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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僧院牡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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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僧院牡丹》 创作年代: 晚唐著名诗人 文学体裁：诗 作者：李商隐 |
《僧院牡丹》，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的作品。李商隐是晚唐乃至整个唐代，为数不多的刻意追求诗美的诗人。擅长诗歌写作，骈文文学价值颇高。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和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优美动人，广为传诵。
关于李商隐这首诗的主要思想及写作目的暂时还没有确论。清人冯浩说它“颇难猝解,盖刺僧之隐事也。首言其人娇小;次以避客反托依僧,‘色浅’谓不便浓妆;五、六写其时地:裂缯似只取‘妹嬉”二字,谓伪讬眷属,或言其惟不敢狂笑也。此种尖薄,大伤诗教。”不过他这种说法没有充分根据,还属臆度,不能令人信服。这首诗主要是咏物,只有最后两句略含讽意。
诗的开头一联着重描写僧院牡丹的枝叶:首句写叶,极言其薄,说它薄到“风才倚”的程度,“才”,仅仅,意思是它那薄薄的叶片仅仅禁得住风,差一点就不行了。次句着重写牡丹花枝,主要说它太轻,轻得几乎在雾气中都停不住了,要被浮起来了。由这两句,人们可知此牡丹十分平常,枝轻叶薄,并不突出。三、四两句又接着描写它开得过早,颜色浅淡:“开先如避客,色浅为依僧。”前句“开先”即说明它开花之早,开时人们都不知道,因此使人觉得它好象有意“避客”,不愿让人观赏。再看它的颜色,也没有其他牡丹那样浓丽的姿彩,浅淡得很。诗人探究其中原因,认为是“依僧”的结果,僧人处清净之域,过素淡生活,又澹泊世事,这僧院牡丹似乎也受此影响,变得浅淡而无光彩了。
那么,这僧院牡丹究竟是何种浅淡之色呢? 诗人在五、六两句中作了具体的描写:“粉壁正荡水,缃帏初卷灯。”这两句诗便把僧院牡丹之色生动地描绘出来了。前句是形容白牡丹,“粉壁”即谓其色白,看上去花蕊同白粉壁一样。“正荡水”是写光,说那白牡丹的花瓣上闪着水一样的光,通过这光与色的描写,人们自然领会到这白牡丹实在平淡无奇。后一句形容黄牡丹:“缃”即浅黄色,“帏”即帏幔,浅黄色的帏幔刚刚在灯光下卷起,这是形容花瓣上现出的淡淡光彩,所以,从颜色上看,这牡丹也无特异之处,浅淡得很。
僧院牡丹叶薄枝轻,颜色浅淡,看来是没有什么可赏的了,诗一至此,似乎不能再继了,可结尾处诗人笔锋一转:“倾城惟待笑,要裂几多缯。”又翻出新的意境:“倾城”原指美女之貌,即“倾国倾城”之意。此处用来形容花美。这僧院牡丹之美表现在哪里呢?诗人说“惟待笑”,“待美”指那含苞未开得牡丹,古人常称花开为“笑”,“倾城惟待笑”意思是只有那含苞未开的牡丹是最为美丽、最为可爱的,如同那倾国倾城的美女。“缯”是丝织物的总称,古谓之帛,这两句诗是用典,《帝王世纪》一书中载:“妹喜(夏桀之妃,有施氏之女。有施氏原为喜姓,相传有施氏为桀所败,因进妹喜于桀,受到宠爱)好闻裂缯之声而笑,桀为发缯裂之,以顺适其意。”此处诗人把牡丹人格化了,说那含苞未放的牡丹如同美女妹喜一样美,人一见之,不知要为之耗费多少丝帛了。这两句诗虽然突出了未放牡丹之美,但也不无讥诮之意,对当时过重牡丹的风气是有所贬斥的。
这首诗在艺术上多受指责,纪昀说“起二句似咏柳,后六句,句句拙恶,七八尤不称僧院”(见冯浩《玉谿生诗集笺注》)。今人叶葱奇先生说“这一评论一点不错。这篇比‘锦帏初卷卫夫人’一首真相去万里,若出两手了。”此诗在艺术上可以称道之处是很少,但纪昀之评则贬得太过。此诗比“锦帏初卷卫夫人”那一首咏牡丹的七律当然不如,不过并非一无是处,如“开先如避客,色浅为依僧”等中间几句在状物上还是有些特色的,不能一概抹煞。[2]
诗词正文
| “ | <薄叶风才倚，
枝轻雾不胜。 开先如避客， 色浅为依僧。 粉壁正荡水， 缃帏初卷灯。 倾城惟待笑， 要裂几多缯。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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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商隐（约813年-约858年），字义山，号玉溪（谿）生、樊南生，唐代著名诗人，祖籍河内（今河南省焦作市）沁阳，出生于郑州荥阳。他擅长诗歌写作，骈文文学价值也很高，是晚唐最出色的诗人之一，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4]
李商隐通常被视作唐代后期最杰出的诗人，其诗风受李贺影响颇深，在句法、章法和结构方面则受到杜甫和韩愈的影响。许多评论家认为，在唐朝的优秀诗人中，他的重要性仅次于杜甫、李白、王维等人。就诗歌风格的独特性而言，他与其他任何诗人相比都不逊色。但用典相对较多，有晦涩之嫌。赞赏李商隐诗歌和批评他的人，所针对的都是他鲜明的个人风格。
李商隐生活的年代正是李唐王朝江河日下，社会动荡不安，政治腐败的晚唐前期。社会病态纷呈，矛盾重重。官宦窃柄，扰乱朝纲，牛李党争。勾心斗角，人事纷纭，互相倾轧。李商隐终生关心民生疾苦，在弘农县尉任上，为活狱而不怕得罪上司孙简，不怕丢官，足以显示出他的热血心肠和骨鲠气节，此亦是政治品质之大节。至情至性的作品方能打动读者。只有具有赤子之心，热爱生活，关心现实与人生的作家，只有具有高尚品格的作家，才可能创作出反映社会主流与本质的至情至性的作品。品格卑污低劣的人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格调高尚感人肺腑的作品。从李商隐的诗文中，我们便可以读出他的人品来。[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