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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生(1904~1984年),福建省上杭县人。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生于上杭稔田乡严坑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84年1月7日,因病在福州逝世,终年80岁。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十兵团副司令员、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兼福建省军区司令员,1955年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简介

刘永生
刘永生
[1] 来自360网]]
出生 1904年
福建省上杭县
逝世 1984年
国籍 中国
职业 少将

人物简介

刘永生(1904-1984),福建省上杭县稔田乡严坑村人。1927年参加农民运动,192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永定县赤卫队排长,红军独立营军事交通员,区委书记兼区苏维埃主席,永定县革命委员会军事部部长兼县赤卫大队大队长,福建省苏维埃执行委员,永定红军独立团团长,福建军区独立第8师第8团团长。参加了闽西苏区历次反“围剿”斗争。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时留在闽西地区坚持斗争,任永东游击第4支队支队长,中共永定县委书记、县苏维埃主席,参加了闽西南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闽西南红军改编为新四军北上抗日,刘永生率部继续留在闽西苏区坚持斗争,历任闽西南武装经济工作总队总队长,王涛支队支队长,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巩固和发展了闽西苏区。解放战争时期,历任粤东游击支队支队长,闽西军分区司令员,闽粤赣边区游击总队总队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区纵队司令员等,率部解放了闽粤赣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兼福建军区副司令员,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兼福建省军区司令员,中共福建省委常委,省监察委员会主任,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是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4年1月7日因病逝世,享年80岁。

个人履历

刘永生,一九二七年参加闽西地区农民运动。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永定县革命委员会军事部部长兼县赤卫大队大队长,福建军区永定独立团团长,红军独立第八师八团团长,永东游击队司令员。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闽西南武装经济工作总队总队长,王涛支队支队长。解放战争时期,任粤东游击支队支队长,闽粤赣边总队总队长,闽粤赣边纵队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副司令员。一九五一年进入解放军军事学院高级班学习。毕业后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一九五二年转业到地方,任福建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一九五四年重返部队,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兼福建省军区司令员。一九五五年再次转业,任福建省副省长、农垦厅厅长兼党组书记。当选为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福建省第五、六两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 

工作经历

刘永生,7岁行乞,10岁给富农当小长工,15岁当挑夫,从小尝尽人间苦楚。 1927年秋,闽西革命根据地创建人之一的张鼎丞到严坑开展教育启发永生,吸收他参加农会。 次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1日,参加攻城先锋队,架云梯爬进西门,迎接农民武装进城,救出被捕革命同志。闽西第一个工农红军营在永定金砂金谷寺成立时,永生被营长张鼎丞挑选为军事交通员。 1929年5月永定县城解放,成立革命委员会,永生被任命为县大队长。 1932年3月,在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永生当选为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11月,任永定独立团团长。 1933年4月,任福建省军区独立第八师第八团团长,屡次作战均身先士卒,英勇顽强,获得胜利。 1934年春,调任省军区警卫营营长,8月,参加第五次反“围剿”中南线最激烈的连城温坊保卫战,大腿受伤,被送长汀四都红军医院治疗。10月主力红军长征后,他参加张鼎丞率领的小分队在杭永边开展游击战争,担任永东游击队司令员兼中共永定县委书记。 1935年4月,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他为委员。此后,他在闽粤边坚持艰苦卓绝的3年游击战争。 1938年,第二次国共合作后,永生率领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六连开赴皖南,路经浙江江山时,组织上决定派他秘密返回闽西。 1940~1941年,先后担任保卫闽西南特委和南方工委工作。当年“南委”机关由于叛徒出卖而遭破坏,他掩护工委领导安全转移后,便在永定开荒种地,等待时机。 1944年秋,王涛支队成立,永生被任命为支队长。在指挥上杭丰稔市天后宫战斗中,仅用五分钟即将国民党保安第三团机枪连全部消灭,缴获大量武器,充实了支队的武器装备。不久,支队改为闽南人民抗日挺进队,他率队向沿海进军,中途遭包围袭击,战斗中负伤,只好离队治疗。 1947年6月,中共闽粤赣边工委组建边区人民解放军总队,永生任总队长。在闽粤边的多次战斗中获胜。 1948年8月,召开的第一次边区党代会上,他当选为区党委委员、总队司令员。 1949年元旦,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区纵队,永生为司令员,指挥边纵部队粉碎国民党军队,促使兴梅、龙岩两专区国民党军政人员实现和平解放。

