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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字帖

书法字帖,是用于写字临摹的样本。帖分两种,一种是石刻拓本,一种是墨本。前者又称碑学,后者又称帖学。由于历史的原因,南方多以帖学为主,北方多以碑学为主,有南帖北碑之说。前者沉着厚重,后者鲜活灵动,各有风格,各有千秋。学哪一种好,一致认为先学碑好。书法传世资料最为古老,后学大家无处此法。帖源于碑,碑是正根。自古以来,书学大家的学习经历,也各不相同。最终,都同样取得了成功、做出了成就。就是说,哪一种讲法都不是一定的,还是要因人施教,因人而论。书法字帖非常之多,常用帖本还是有数的。

基本内容

中文名称:书法字帖

分类:一种是石刻拓本、一种是墨本

书体:草书 行书 隶书 篆书 楷书

外文名称:Copybook for calligraphy

包括内容=

书法字帖,所包括书法字体纷繁复杂,总体讲都包括在五种书体之中,有篆书体、隶书体、草书体、楷书体、行书体五种。五种书体,都有著名的代表书法家和他们的代表作。

篆书体

李斯(?-前208年),楚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主张以小篆为标准书体。小篆又称秦篆,是大篆的对称,它给人以刚柔并济,圆浑挺健的感觉,对汉字的规范化起了很大的作用。小篆的出现,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根据《太平广记》引《蒙恬笔经》记载,是楚国上蔡人李斯所整理。李斯是秦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书法家。他年轻时,起初在乡村做管理文书的小官,后来,随荀卿学习,当任廷尉。在秦始皇统治期间,李斯以杰出的政治远见和卓越才能,被任命为丞相。 秦统一前,因各诸侯国长期割据分裂,形成了语言异声,文字异形的局面。秦始皇一直殷望着有标准的字体来取代以前流行的异体字,于是便打听到李斯擅长书法,就把这任务交给他。李斯将大篆字体删繁就简,整理出一套笔划简单,形体整齐的文字,叫做秦篆。秦始皇看了这些新书体后,很满意,于是就把它定为标准字体,通令全国使用。当时,人们对小篆的结构不太熟悉,很难写得称心如意。李斯就和赵高,胡毋等人写了《仓颉篇》,《爰历篇》和《博学篇》等范本,供大家临摹。秦始皇逝世的前一年,他不畏钱江险涛,东下会稽(今绍兴),祭过大禹陵,登上天柱峰(后来教叫做秦望山),俯瞰东海涌潮后,命丞相李斯手书《会稽铭文》。李斯奉命连夜写毕后的隔日,他又采岭石鑴刻,然后立于会稽鹅鼻山山顶(后叫刻石山),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会稽刻石】。传为由李斯书写的刻石有《泰山封山刻石》、《琅玡刻石》和《峄山刻石》、《会稽刻石》等。 又称元摹峄山秦篆碑。原立于邹县城县衙大堂,民国初年移入孟庙致敬门内,1973年移入启圣殿内保存,现存于邹城市博物馆。刻石呈竖长方形,水成岩石质,四面刻字。碑高1.9米,宽0.48米,四面皆同。正面、左侧面刊刻颂扬秦始皇功绩文字,背面刻秦二世诏书。小篆体,每面5行,共222字:“皇帝立国,惟初在昔,嗣世称王。讨伐乱逆,威动四极,武义直方。戎臣奉诏,经时不久,灭六暴强。廿有六年,上荐高号,孝道显明。既献泰成,乃降专惠,亲巡远方。登于峄山,群臣从者,咸思攸长。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功战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世无万数,他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复起,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群臣诵略,刻此乐石,以着经纪”。“皇帝曰:‘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令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请具刻诏书,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请。制曰:“可’。”该碑刻文今已泐毁37字,尚存185字。左侧面以行书刊刻跋语,记述摹刻经过。《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东行郡县,上邹绎山,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原秦峄山篆碑,立于峄山书门。唐《封演闻见记》云:此碑后被北魏太武帝登峄山时推倒。但因李斯小篆盛名遐迩,碑虽倒,慕名前来摹拓的文人墨客、达官显贵仍络绎不绝。当地官民因常疲于奔命送往迎来,便聚薪碑下,将其焚毁,从此不可摹拓。到了唐代,有人叹惜秦碑被毁,便将流传于世的拓片摹刻予枣木板上。因此,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中有“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句。宋代淳化四年(993年)郑文宝以南唐徐铉摹本重刻于长安(今存西安碑林),称长安本,其后全国据此翻刻9种之多。今存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篆刻《峄山刻石》、《邹县志·古迹卷》记载甚详:“宋元佑八年(1093年),邹令张文仲于北海王君向获李斯小篆,刻诸厅峄阴堂,迨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县令宋德,乃夏津人也,叹是碑残缺,恐致泯绝,乃命工砻石纂刻于其侧。”

