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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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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努，笔名何驽。男。汉族，1963年9月出生于北京。籍贯湖北通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岗位教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1]。 1981年9月至1985年7月在北京大学考古系本科学习，获学士学位。 1985年9月至1988年7月在北京大学考古系硕士研究生学习，获硕士学位。专业：商周考古。导师：邹衡，李伯谦。 1999年9月至2001年7月，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博士研究生学习，提前一年毕业，获博士学位。专业：考古学及博物馆学，方向商周考古。导师：李伯谦。
基本信息
人物说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外文名 ---- he nu
民 族 ---- 汉族
出生地点----北京
出生日期----1963年9月
国 籍 ---- 中国
职 业 ---- 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主要成就----主持国家科技支撑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陶寺专项”
毕业院校----北京大学考古系
代表作品----精神文化考古理论框架
目录
1人物生平 工作经历 行政职务 研究方向 主持项目 2考古成果 3主要著作 4个人生活
人物生平
工作经历
1988年7月至1999年8月在湖北荆州市荆州博物馆考古部工作，任考古部主任。
1995年9月至1996年7月获美国“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资助，在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人类学系任客座教授。
2001年7月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2002年担任考古所山西第二工作队队长——陶寺城址发掘领队。
行政职务
现任考古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副主任，夏商周研究室党支部书记[2]。
研究方向
夏商周考古，中国文明起源与早期国家考古研究，考古学理论，精神文化考古理论。
主持项目
2002至今，主持国家科技支撑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陶寺专项”。
2008至2011年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重点课题“2002至2007年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聚落考古资料研究”。
2010至2012年，主持国家科技支撑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公元前3500年至前1500年黄河、长江及西辽河流域精神文化的发展研究（2010BAK67B06）”课题。
2011年至今，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陶寺遗址发掘与研究”课题。
获得奖励1997年获“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荣誉称号。
1997年获“荆州市职业道德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2001年获“2000年度中流文教基金奖助金”。
2012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考古成果
2015年6月21日 ，中国社科院、山西省委省政府在国新办举办山西陶寺遗址考古成果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宣布，“尧都平阳”正在走出传说时代成为信史，尧舜古国文明不再是传说，多年考古形成的一系列证据指向陶寺很可能就是尧的都城。
发布会上，中国考古研究所所长、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全面介绍了陶寺遗址37年来尤其是近10年的重大考古发现与部分研究成果。王巍指出，一系列的考古证据链表明，陶寺遗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陶寺遗址的内涵、规模和等级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与尧都相当契合。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山西工作队队长何驽指出，陶寺是最初的“中国”。中国最早的国家社会不是夏朝，而是“帝尧邦国”，甚至更早。
何驽指出，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悬案：尧舜禹时代是否存在？它是不是一个传说时代，是不是信史？这在中国人的心中是挥之不去的。说陶寺很可能就是尧的都城到底有哪些证据？
何驽列出了几大证据。
首先，陶寺遗址出土文字可以自证。陶寺遗址出土的一把朱书扁壶上有“文尧”二字，是陶寺城址为尧都平阳的文字自证。
再者，陶寺城址考古资料可与文献中关于尧都和帝尧的史迹系统对应。
还有《竹书纪年》传说尧母庆都感于赤龙而生尧，尧曾梦攀天而上。陶寺早期元首墓中出土的龙盘，画面中赤龙攀天而上，恰似相关传说的生动写照。
“初步形成的相对完整的考古与历史文献对应的证据链，不由得使我们相信，陶寺都城遗址就是尧都。”何驽说。
王巍指出，尽管还不到“一锤定音”的时候，但没有哪一个遗址像陶寺这样与尧都的历史记载等方面如此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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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著作
