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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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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释道，“儒“指的是儒家，是孔子开创的学派，也称“儒教”，曾长期作为中国官方意识形态存在，居于主流思想体系地位，其影响波及朝鲜半岛、日本、中南半岛等地区； “释”是古印度（今尼泊尔境内）乔达摩·悉达多创立的佛教，悉达多又被称为释迦牟尼佛，故又称释教，世界三大宗教之一；“道”指的道教，道教是产生于中国的传统宗教,是把古代的神仙思想、道家学说、鬼神祭祀以及占卜、谶纬、符箓、禁咒等综合起来的产物

相交成风

以"三教"统称儒释道,始于北周时期,约公元6世纪中后,中国文化逐渐形成儒释道三足鼎立之势。经过隋唐时期的三教讲论与融通,三教合流在北宋已经大致成型,明代以后则成社会主流思想。儒家的主要功能当然是“治世”, 它是一种治理国家的意识形态, 确立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礼仪规范与典章制度。道教的功能主要是“治身”, 长生不老的神仙生活, 中国人素来心向往之。佛教的功能主要是“治心”, 在消除烦恼的心性修养方面, 有着明显的优势。有关心性修养的丰厚思想资源, 特别是禅宗的“明心见性”、华严宗的“理事无碍”、天台宗的“止观双修”等, 成了宋代儒学发展的重要源头。佛道两教, 因此配合实践儒家的伦理规范。尤其是佛教, 在民间社会还承担了许多慈善救济的实际功能。唐高祖李渊下诏, 称“三教虽异, 善归一揆”。宋孝宗写《原道论》, 提倡“以佛修心, 以老治身, 以儒治世。”明太祖朱元璋在《三教论》里说:“于斯三教, 除仲尼之道祖尧舜, 率三王, 删《诗》制典, 万世永赖;其佛仙之幽灵, 暗助王纲, 益世无穷, 唯常是吉。……三教之立, 虽持身荣俭之不同, 其所济给之理一。然于斯世之愚人, 于斯三教, 有不可缺者。

士大夫从小接受的是一套良好的传统儒家教育，理应是儒学的维护者。可是明代的士大夫，无论是阁部大臣，抑或州县小吏，无论是在职，抑或乡居，均是佛、道的倡导者，甚至成为佛教寺院的"护法"。当时的风气，就是士人以与释、道二教人士相交为雅。所以，对佛教的贡献，正如明人瞿汝稷所言：“夫近时之士大夫，皆诵法孔子者也。所望创僧庐，市僧田，以招致拨草瞻风诸龙像者，惟诵法孔子诸贤是顿，则儒之有庇释也，不信然哉!”明人蒋德王景也说，晚明的士大夫，“无不礼《楞严》，讽《法华》，皈依净土”。此外，宋明理学大量吸收佛学思想，使得佛道两教渐趋衰落。佛教产生的时间比道教早得多, 在传入中国时佛教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备, 因此, 道教产生后在很多方面都借鉴吸收了佛教。比如, 在早期道经的造作过程中, 便多有模仿乃至因袭佛经之处;道教的宫观设施、组织形式、宗教仪式等方面, 亦不乏借鉴佛教之处。又如, 受“大道无形”思想的影响, 早期道教是反对偶像崇拜的, 因此称佛教为“像教”。但是, 后世道教“设像立教”的形式与佛教却别无二致, 其实正是受佛教影响使然。全真道提倡三教合一，以《孝经》《心经》《道德经》为核心经典

早在明初，就有一些僧人善于词翰，与士人交往密切，但只是仅见的例子，不成气候。中期以后，以至明季，由于儒、佛、道三教合流渐成气候，士人与僧、道相交更是不争的事实。这种风气主要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僧、道不守清规，不在僧寺、道观清戒受持，而是到处游荡，游方僧道遍地皆是，尤以京师为甚。如明人言：“京师，僧海也。名蓝精刹甲宇内，三民居而一之，而香火之盛，赡养之腆，则又十边储而三之，故十方缁流咸辐辏于是。”二是士大夫师事沙门，大族中子弟甚至拜高僧为师。如张履祥揭示道：“近世士大夫多师事沙门，江南为甚。”这种风气仅仅是儒、佛、道合流的综合反映，而其具体的表现，则为士人与僧道相交，恬不为怪，甚至引为风雅。

三教堂

孔子、释迦、老子并祀于一堂之类的三教堂，至迟在元代已见其例。一至明代，则蔚然成风。照例说来，孔子祀于学，佛氏祀于寺，老氏祀于观，原本俱有定制，各不相混。可是，在明代，却流行将孔子、佛氏、老氏并祀于一堂。鉴于此，朝廷只好下令禁止。明永乐三年(1405)，朝廷颁布禁令，“禁祀孔子于释老宫”。然三教合流毕竟已是大势所趋，尽管朝廷一再申禁，但禁令往往徒具虚文。在明代，世人多以儒、释、道合为一图，或者塑像于寺观。释以佛居中，道以老子居中。甚至出现了穿戴为道冠、儒履、释袈裟之傅大士。这种行为并非只是盛行于道、佛，同样为一些儒家人士所恪守。如陈白我，“建三教堂，奉孔子暨二氏”。又宾州有一座三教阁，居人杨凤云所建，“阁有孔子、释迦、老子三像”。

一旦儒、释、道三教圣人共聚一堂、一阁甚至一图，那么三教之间的界限已是混淆不清，这在民间的祠庙中反映尤为明显。

这可以析为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儒家人士的祠庙，却由僧、道管理。如徐州祭祀汉高祖刘邦的祠庙，其香火由僧人管理。

二是原本为道教系统的神祠，却也有僧人住持。如太仓刘家河天妃宫，永乐初建，“以僧守奉香火”。

三是儒家的祭祀人物附设于道观中。如苏州广陵王祠，祀吴越中军节度使钱元及其子文举，即设于城内三茅观。

上述种种，固然与当时思想界儒、佛、道合流的趋势桴鼓相应，但也与朝廷祀典、礼仪的含混不清乃至失察有关。明帝国以儒教立国，这勿庸置疑。然而堂堂帝国，每遇大朝会时，百官习仪却不在国子监孔庙，而是在佛寺或道观，先在庆寿寺、灵济宫，后定于朝天宫。朝廷如此，地方官员也只好照章办事，不必去追究是否符合儒家信条。如杭州钱塘县，每岁造土牛，均在灵芝崇福寺迎春。这就是最好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