隶书体

“曹全碑”全称为《合阳令曹全碑》。刻于东汉中平二年(公元 185年)。明万历初年在合阳县(今陕西合阳)萃里村出土。此碑为竖方形,高 273厘米,宽95厘米,共20行,每行45字。碑文记载了东汉末年曹全镇压黄巾起义的事件,也记载了张角领导农民起义波及陕西的情况,也反映了当时农民军的声势和合阳县民郭家起义等情况,为研究东汉末年农民起义斗争史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此碑石黑明如涂油脂,光可鉴人,书体是用隶书写成。文字清晰,结构舒展,字体秀美飞动,书法工整精细,秀丽而有骨力,风格秀逸多姿,充分展显了汉隶的成熟与风格。此碑碑石精细,碑身完整,实为汉碑、汉隶之精品。也是目前我国汉代石碑中保存比较完整、字体比较清晰的少数作品之一。

隶书的结构打破了六书的传统,奠定了楷书的基础,提高了书写的效率,它的产生,标志着汉字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西安碑林博物馆陈列的东汉《曹全碑》,可谓是隶书的代表,汉碑中的精品。

《曹全碑》系晋王敞等纪念曹全功绩而立。王敏、王毕等立石。曹全,字景完,敦煌效谷人。碑文主叙曹全为弟分忧,弃官还乡,又遇禁纲,于家隐居,光和七年再任郎中拜酒泉禄福长等身世,从侧面反映了以张角为首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声势浩荡。碑文铭辞三行,三字为句,空三行书年月一行,在碑阳正文末。碑阴刻立碑题名者的题名,有处士、县三老、乡三老、门下祭酒、门下议掾、督邮、将军令史等。

此部《曹全碑》系清朱彝尊、翁方刚等旧藏之明拓“悉”字未损本。朱彝尊,清朝学者,字锡鬯,号竹垞,秀水(今浙江嘉兴)人。博学多才,尤工于词,为清代大家。翁方刚,字正三,号覃溪,清朝学者,精于经学考据,又擅长金石之学,所著《两汉金石记》考证精审。外题签为梁启超题“朱竹垞旧藏本曹全碑,今归饮冰室。己丑正月题”,内题签为翁方纲题“曹全碑曝书亭藏本”,并钤“覃溪鉴藏”朱文长方印。”朱彝尊、翁方纲、梁启超递藏,有梁启超、翁方纲题跋,赵怀玉札,李彦章观款。钤有“彝斋”、“启超”、“梁”、“ 竹垞”、“子孙后世家传之宝”、“翁方纲”、“汉筹之印”、“文渊阁校理翁方纲藏”、“苏斋金石文”、“容斋清玩”、“饮冰室藏”、“叶志诜审定记”、“东卿过眼”、“朱彝尊印”、“李彦章印”等印。此本为首行“秉干之机”之“干”字未穿,第九行“悉以薄官”之“悉”字未损。

碑版字体匀整秀丽,分纵横行,体态扁平,行距疏朗,逸致翩翩,清万经评云:“秀美飞动,不束缚骤,洵神品也”。人们誉它象“风流自赏的三河少年,文雅可爱的兰闺玉女”,是汉隶中用圆笔的典型作品。

《曹全碑》为著名汉碑之一,在现有汉碑中,是保存汉代隶书字数较多的一通碑刻。拓法虽不为精善,但较之当时所拓,神理浑沦可爱。不仅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而且含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文中除记述曹全之生平、功绩,以及世系外,并记载了汉代以张角为首发动的农民起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可作为订正历史之参考。此碑文多别字,故后人疑为摹刻者,然就其端直朴茂而言,非汉人所不能。

兹选照三开,既碑文首一开、“‘悉’字未损”一开以及碑文末一开。

草书体

索靖《月仪帖》传为西晋书法家索靖所书,是章草名帖。《月仪帖》以十二月令制为尺牍,故称。但传至今日,该拓本已缺四至六月,计18页。《月仪贴》字数逾干,其书法法度森严,锋芒尖锐,骨力非凡。

索靖(239-303),字幼安,张芝之姊孙,敦煌(今属甘肃) 人,官历尚书郎、酒泉太守等。因曾为征西司马,故人称“索征西”。年轻时就洛阳太学,为“敦煌五龙”之一,博通经史。与潘岳、顾荣等同僚一道,为时人所尊敬。迎讨河间王颐安之乱时受伤而卒,封安乐亭侯,谥曰庄。索靖擅章草书,传张芝法,险峻坚劲。其章草书,自名曰“银钩趸尾”。时人云:“精熟至极,索不及张;妙有余姿,张不及索。”传索靖有《出师颂》、《载妖》、《七月》等帖,并着有书论《草书状》-篇传世。索靖章草自成一家,唐代张怀瓘评其书曰:“幼安善章草,书出于韦诞,峻险过之,有若山形中裂,水势悬流,云岭孤松,冰河危石,其坚劲则古今不逮