《也谈“民族志考古学”的定义与方法》，《中国文物报》1989年9月18日，第三版。
《略谈原始宗教中的转生媒介》，《中国文物报》1989年12月17日，第三版。
《湖北江陵梅槐桥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9期。
《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法与文化因素传播模式论》，《考古与文物》1990年6期。
《关于瓮棺葬俗的原始逻辑思维发微》，《史前研究》1990-1991年合刊。
《梅槐桥类型卜甲、卜骨的分析》，《考古与文物》1991年5期。
《考古学文化定义的哲学与逻辑思考》，《东南文化》1991年1期。
《略论商时期“板楯蛮”考古学文化》，《四川文物》1992年2期。
《考古遗物共存空间关系概念的初步研究》，《东南文化》1992年6期。
《上古吸饮与温酒习俗》，《江汉考古》1994年3期。
《湖北江陵江北农场出土商周青铜器》，《文物》1994年9期。
《荆南寺夏商时期遗存分析》，《考古学研究》（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中心居址的地理环境分析》，《荆楚文史》1996年1期。
《缴线轴与缯矢》，《考古与文物》1996年1期。
《鸟衔鱼图案的转生巫术含义探讨》，《江汉考古》1997年3期，页75-82。
《江陵拍马山红土地台基的时代与功能》，《考古与文物》1997年6期，页38-47。
《巴文化の起源を探る》，（日本）《中日文化研究》12集（1998年），页147-159。
《“儿”族为鹿族考》，《湖北省考古学会论文集》（三）1998年，页68-74。
《’98荆江特大洪灾的考古学启示》，《中国文物报》1998年8月26日，第三版。
《洪灾之夏话共工》，《中国文物报》1998年9月23日，第三版。
《迈向21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华夏考古》1999年1期，页95-107。
《湖北荆南寺遗址陶器中子活化分析技术与文化因素综合分析》，《考古》1999年10期，页83-95。与陈铁梅、George Rapp、荆志淳合作，何驽是第一作者。
《可持续发展定乾坤——石家河酋邦衰落与中原崛起的根本原因之对比分析》，《中原文物》1999年4期，页35-40。
《中国文明起源考古研究思考点滴》，《古代文明通讯》总第三期，1999年12月，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页17～20。与Gary W. Pahl 合作，何驽是第一作者。
《廊道理论对三峡史前聚落认识的启发》，《中国文物报》2000年5月3日，第三版。
《本底与斑块的考古学研究》，《中国文物报》2000年6月21日，第三版。
《景观同考古学文化的关系》，《中国文物报》2000年7月19日，第三版。
《从异质性文化斑块角度看早期夏文化问题》，《中国文物报》2000年8月30日第三版。
《文化与文化类型之辨证》，《中国文物报》2000年9月20日，第三版。
《试论考古学文化因素类别层级系统与“主导因素”类别》，《古代文明通讯》总第六期，2000年9月，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页21～26。
《青铜时代与青铜文明概念管锥》，《考古与文物》2001年3期，页51-52。
《陶寺城址南墙夯土层中人骨说明的问题》，《中国文物报》2002年3月8日，第7版。
《文献考古方法论刍议》，《华夏考古》2002年1期，页106~111。
《史前古城功能辨析》，《中国文物报》2002年7月19日，第7版。
《史前古城与中心聚落的关系》，《中国文物报》2002年8月9日，第7版。
《世界四大文明起源模式的比较偶得》，《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4期，页58~60。
《史前古城与城市的关系》，《中国文物报》2002年9月20日，第7版。
《史前古城与社会发展阶段的关系》，《中国文物报》2002年11月1日，第7版。
《精神世界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3年7月1日第3版。
《陶寺遗址扁壶朱书“文字”新探》，《中国文物报》2003年11月28日，第7版。
《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的阶段与特点简论》，《江汉考古》2004年1期，页5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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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文化遗址——走出尧舜禹“传说时代”的探索》，《中国文化遗产》创刊号，2004年3月，页59～63。
《陶寺：中国早期城市化的重要里程碑》，《中国文物报》2004年9月3日，第7版。
《陶寺中期小城内大型建筑IIFJT1发掘心路历程杂谈》，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23期，2004年12月。
《商王朝恐怖主义策略起源与兴衰背景——同中美洲阿兹特克帝国恐怖主义策略比较分析》，《江汉考古》2005年1期，页55～59。与Gary W. Pahl合作。何驽是第一作者。
《陶寺文化谱系研究综论》，《古代文明》第3卷，文物出版社，2004年。页54～86。
《从陶寺观象台IIFJT1相关尺寸管窥陶寺文化长度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0期，2005年8月，页22～33。
何驽：《中国文明起源考古学研究理论与方法的若干问题》，《古代文明研究》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文物出版社，2005年。页202～210。
《陶寺城址宫殿区发现的陶板功能试析——陶寺文化的陶瓦》，《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学术讨论会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页265～276。
《试论肖家屋脊文化及其相关问题》，《三代考古》（二），科学出版社，2006年。页98～145。
《夏王朝“五服”内政外交运作制度模式发微》，《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6年。页493～497。
《国内外关于古代人类认知领域考古理论建设概况》，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32期，2007年3月，页12~17。
