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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武为植，以文为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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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以武为植，以文为种 出 处:《尉缭子·兵令上第二十三》 |
以武为植，以武力为骨干，多与“以文为种”联句，比喻文武相对，互为表里，作为治军的两种手段。植：植物，指枝干。《尉缭子·兵令上》：“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能审此二者，知胜败矣。”以武为植，以文为种，中国古代的一种军事思想。 [1]
简介
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指战争的胜败取决于战争参加者有无良好的政治。语出《尉缭子·兵令上第二十三》： “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能审此二者，知胜败矣。”“文”主要是指政治， “武”主要是指战争，二者是“种”(根本)与“植”(枝干)、里与表的关系。
治理国家应该文武两种策略并用,武力好像树木的树干,而文治是根本,是树木的基础,武力是外部的,文治是内在的,统治者必须正确处理两者关系。
春秋时期,公元前636年,晋文公重耳回国掌握政权,为争霸中原,采取了一系列文治武功的重大措施。他一方面训练军队,积聚粮草,调兵遣将,准备对外作战; 另一方面采取措施,让人民安居乐业。他发现人民对以“义”、“信”、“礼”为核心的周朝典章、道德遵循还很不够,于是,趁当时“天子”周襄王被狄族赶走,避难在郑国的机会,于公元前635年出兵打败狄族,迎接周襄王回朝,以这种“勤王”的行动,来争取各国的支持和教育晋国人民,这就是提倡“义”。以后又采取一系列措施使民众重纲纪、讲礼义、守信用,维护和发扬周公提倡的“敬德”精神。并于公元前633年在被庐地方召集军队,举行盛大检阅典礼,来教育人民知“礼节”,守纪律。后来,他看到晋国人民对他的政权已经信任,人民也讲信义,遵守秩序与法令,认为文治已成熟,政权已巩固,就在公元前632年对楚国出兵,大战于城濮,取得全胜,晋国因而称霸天下。
文治武功是治国安邦的两大支柱,为古今中外统治阶级所重视。反动的阶级历来用文武两手对付革命阶级,革命阶级也必须用文武两手对付反革命阶级。对个人来说应当既会文又会武,才是全才。对人民进行国防教育,练兵习武,才能更好保卫祖国。
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 译文资料
译文：战争这个问题，军事是手段，政治是目的。
出自：尉缭[秦朝]《尉缭子》兵令上第二十三。
原句：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能审此二者，知胜败矣。文所以视利害，辩安危。武所以犯强敌，力攻守也。
释义：战争这个问题，军事是手段，政治是目的。军事是现象，政治是本质。能弄清这二者的关系，就懂得胜败的道理了。政治是用来明察利害，辨别安危的。军事是用来战胜强敌，保卫国家的。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兵令上第二十三》是中国古代兵书《尉缭子》里记载的一篇兵法文章。本篇论述了战争的目的是“伐暴乱，本仁义，战国则以立威”。战争的实质是“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此外，还论述了临敌布阵的方法、纪律和要求。
《尉缭子》从人性论的视角考察了人的心理，提出了不少精辟治国思想，如“民非乐死而恶生也”，“委积不多则士不行;赏禄不厚则民不劝;武士不选则众不强;器用不便则力不壮;刑罚不中则众不畏”，后一句话可以作为尉缭子经国治军思想的总纲领。
《尉缭子》受到《六韬》或者当时其他黄老道家治国理论的影响，提出治国应当使人无欲，无欲则没有争夺，没有争斗就没有犯罪和战争，那么天下就太平了，即“反本缘理，出乎一道，则欲心去，争夺止，图图空”。
《尉缭子》将战争区分为“挟义而战”和“争私结怨”两大类(《攻权》，《续古逸丛书》本，下同)，支持“诛暴乱，禁不义”的战争，反对“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的战争。强调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封建统一，“并兼广大以一其制度”。
认为“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认识到政治是根本，军事是枝干，是政治的发展和表现；认为经济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基础，因而注重耕战，把发展农业作为治国之本；商业对战争胜负有重大影响，“市者，所以给战守也”,“夫提天下之节制，而无百货之官，无谓其能战也”。
同时，又认为军事上的胜利会促进国内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战胜于外，福产于内”(《兵谈》，汉简本)。主张慎战，反对轻率用兵，要“见胜则兴，不见胜则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