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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條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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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 六條問事 漢武帝分全國: 十三部（州） 每部派刺史: 一人 何時巡行郡國: 每年秋天

「六條問事」是一種漢朝監察、考核官員時的依據準則。內容為「一條，強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強凌弱，以眾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奸。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任賞，煩擾苛暴，剝戮黎元，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置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政令」。

西漢時期

西漢監察制度對後世產生深遠影響的，是漢武帝對地方實行的刺史出巡制。西漢對地方的監察最初沿用秦朝的做法。漢惠帝在位時，一度在部分地區恢復了監郡御史制度。監郡御史兩年一任，要求他們每年的10月到朝廷奏事，12月再回到自己的崗位。後來又擴大範圍，在中央所轄各郡都設置了監察御史。但這些御史的任務比較雜，在秦朝時的監察效果就不理想。比如當年劉邦做泗水亭長時（泗水亭在江蘇沛縣，秦以十里為亭，亭是最基層的組織），已有許多不軌行為。他在押送壯丁去驪山為秦始皇修墓的途中擅自放人，然後躲進芒碭山（在江蘇碭山縣東一帶），聚集了100多人，並與縣裡的文書蕭何以及管監獄的曹參等人互相串聯，劉邦就是在這裡起家造反，最終成就帝王之業的。泗水監的名字叫平，他對這麼嚴重的政治動向竟然無動於衷，沒有舉報，這不是失職瀆職嗎？西漢初年的監察御史也同樣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於是，漢文帝時就派丞相史出巡地方，但丞相史的監察只是臨時性的，很難整體改變對地方監察不力的局面。

御史推薦

情況的根本變化發生在漢武帝時期。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漢武帝撤銷了在各郡設置的監察御史，4年之後又下詔將全國分為十三部（習慣上也稱州）即13個監察區，分別是：冀州、幽州、并州、兗州、徐州、青州、揚州、荊州、豫州、益州、涼州、交趾、朔方。

十三部刺史歸中央最高監察機關御史府管轄，由御史中丞具體領導。刺史的產生，可由御史推薦，皇帝任命。當時有個繡衣御史名字叫暴勝之，為人就像他的姓一樣很殘暴，他督促地方官鎮壓農民起義，十分賣力氣。他每到一地，那裡的守令就得急忙圍剿造反的農民，大開殺戒。沿路的州、郡聽說他要來了，沒有不害怕的。有一次，暴勝之到了勃海（今河北滄州等地），聽說當地有個知名人士叫不疑（不疑，名），就把他請了出來。不疑衣冠楚楚，樣子很莊嚴，叫人望而起敬，暴勝之見了，也一改往日的威風，裝成一副恭順的模樣。不疑告訴他：「做官的人不能太厲害，太厲害了，人們無法忍受，自己長不了；但也不能軟弱，太軟弱了，沒有威望，也不行。要是能在威嚴中加一點恩德，在恩德中帶一些威嚴，就好了。」實際上是勸他要學會軟硬兼施。暴勝之覺得很有道理，就照此去做了，結果人們就說：「姓暴的不殘暴了。」而不疑呢，由於暴勝之的推薦，漢武帝讓他做了青州刺史。

監督重點

漢武帝給刺史規定了明確的監察職責，叫「六條問事」，具體內容是：

一條，強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強凌弱，以眾暴寡。

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奸。

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任賞，煩擾苛暴，剝戮黎元，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

四條，二千石選置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

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託所監。

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政令。

六條中除第一條外，其餘五條都是針對二千石郡守的。著名歷史學家范文瀾在《中國通史簡編》中說：「六條外還有不成文的一條，就是考察國王有罪狀便奏聞。不法的國王因此 受到懲罰。」不把監察國王的內容載入明文中，是因為這個問題已不顯得十分迫切了。前面說過，漢初在地方上實行的是郡國並行的雙軌制。平息七國之亂後，諸侯國的實力已被削弱。漢武帝登基後，還是先拿諸侯國「開刀」。他規定國王除嫡長子繼承王位外，其他子弟可在國中分侯，這樣一來從諸侯國中分出幾個小侯國，使諸侯國的直屬領地不斷地縮小。後來又藉故奪了106個王侯的爵位，並且禁止諸侯國的官吏在朝中任職，防止他們插手中央事務。經過一系列的整頓，使諸侯國大傷元氣，已構不成對中央政府的嚴重威脅。於是，漢武帝又騰出手來整治州郡。二千石的郡守是一郡之首，相當於我們今天的省委書記兼省長。安邦先安首，督吏先督王，「六條問事」主要就是衝着這批「高級幹部」來的。解決這個層面的問題，也是抓重點，比如他們是否能認真執行中央的方針政策，是不是濫用刑法、欺凌百姓等等。