个人评价

刘永生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事业。无论在斗争残酷、环境恶劣的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始终对党和人民赤胆忠心,对革命事业坚定不移,经受住了各种严峻考验。在 闽粤赣边纵队成立60周年纪念碑 闽粤赣边纵队成立60周年纪念碑 十年“内乱”期间,面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他以共产党人的凛然正气,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尤其在个人遭受残酷打击迫害的情况下,一直保持着坚定的革命信念。他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自觉地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对人民无限热爱。他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感,即使在重病缠身的日子里,仍十分关心党和军队的建设事业,关心国际上发生的重大事件。他与疾病作了顽强的斗争,始终保持了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刘永生同志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嫉恶如仇,刚正不阿,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团结同志,联系群众,对下级干部既严格要求又倍加爱护;严于律己,廉洁奉公,党性坚强,顾全大局,严守纪律;作风深入,雷厉风行,勤于学习,勇于开拓,崇尚务实。傅继泽同志品格高尚,深受海军广大官兵的敬重。 刘永生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我军的建设事业,鞠躬尽瘁,贡献了自己的一生。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个人荣誉

新中国成立后,刘永生先后担任十兵团副司令员、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兼福建省军区司令员,1955年授少将军衔。 1959年转业地方,历任福建省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纪检会第二书记、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等职,连续当选第一届至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他经常深入连队、深入基层,和战士、群众一起,被称为“贴心将军”,始终保持“人民公仆”本色。