颜真卿,709年生,785年逝世,京兆万年(今陕西)人。字清臣,曾任平原太守,世称“颜平原”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公,人们又称之为“颜鲁公”。祖籍唐琅玡临沂(今山东临沂)。开元间中进士。安史之乱,抗贼有功,入京历任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开国公,故又世称颜鲁公。德宗时,李希烈叛乱,他以社稷为重,亲赴敌营,晓以大义,终为李希烈缢杀,终年77岁。德宗诏文曰:“器质天资,公忠杰出,出入四朝,坚贞一志。”在书法史上,他是继二王之后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书法家。其书初学张旭,初唐四家,后广收博取,一变古法,自成一种方严正大,朴拙雄浑,大气磅礴的“颜体”。对后世影响巨大。他的书迹作品,据说有138种。楷书有《多宝塔碑》、《麻姑仙坛记》等,是极具个性的书体,如“荆卿按剑,樊哙拥盾,金刚嗔目,力士挥拳。”行草书有《祭侄稿》、《争座位帖》、《裴将军帖》、《自书告身》等,其中《祭侄文稿》是在极其悲愤的心情下进入的最高艺术境界,被称为“天下第二行书”。米芾《书史》:“《争座位帖》有篆籀气,为颜书第一,字相连属,诡异飞动,得于意外。”

他秉性正直,笃实纯厚,有正义感,从不阿于权贵,屈意媚上,以义烈名于时。他一生忠烈杯壮的事迹,提高其于书法界的地位。

颜真卿少时家贫缺纸笔,用笔醮黄土水在墙上练字。初学褚遂良,后师从张旭,又汲取初唐四家特点,兼收篆隶和北魏笔意,自成一格,一反初唐书风,化瘦硬为丰腴雄浑,结体宽博气势恢宏,骨力遒劲而气概凛然,人称“颜体”。 颜体奠定了他在楷书千百年来不朽的地位,颜真卿是中国书史上富影响力的书法大师之一。他的“颜体”,与柳公权并称“颜柳”,有“颜筋柳骨”之誉。

颜真卿自幼勤奋好学,有文学才能,他的书法受家庭和外祖家殷氏的影响,同时得到张旭的指导,他又广泛地向历代书法名家如蔡邕、王羲之、王献之、褚遂良等汲取营养,经过融会贯通,创造了出类拔萃、雄伟刚劲、大气磅礴的独特风格,被称为颜体,成为代表有唐一代的大书法家,他的书法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对后世书法影响极大。颜真卿的楷书具有庄严雄伟的气派,他用笔横轻竖重,笔力雄强而有厚度;在结构上方正茂密,方中呈圆。竖笔向中略呈弧度,刚中有柔,富有弹性感,兼以笔画重,力足中锋,更增加他那气势宏大、圆润浑厚的美感。

中国楷书发展到唐代可以说达到顶峰阶段,其成就以颜真卿为代表。稍晚的唐代书法家柳公权亦受到颜真卿的影响,后世并称为颜柳。颜真卿的书法筋力丰满,气派雍容堂正;柳公权的书法则偏重骨力劲健,所以又有“颜筋柳骨”的称谓。颜真卿的行草书具有既凝练浑厚,又有纵横跌宕的特色。他用笔气势充沛,巧妙自然,并传世颜真卿的书法作品比较多,著名墨迹,楷书有《竹山堂联句诗帖》、《告身帖》;行草书有《祭侄季明文稿》、《刘中使帖》、《湖州帖》等。其中除《祭侄季明文稿》公认为真迹外,其余作品真伪尚有不同意见,但都是流传有绪的墨迹。《祭侄季明文稿》为草稿性质的遗迹,书写自然,手稿满纸涂改,却表现出颜真卿书法的神韵。

颜真卿一生书写碑石极多,流传至今的有:《多宝塔碑》,结构端庄整密,秀媚多姿;《东方朔画赞碑》,风格清远雄浑;《谒金天王神祠题记》,比较端庄遒劲;《臧怀恪碑》,雄伟健劲;《郭家庙碑》雍容朗畅;《麻姑仙坛记》,浑厚庄严,结构精悍,而饶有韵味;《大唐中兴颂》,是摩崖刻石,为颜真卿最大的楷书,书法方正平稳,不露筋骨,《宋暻碑》,又名《宋广平碑》,书法开阔雄浑;《八关斋报德记》,气象森严;《元结碑》,雄健深厚;《干禄字书》,持重舒和;《李玄静碑》,书法遒劲,但笔画细瘦和其他碑刻不大一样。《颜勤礼碑》,1922年出土,字画完好如新,是颜真卿碑刻中最能传达出原迹面貌、神气的碑刻。其书法雄迈清整,为晚年代表作品。《颜氏家庙碑》,书法筋力丰厚,也是他晚年的得意作品。