工作方式

刺史的秩級僅為六百石，只相當於中下級的縣令。那時的縣比範圍廣，縣令以及刺史相當於今天的縣處級幹部。刺史每年8月起巡察自己部內的郡國，年底回中央報告工作，只有監察權，沒有處置權。據史書記載，刺史出巡時「乘傳周流」。

乘傳，指乘坐公家驛站的馬車，即送信的郵車。這種郵車是什麼樣的？出土文物中還沒見着，但應與一般的郵車有別，或者說是裝飾過的郵車。當時食祿二千石的官吏，所乘車的車廂兩邊屏障都塗成紅色。屏障的質地是蓆子或皮革。六百石的官吏，所乘車的車廂左邊塗成紅色。塗左邊不塗右邊，是因為古人尚左。刺史秩級六百石所乘的車子至少是這種規格的。他們每到一處，那裡的郡守或國王都要派專人到邊界上去迎候，如果刺史乘坐普通的郵車，那多寒磣。周流，就是在自己的監察地盤上到處轉。比如冀州刺史的監察區有10個郡和諸侯國，冀州刺史就在這10個郡國之間巡行，進行監督檢查。刺史的任期為9年，如果能較好地履行職責，到時候可以直接升為二千石的郡守，而其他六百石的官員就很難有這樣的機會。

歸口辦理

對刺史的工作有嚴格的要求，比如不允許他們管「六條問事」以外的事，不允許他們監察二千石以下的官吏。《漢書·朱博傳》記載了這麼一件事：朱博初做冀州刺史時，到他的監察區去工作，在一個縣裡遇到一大群上訪的官員和老百姓，足足有四五百人，把縣衙的院子都擠滿了。朱博的隨從官員試探着勸他就在這個縣裡留下來，處理完上訪人的事再出發。這名隨從官員說完就用眼睛瞧着朱博，看他如何反應。朱博心裡明白，他命手下人趕快驅車往前走，但上訪的人圍住了朱博的車馬。朱博只好下車，通過隨從官員明確地告訴上訪人：「本刺史不負責監察縣丞、縣尉這一級的官吏。如果反映他們的問題，請到郡里去；如果反映二千石郡守的問題，也不能在這裡接訪，請到本刺史的辦公地點去；如果是老百姓申冤以及遭盜竊之類的事，可以找有關人員去反映。」說完，就登上車執意地向前走，幾百名上訪者只好散去。

刺史出巡

刺史定點出巡，漢武帝的改革具有里程碑的意義。秦代的監郡御史不是純粹的監察官，很多時候扮演的是行政官員的角色，西漢的刺史只負責監察，定位準確。秦代的監郡御史沒有明確的工作章程，西漢的刺史要嚴格遵循「六條問事」。更為重要的是，刺史工作的特點是流動式的，這一做法的實質就是割斷了監督者與被監督者的利害關係。戰國時期在秦國實行變法的商鞅，曾從官吏之間的利害關係入手，說過一段很精闢的話，大意如下：雖然官員眾多，但他們擔任同類的職務，站在同一個立場上，讓他們彼此監督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們利害關係一致，容易互相包庇。比如讓馬夫監督馬夫，就行不通，他們利益一致，會互相串通，不會彼此監督。假如馬兒能夠說話，那麼馬夫就無法掩藏其過錯了，因為馬兒與馬夫的利益是相矛盾的。官員與官員之間的利害關係是相同的，只有讓他們互為聯繫而利益又相矛盾，才是帝王鞏固統治的保障。

商鞅所舉的馬兒與馬夫的例子非常形象、深刻。按照他的說法，只有確立職務相聯繫而利益相異的鉗制關係，才能使監督真正發揮作用。這種理論用今天的話說就是「異體監督」。現代西方國家在這個問題上，採用的是「三權分立」的方法。實際上「流動的方式——割斷監督者與被監督者的利害關係——馬兒說話」，這個公式所表現的，也是一種「異體監督」。所謂異體，可以理解為不同的利益共同體。我們今天巡視工作體現的，就是這一原理。這裡，「馬兒說話」是關鍵。怎麼能讓馬兒開口呢？機制就是割斷監督者與被監督者的利害關係，而割斷這一層關係的途徑是採用流動的方式。這是監督中一條鐵的法則，這個法則的發明者竟是生活在2300多年前的古人，商鞅也真是夠偉大的。