英雄轶闻

刘永生是战争年代鼎鼎有名的“游击大王”、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纵司令。建国后曾任三野十兵团副司令员、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福建省军区司令员、副省长等职。从深山密林到城市,环境变了,地位和待遇都提高了,但他的劳动人民本色和习惯却没有变。 在部队时,一次工作调动,领导机关的有关部门因具体工作上的疏忽,把刘永生的级别搞错了,低发了几个月工资。刘永生没有说过半句话,后来还是领导机关从统计中发现了差错,才纠正过来,并专门派人登门道歉和补发工资。刘永生对此却毫不在意,笑呵呵地出口成歌:“同志哥,没关系,级别高低工资多少无所谓,主要还是多奉献,革命不为名和利。” 1959年,刘永生转业到地方,分配住到湖东路82号院子。当时那里住了几位副省长,一座小楼刘永生与高磐久副省长各住一半,没有卫生间,也没有一点装修,就按照原本的样子搬进去住。省长魏金水来参观,发现连个凉台也没有,楼梯太窄,上下很不方便,说这怎么行呢,要加一个凉台,装修一下。刘永生不同意,认为这不错了,打游击时都是住茅草棚,照样好好的。在魏金水坚持下,房子才进行了简单装修。 多年的游击战争,使刘永生与老区群众和众多的战友,结下了牢不可破的生死情谊。解放后,身居高位的他还是时时惦念着他们。自己克勤克俭、节衣缩食,就是为了多给老区有困难的群众提供力所能及的接济;老战友老部下遇到难处和委屈,他也都能在不违反政策的前提下,热情地帮助解决问题;需要为百姓伸张正义时,他就毫不含糊地站出来说话。所以老区群众和当年并肩战斗过的战友,都把刘永生看成是最可信赖的亲人,有机会到福州来,都要登门看望。而刘永生则不论他们是干部还是群众,不论职位高低,都一样热情相待,不仅留吃饭,还常常留家住宿。刘永生留人家吃饭,有一条规矩,就是除了老家群众有时捎带的一点闽西酸菜或笋干之类的东西外,他不让任何客人送礼物,即使拿来他也坚决不收。有时来人多了,家里没那么多床,刘永生就买来许多席子,经常翻晒,有人来时就铺在地板上,给人家睡。在困难年代,刘永生家的粮食也是经常不够的(他自己因此得了水肿病),有许多老战友知道这一情况,不时给他寄些粮票相接济。 家乡一些老游击队员、老接头户来到福州,想看看大城市,刘永生总是派车派人带他们去看,有时还自己抽出时间作陪。 三年困难时期,有关部门曾一度为领导干部设“营养餐”,刘永生却从不去吃这样的餐,更没有带子女享受过一顿。当时领导干部按规定可以到交际处领一些东西,如每月有二三斤肉,二三斤蛋,三斤黄豆供应。刘永生不仅自己不去领,也绝不让家里人去领。他说国家很困难,我们当领导的更要带头节约,自己能克服的就不能增加国家的负担。于是,家里天天都吃“瓜菜代”。而且这瓜菜还多数是自己种的。 “宁可自己吃不饱,也不能怠慢了客人!”刘永生如是说如是做,家中的粮食由此更加困难了,不久,刘永生终因饥肠辘辘得了水肿病。 堂堂一位将军、副省长,也得了水肿病!这件事很少有人知道,也很难使人相信。这就是刘永生廉政爱民、与人民同甘共苦的真实写照。 步调一致,互敬互勉 黄月英是位红色女战士,她在革命战争时期饱经风霜,她那贫血而显得淡黄浮肿的脸孔和微跛的脚,就是峥嵘岁月留下的永远纪念。解放后,黄月英与刘永生一起参加祖国建设,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两人相濡以沫,志同道合。 刘永生在省军区时,和妻子黄月英积极带头开垦荒地,种上蔬菜。夫妻俩在菜地上忙碌的身影,不知感动了多少官兵。 和刘永生一样,黄月英对革命群众也倾注了满腔的热爱和关心之情。有些过去的接头户家发生了困难,她就10元、8元地接济他们。1958年秋天,她儿媳还没有一件棉衣能够过冬,可她已经替老区的烈士家属做好打算,叫公务人员做几件棉衣寄到老区去。一次,黄月英与刘永生一起回家乡,听生产队长说,只需百来元就可安装一台碾米机,解决碾米问题,而且能节省好多劳动力,可惜社里底子薄,一时拿不出钱来。探亲回来后,他们老是惦记着这件事,薪金发下来后,他们一商量立即汇去了200元。 黄月英对老区群众这么大方慷慨,而自己却非常节俭朴素,家里的菜基本上是自己菜地生产的,穿着方面更是俭朴,好几年都没做新衣服,衣服破了总是缝缝补补又再穿。 刘永生常与黄月英互敬互勉说:“今天的胜利是千千万万革命烈士用鲜血换来的,否则哪有今天?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刘永生长期担任领导职务,大权在手,可他决不利用自己的地位、权力和关系去谋求个人及妻儿亲戚的利益。作为妻子的黄月英,也反对搞特殊化,治家极严,决不让“后院起火”。 小车不倒只管推 十年动乱中,刘永生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正气和清白,是党员干部中的一杆旗。春回大地后,刘永生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任中共福建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省政法委员会书记。“活着干,死了算”,“小车不倒只管推”,这是刘永生的口头禅,也是他一生的自我写照。 年近耄耋的他,终因忘我工作、日夜操劳,肺气肿病重新发作变得越来越严重,走起路来直喘气,上楼梯更为困难。他在政法委的办公室在三楼,每天上班时都因为走楼梯而憋得脸色发青,很久说不出话来。但他仍坚持每天准时上下班,每次开会都准时到。而且每天上班,他提早拎着热水瓶到办公室。通讯员不好意思,他却笑呵呵地说:“我家煮饭,顺便烧壶开水,既为单位省力又省电,有何不好呢,这也是革命传统呀!” 看到刘永生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省委书记项南只得下了“命令”要他立即住院。这样刘永生才不得不离开心爱的岗位,住进了省立医院接受手术治疗。 刘永生病重后,医院曾建议有关部门,让刘永生最好到上海治疗。刘永生硬是不答应:“我相信福建的医院,福州也有医生。大家都到上海去,国家要花多少钱呀。我不去,我就在福州。”对于刘永生的倔脾气,大家都是了解的,他决定了的事,谁也不能改变。 1984年1月7日8时,刘永生在福州走完了他的人生历程,永远合上了那双不知疲倦的眼睛,离开了他为之奋斗的事业,终年80岁。