《山西襄汾县陶寺中期城址大型建筑IIFJT1基址2004～2005年发掘简报》，《考古》2007年4期，页3～25。
《发掘4100年前的历法》，《中国国家天文》2007年4期，页140～145。
《陶寺中期观象台实地模拟观测资料初步分析》，《古代文明》（六），文物出版社，2007年。页83~115。
《中国文明起源考古探索的新思考》，《从考古到史学研究之路——尹达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
《中国新石器时代から商周时期までの北方漆器——日本八户市是川遗迹の比较を论じゐ》，《是川遗迹ジセペソロ—ド[漆の道]报告书2004—2006》，东奥日报社，2007年。页52~68。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近年来出土玉石器》，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38期，2008年9月。页13~28。
《山西襄汾陶寺城址中期王级大墓IIM22出土漆杆“圭尺”功能试探》，《自然科学史研究》2009年3期，261~276页。
《意识形态考古理论与实践初探》，《东南文化》2009年1期，7~10页。
《都城考古的理论与实践——从陶寺遗址和二里头遗址都城考古分析看中国早期城市化进程》，《三代考古》（三），科学出版社，2009年。3~58页。
《中原与北方文化互动决定中国文明核心形成于黄河中游地区》，《三代考古》（三），科学出版社，2009年。441~445页。
《陶寺出土铜齿轮形器功能辨析》，《中国文物报》2010年3月19日，第七版。
《原始艺术考古理论与方法刍议》，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44期，2010年3月。10~14页。
《“中”与“中国”由来》，《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5月18日，第14版。
《符号系统考古的理论试探》，《考古学集刊》18集，科学出版社，2010年。237~259页。
《从陶寺遗址考古收获看中国早期国家特征》，《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1年8月。141~155页。
《陶寺圭尺补正》，《自然科学史研究》2011年3期。278~287页。
《陶寺文化原始宗教信仰蠡测及其特点试析——陶寺出土的艺术品与原始宗教》，《殷墟与商文化——殷墟科学发掘80周年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2011年11月。295~327页。
《陶寺圭尺“中”与“中国”概念由来新探》，《三代考古》（四），科学出版社，2011年12月。85~119页。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铜器群及其相关问题初探》，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51期，2011年12月。23~38页。
《江苏仪征东汉墓出土铜圭表再分析》，《南京博物院集刊》12集，文物出版社，2011年12月。146~149页。
《精神文化考古理论框架》，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54期，2012年9月。18~34页。
个人生活
治学之路与心得:
我自幼喜爱历史、文学、地理，高中二年级参加高考前，立志学习考古专业。有幸考入北京大学，学了7年的考古。出于对考古的狂热与挚爱，硕士毕业到湖北荆州地区博物馆工作，对我学术的成长极为重要。期间去了美国学习考古学理论10个月，思维大开。工作11年后，回北大回炉。两年博士毕业到考古所工作，一直做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掘与研究工作。
我是一位在中国考古界内颇具争议的考古学家，主要因为我的创新。但是我的恩师李伯谦先生和考古所的领导始终给我以理解与支持。
我主要创新点如下：
初建了江汉平原夏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谱系。
提出长江中游地区史前城址防洪功能说。
从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角度阐述长江中游文明起源进程的兴衰。
大致摸清陶寺城址内部功能区划，使陶寺遗址都邑性质与国家社会性质初步显现。
提出都邑聚落9项考古指标。
发现迄今考古发掘的世界最早的陶寺观象台。
提出陶寺朱书“文尧”解释，为“尧都平阳”的考古证明提供重要证据。
分析得出25厘米为1陶寺尺长度基元。
破解陶寺圭尺功能，确定最初“中国”为“地中之都、中土之国”的概念。
提出了“精神文化考古理论框架”。
关于创新，我的心得有四点，一是结合使人广博，二是有前提的科学假设或想象使人创新，三是宽容与包容有助于学术进步，四是勇于自我否定有助于个人进步。
结合是新石器与夏商周考古相结合，地方工作与中央工作经历相结合，南方与北方考古研究积淀相结合，田野实践与考古学理论相结合，中西考古学理论相结合，考古学与多学科相结合，考古与文献相结合。
有前提的科学假设是科学探索和创新的原动力与敲门砖。我信奉“没有想象比想错了更可怕” 的信条，因为想象有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但是没有想象绝无可能有科学探索的进步。我崇尚“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谨慎发表”座右铭。我认为“材料牵着鼻子走”与“理论指导实践”是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而已，不存在谁对谁错，采取哪种适宜的方法只取决于研究什么问题。
我秉承对我观点的反对、批评、围观包容态度，积极汲取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正确看待学术争鸣，理解对我的误解。这一切总能化作推动我前进的积极动力。我不与人论战，仅以表达我的观点为目的。我相信时间能够证明观点的对错，学界自有学术公论。
勇于根据最新的考古资料否定自己错误的观点，抛开所谓的“面子问题”，实事求是，才能使自己不断进步。
参考来源
- ↑ 何努：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的内涵及其重大意义 ,网易, 2023-06-29
- ↑ 何努 ,名人简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