保證機制

漢武帝設計並推行得好好的刺史制度，到了西漢後期開始走樣。漢成帝綏和元年（公元前8年），也就是漢武帝死後的79年，丞相翟方進和大司空何武上奏，請求將刺史改為州牧，理由是按照祖宗的家法應該以貴治賤，不能以卑督尊。刺史只有六百石，監察二千石的高級領導幹部不合規矩。成帝只好下詔，把刺史改名為州牧，增秩二千石，與郡守平起平坐。3年後，丞相朱博上書力爭說：「當年設十三部刺史，職級低但賞賜重，這樣可以激勵他們努力工作。廢除刺史、改設州牧後，激勵機制沒有了，收不到監察的效果，應該恢復刺史制度。」於是又將州牧更為刺史。但幾年後，再次將刺史改為州牧。不要以為這樣一來提高了刺史的地位，這是兩種觀念在進行較量。翟方進等人認為監察制度應同其他制度一樣，不得違反森嚴的封建等級制，必須遵守以貴治賤的原則。朱博認為怎樣設置監察官，衡量的標準應該看是否有利於監察的效果。較量的結果，是等級派占了上風。刺史改為州牧後，原來的監察官開始向行政官員轉化，監督者與被監督者混為一談，利害關係由相異變為相同，「讓馬兒說話」的制度被破壞了。漢武帝在生前找到了一條行之有效的監察方法，但卻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保證它的長效機制。

唐律規定

（1）每年的立春以後、秋分以前，不得奏決死刑；（2）在每月的朔、望日，上下弦，二十四節氣等，均不得奏決死刑。（3）但謀反、謀大逆、謀叛等重大犯罪，不受此限。為保證司法審判的公正、合法，唐朝嚴格規定了法官的責任制度：（1）要求法官必須嚴格依據律、令、格、式正文定罪。《斷獄》明確規定：「諸斷罪皆須具引律令格式正文，違者笞三十。」（2）對於皇帝針對一時一事所發布的敕令，如果沒有經過立法程序上升為「永格」者，不得引用以為「後比」。（3）如果任意引用而致斷罪有出入者，屬故意，以故意出入人罪論處，即採取反坐原則；屬過失，以過失出入人罪論，即減故意者三至五等處罰。（4）建立了同職連署制度，要求有關官員共同審案判決，共同承擔錯判的責任，以利於互相監督，避免錯判。大理寺卿、少卿、丞、府、史等均在同職連署的範圍內。若因公錯判案件，承辦人承擔主要責任，其他人則逐級降等處罰；因私錯判，其他人也有失察之責。宋設立的中央監察機關御史台，以御史中丞為長官，仍分三院即台院、殿院、察院。察院的監察御史職責尤為重要。監察御史從曾兩任知縣的官員中選任，宰相不得薦舉御史人選，宰相的親故也不得擔任御史職事。御史的任命須經由皇帝批准。御史每月必須奏事一次，是為「月課"，可以「風聞彈人」，不必皆有實據。上任百日內無所糾彈者，貶為外官。在御史台之外，將分屬中書、門下兩省的諫官（如諫議大夫、司諫、正言等）組成諫院，負責對中樞決策、行政措施和官員任免等事提出意見。與御史台合稱「台諫」，旨在牽制宰相的權力。設於各路的監司（轉運使和提點刑獄使等）負有對地方官員的監察職責，負責巡按州縣。州級政權的通判官號稱「監州」，職責是監察州縣官員。死刑限制方面，宋朝又鞫讞分司制和翻異別推制2大創新。宋朝從州到大理寺，都實行鞫讞分司制，即「審"與「判」分為兩事，分別由不同的官員擔當，二者相互牽制。審問案情的官員無權量刑，檢法量刑之事別由其他官員負責。前者稱「鞫司」（又稱「推司」「獄司」），後者稱「讞司」（又稱「法司」）。鞫讞分司制是宋朝審判制度的特色，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防止司法官因緣為奸，保證審判質量。翻異別推制，又稱翻異別勘制，是為防止冤假錯案而建立的複審制度，即在發生犯人推翻原有口供，而且「所翻情節，實礙重罪」時，案件須重新審理，應將該案交由其他司法官或司法機構重新審理。改換法官審理稱之為"別推」，改換司法機關審理，稱為「別移」。法律規定，犯人翻異次數不得過三，但實際執行中較寬，有多達七八次者。若故意誣告、稱冤，經查證屬實，罪加一等。元朝政權很重視監察制度的建設，目的在於通過對官員尤其是漢族官員的監督，來防止他們擁權自重。通過總結和吸取歷史經驗教訓，元朝建立和發展了頗具特色的監察制度。