人物事迹

刘永生(1904-),福建省上杭县稔田乡严坑村人。清光绪三十年五月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5岁丧父,7岁行乞,10岁到富农家中当小长工,15岁当挑夫,从小尝尽人间苦楚。 民国16年(1927年)秋,闽西革命根据地创建人之一的张鼎丞到严坑开展革命活动,见其出身贫苦,便向其宣传革命道理,启发阶段觉悟,不久吸收他参加农会和“铁血团”。次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6月底,张鼎丞领导永定农民暴动,7月1日,几千农民武装攻打永定县城。永生参加攻城先锋队,肩背鸟铳,腰插柴刀,扛起云梯,冒着弹雨,迅速冲到西门城墙根,架起云梯爬进城,将农民武装队伍迎进城里,砸开监狱,救出被捕的同志。当月4日,由暴动农民武装组建的闽西第一个工农红军营在金砂金谷寺成立,刘永生被营长张鼎丞选为军事交通员。 1929年5月25日,张鼎丞带领地方红军配合红四军解放永定县城,成立永定县革命委员会,永生被任命为县赤卫大队长。 1932年3月,在汀州召开的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4月,带领永定县赤卫团两个连和上千名支前运输队,支援毛泽东率领的红军东路军攻打漳州。占领漳州后,奉命将大批战利品挑运回中央苏区。10月,与永定县苏维埃政府女干部黄月英结婚。11月,永定县赤卫团升编为永定独立团,任团长。不久,与红十二军第一○○团配合,在上杭城东水西渡打垮国民党粤军1个营,缴获不少枪枝弹药。 1933年4月,任福建省军区独立第八师第八团团长,奉命率领全团500多人,攻打驻白砂圩的国民党陆军第三军独立第一旅的1个营。战前亲自带领干部化装成樵夫到前沿摸清敌情,半夜率部队砍开敌军阵地上的铁丝网和鹿寨,越过堑壕,冲到该营驻地炮楼下,将一颗颗手榴弹扔进炮楼,一举攻克此据点。 1934年春,调任福建省军区警卫营营长。8月,参加第五次反“围剿”中南线最激烈的连城温坊(今名文坊)保卫战,战斗中大腿中弹受重伤,被送到长汀四都红军医院治疗。10月,主力红军被迫离开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刘伤愈后便参加张鼎丞率领的仅10多人的小分队回到杭永边开展游击战争,担任永东游击队司令员兼中国共产党永定县委书记。 1935年3月中旬,邓子恢、谭震林率红军二十四师1个营冲破国民党军的重重围堵,从赣南来到永定大阜村与张鼎丞会合,召集闽西南党政军领导人联席会议,永生应召赴会,入村片刻,突然发现国民党粤军1个营在陈荣光民团带领下,向村子包围过来。在此危急关头,刘永生挺身而出,率领指战员出击,粉碎了敌军这一阴谋,使局势转危为安。战斗结束后,张鼎丞号召红军指战员向刘永生学习。4月,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张鼎丞任主席,刘永生与邓子恢、谭震林、方方等为委员。面对国民党驻扎在闽西的8个正规师、10多万兵力,他时而将部队分散成小组,深入山村宣传组织群众,时而将部队集中起来,抓住战机,打击敌人,还经常帮助群众搞生产,把从敌军手中夺来的粮食分给群众,密切游击队同群众的联系。坚持三年艰苦的游击战争,直至第二次国共两党合作和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到来。 1938年5月,刘永生率领由闽西南红军游击队改编成的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第二支队最后一支队伍——第六连开赴皖南军部集中。到达浙江江山后,军部通知他单独到南昌办事处报到,将连队嘱托熊兆仁、陈茂辉带去皖南,自己立即前往南昌。中国共产党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曾山在办事处告诉他,考虑到闽西是革命老根据地,日后还会有长期复杂的斗争,组织上决定派其秘密返回闽西。 1940年5月,中国共产党闽西南特委在永定芹菜洋办党校,派永生负责保卫工作。次年,特委派永生到广东大埔县大埔角,保卫中国共产党南方工作委员会的安全,他便与黄月英装扮成民工,在当地种稻、喂猪,暗中保护“南委”书记方方等人。 