汽车上，开往日租界花园宪兵队去。刘髯公进了宪兵队不会想不到后果的，但他先是忧虑同胞的命运与祖国的前途，后才意识到自己已到了人生终点，还有什么顾忌的，从走进刑讯室时，便以训斥和咒骂回答敌人的审问。
他喜好京剧，就用悲壮高亢的唱腔倾述他的愤怒和郁闷。他唱“宁武关、“战太平”及戏文“大将难免阵头亡”他是与敌人在战斗。因为不回答敌人的询问，敌人便先叫那些野兽们残忍地摔他、打他，他那瘦小的身躯，哪里受得住，只是强忍着疼痛不停地叫、骂、唱。第二天敌人请他到客厅里吃茶、谈话，他仍然是笑骂不休。日本人劝他与之合作，继续出版《新天津报》，鼓吹中日一家“同文同种”，“共存共荣”。髯公哪里听得这些屁话，便骂出了极难听的话，累了便闭目休息，一语不发。
日本法西斯再也装不成假文雅，便拿出二张《新天津报》号外《告别天津市父老读者书》，问道：“这是你的?什么的干活?”刘髯公把那张报抢到手里，看了又看，然后向那个鬼子唾了一口吐沫，大笑起来。那个日本军曹真的火了，向旁边呶呶嘴，立即走过来两个日本宪兵，把刘髯公扭翻在地；用一条大木棍往他身上猛打。只一下子，刘髯公的左腿便被打折了，殷红的鲜血由裤管里渗出来。
刘髯公仿佛是一个木头人，没呼痛叫饶便昏过去了。敌人用凉水把他喷过来，他只有微弱的呻吟和谩骂，此时他只有这唯一斗争武器了。他看见那张号外，又拿起来，蘸着腿上的血，一块一块地嚼烂咽进肚里。此时刘髯公掉下了从不轻弹的眼泪。在敌人命令下，两个宪兵拽着刘髯公下了楼，走进地下室，在一个污水池边停下，把他扔了下去。水牢里的水并不深，刘髯公日夜泡在污水里，成团的蚊子围着他。
日本鬼子两天一提审，三天一谈话，由于他身体非常虚弱，形若瘫痪，已失去活动能力，每次提审与谈话都是不欢而散。日本人达不到目的，又舍不得将他置于死地。拘押一个多月，刘髯公已然进入昏迷状态。敌人又派人向刘髯公家属传达：“刘社长命不保，要想他活着出来，唯一方法是赶快答应日本人要求，报纸复刊。你们家里人去说服他，去见个面，事不宜迟，越快越好!”结果他的弟弟刘渤海、儿子刘承年去了日本宪兵队。只见刘髯公怒容满面，一直骂不绝口，谁还敢提出附逆复刊的事，只得安慰了一番，匆匆退出。
为了救人，家人亲友不顾一切地到处取保，由回民代表随同去宪兵队接人，家属背着刘髯公答应《新天津报》复刊后，才把他接回家中。刘髯公回家后的第三天，召集《新天津报》的主要编访人员到他的病榻前。他有气无力地说：“大家为我担心了，说着掉下了眼泪。大家安慰他，请他安心养伤。他说了不足十几句话，一是：“《新天津报》不再出版了，大家都是榜上有名的，要各自小心，另觅生路，千万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要相信中国的抗战必然胜利，日本最终是必败无疑!”第二是嘱咐家人“千万不要把《新天津报》拱手送给日本人，咱们有十几部小说底版，可以生活无虞，不要附逆、复刊!”虽然话不多，但道出了一个爱国报人的心声。
刘髯公伤病沉重，虽经多方医治，但已然回天无术，于1938年10月26日，含愤以殁，时年46岁。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