（1）加強監察立法，使監察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元世祖時曾頒布了一系列監察法規，以指導和規範監察機關的工作，如《憲台格例》《察司體察等例》《行台體察等例》《禁治察司等例》《察司合察事例》《廉訪司合行條例》等。仁宗時期編纂的《風憲宏綱》，更是元朝監察法律的集大成者。這些法律詳盡地規定了各級監察機關的機構設置、職責範圍、監察官員的選任、考糾等，表明元朝監察立法已初具規模並日臻完備。

（2）監察體制設置嚴密，並且賦予其較大的權限。在機構設置上，中央一級為御史台（中台），它與中書省互不隸屬，地位相同。在地方則設立兩個行御史台（行台）——江南（南台）和陝西（西台），作為中央的派出機構。南台負責監臨東南諸省，西台負責監臨陝西諸道。在中台和行台之下，分二十二道監察區，每道設肅政廉訪司。肅政廉訪使常駐地方，主要是糾察地方官員的政績得失，巡復、按復各路已結案件。中台、行台與肅政廉訪司相銜接，構成了全國範圍的垂直監察系統。

（3）重視加強對監察官本身的監督。元政府重視加強對肅政廉訪使的領導，對監察官員實行嚴格監督，規定了詳密的行為規範和獎懲措施。肅政廉訪使對所轄各地的冤滯如果「舉劾失當」，則「並坐之」。對監察官員的犯贓行為加等治罪，即使並未枉法，也予以除名的處罰。行御史台雖為區域性監察機構，但設官品秩與職權皆與御史台相同。

（4）體現民族歧視政策。為便於對漢族官員進行監察，監察制度中也貫徹了民族歧視政策。終元一世，御史大夫一職「非國姓不以授」，只能由蒙古貴族擔任。一般情況下，漢族官吏連充任地方監察機關書吏的資格都不具備。明朝建立了空前龐大的監察機構。中央監察機關都察院由御史台改名而來，長官為左都御史，右都御史輔之。都察院號稱「風憲衙門」，為天子之耳目，所有御史必須科舉出身，職權頗重，對任何官員都可進行監督彈劾，並可對刑部的審判和大理寺的覆核及地方審判進行監督。都察院設十三道監察御史，每年輪換出京至各省巡查，稱為「巡按御史"，官階不高，但擁有「大事奏裁，小事立斷」的權力。御史犯罪加重二等處罰。中央六部每部設都給事中、左右給事中各一人，負責監察六部日常政務活動，核查奏章和奉旨執行政務的情況。

六科給事中合稱「六科」，與都察院並列，直接向皇帝負責。為加強對地方的控制，朝廷還時常派出部尚書、侍郎一級的官員「巡撫」各省，明中期以後漸成慣例，由巡撫統管一省行政，如遇戰事，則派出總督統掌軍政。後來巡撫和總督逐步發展成為地方長官。此外，地方的提刑按察使也享有監察權，被稱為「行在都察院」「外台」。秋審是清朝最重要的死刑複審制度，也是封建王朝在死刑限制方面做的最後努力，秋審發源於明朝審制度，因在每年秋天舉行而得名。

秋審審理的對象是各省上報的斬監候、絞監候案件，每年秋八月在天安門金水橋西由九卿、詹事、科道以及軍機大臣、內閣大學士等重要官員會同審理。秋審被視為「國家大典」，專門制定了《秋審條款》，作為進行秋讞大典的法律依據。秋審案件經過複審程序後，分五種情況處理：1.情實：罪情屬實、罪名恰當者，奏請執行死刑。

緩決

案情雖屬實，但危害性不大者，可再押監候辦，留待下年秋審。凡三經秋審定為緩決，可免死減為流三千里，或減發煙瘴極邊充軍。3.可矜：案情屬實，但情有可原，予以免死減等發落。4.可疑：案情尚未完全明了的，則駁回原省再審。5.留養承祀：案情屬實，罪名恰當，但罪犯為獨子而祖父母、父母年老無人奉養，或符合「孀婦獨子」等條件的，則經皇帝批准，可改判重杖，伽號示眾三個月。秋審的判決雖然依據法律，但亦參考犯罪時間及地區的實際情況，靈活適用。秋審是刑事審判制度臻於完備的重要標誌，既保證了皇帝對最高司法權的控制，又宣揚了統治者的仁政德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