1942年,由于叛徒出卖,“南委”机关遭到破坏,他便在掩护方方等安全转移后,返回永定开荒种地,等待时机。 1944年秋,中国共产党闽粤边委决定成立自卫的人民武装,为了纪念被国民党保安团杀害的特委书记王涛,部队命名为“王涛支队”,任命永生为支队长。 1945年春,国民党闽粤赣边联防指挥部派福建省保三团重机枪连追踪王涛支队到上杭丰稔市,驻扎在天后宫。永生亲自带领支队突击队化装到天后宫侦察,选定4月13日丰稔市圩期,布置22名突击队员化装成柴夫、香客突袭机枪连,仅用5分钟即将保三团机枪连全部歼灭,缴获重机枪和其他枪枝弹药,充实了支队的武器装备。不久,支队改为闽南人民抗日挺进队,永生率领部队向沿海的诏安、饶平进军,准备在那里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中途遭福建省保安二、三团重兵包围袭击,永生在战斗中负伤,只好离队治疗。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要求和平的愿望发动了内战。 1946年6月,中国共产党闽粤赣边工委组建边区人民解放军总队,永生被任命为总队长。10月21日,率领总队出击广东大埔县大麻镇,摧毁国民党大麻区署、自卫中队、警察分局,并歼灭跟踪追击的梅州保警大队第一中队。不久,将总队兵力分成三格,在粤东梅州的梅县区、大埔、丰顺、五华、蕉岭、兴宁、饶平等县的边远地区,摧毁国民党区、乡、镇政权30多处,开辟了3个边境地区的游击根据地。 1948年3月2日,率领总队经过半日激战,攻占了闽粤边境上的蕉岭县城,缴获长短枪300多支、子弹2万余发,摧毁军械仓库1座。8月,中国共产党闽粤赣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永生当选为区党委常委、边区人民解放军总队司令员,总队下辖5个支队近万兵力。粤东地区除县城和少数大镇外,广大乡村均为边区人民解放军解放。 1949年元旦,中国共产党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区纵队,永生为司令员,与政委魏金水、副政委朱曼平、副司令员铁坚一起,指挥边纵部队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反复“清剿”,促使兴梅、龙岩两专区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实现和平解放。到10月末,在解放大军胜利南下形势下,边纵部队解放了闽粤赣边区30余县、市,缴获轻重机枪300多挺、火炮30多门、步枪3万多支、手枪2000多支。 解放后,他先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副司令员、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兼福建省军区司令员, 1955年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9年转业地方,历任福建省副省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共产党福建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中国共产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修补委员等职务,连续当选为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在军队任职期间,经常深入海岛营房、高山哨所检查战备;遇上部队训练,还同战士一起摸爬滚打,成为战士们的“贴心将军”。在地方工作时,每年用三分之二的时间下乡、下农场、下基层,同革命老根据地人民、农场工人等一起耕耘,同基层干部共商工作,始终不失“人民公仆”本色。 1984年1月7日,因患肺气肿病治疗无效,在福州逝世,享年8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