颜真卿书法刻成法帖的也很多,历代汇集的丛帖大都有颜真卿的作品。单帖有《争坐位帖》、《奉使帖》、《送裴将军诗》、《小字麻姑仙坛记》、《送刘太冲叙》等。其中以《争坐位帖》最为著名。此帖为行草书,是根据真迹上石,西安碑林;此帖为他的手稿,信手挥笔,纵横跌宕,笔墨淋漓,是不经意的杰作。米芾认为有篆籀气息,为颜真卿的书法第一。专门汇集颜真卿书法的法帖有宋刻《忠义堂帖》,共收集颜真卿书法作品45种,浙江省博物馆藏有宋拓孤本。

行书体

王羲之(303-361,一作321-379)字逸少,琅玡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后徒居山阴(今浙江绍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故世称王右军、王会稽。王羲之楷书师法钟繇,草书学张芝,亦学李斯、蔡邕等,博采众长。他的书法被誉为“龙跳天门,虎卧凤阙”,给人以静美之感,恰与钟繇书形成对比。他的书法圆转凝重,易翻为曲,用笔内厌,全然突破了隶书的笔意,创立了妍美流便的今体书风,被后代尊为“书圣”。王羲之作品的真迹已难得见,我们所看到的都是摹本。王羲之楷、行、草、飞白等体皆能,如楷书《乐毅论》、《黄庭经》、草书《十七帖》、行书《姨母帖》、《快雪时晴帖》、《丧乱帖》等。他所书的行楷《兰亭序》最具有代表性。

东晋永和九年(353)农历三月三日,王羲之同谢安、孙绰等41人在绍兴兰亭修契(一种祓除疾病和不祥的活动)时,众人饮酒赋诗,汇诗成集,羲之即兴挥毫作序,这便是有名的《兰亭序》。此帖为草稿,28行,324字。记述了当时文人雅集的情景。作者因当时兴致高涨,写得十分得意,据说后来再写已不能逮。其中有二十多个“之”字,写法各不相同。宋代米芾称之为“天下行书第一”。传说唐太宗李世民对《兰亭序》十分珍爱,死时将其殉葬昭陵。留下来的只是别人的摹本。

篆书

清代书法大家邓石如的行书《陈寄鹤书》还与历史上一段著名的轶事有关。邓石如家中养两只鹤。据说,这两只鹤的年龄至少有130岁。一日,雌鹤死去了,仅隔十几天后,邓石如的发妻沈氏也相继去世。这种巧合,在当时的文人当中产生了很多联想。59岁的邓石如伤心至极,雄鹤也孤鸣不已,与他相依为命。因不忍再看孤鹤悲戚的样子,邓石如于是择地三十里外的集贤关佛寺,将鹤寄养僧舍中。从此,他担粮饲鹤,三十里往返,每月坚持不懈。忽然,又一日,正在扬州大明寺小住的他得到传报,雄鹤被安庆知府看中,抓回了府中。他即刻启程赶回安庆,用行书写下了《陈寄鹤书》向知府陈情上书索鹤。

这篇文章写得哀婉动人,催人泪下,气势排山倒海,文辞如云幻天,以极尽排比、拟人等修辞手法历数得鹤、寄鹤悲欣往事。为了这只鹤,他可以将生死置之度外,正如书中所写“大人之力可移山,则山民化鹤、鹤化山民所不辞也。”知府接书,无言以答,不日将鹤送还佛寺。

邓石如9 岁随父读书,1 0 岁便辍学,1 4 岁“以贫故,不能从学,逐村童采樵、贩饼饵,负之转鬻”。然在其祖父和父亲的影响下,对书法、金石、诗文发生了深厚的兴趣,并有长足进步。1 7 岁时,为“潇洒老人”作《雪浪斋铭并序》篆书,即博时人好评。自此,便踏上书刻艺术之路。2 0 岁在家乡设馆,任童子师,不耐学生“憨跳”而舍去,随父去寿州(今寿县)教蒙馆,2 1 岁因丧妻辞馆,外游书刻,以缓悲痛。

乾隆三十九年(1 7 7 4 年)他3 2 岁时,复至寿州教书,并常为寿春循理书院诸生刻印和以小篆书写扇面。深得书院主讲梁献(亳县人,以善摹李北海书名于世)赏识,遂推荐他到金陵(今南京)举人梅谬家学习。梅家既是宋以来的望族,又是清康熙御赐翰墨珍品最多的家族,家藏“秘府异珍”和秦汉以后历代许多金石善本。石如纵观博览,悉心研习,苦下其功。在梅家8 年,前五年专攻篆书,后3 年学汉分。于四十七年他4 0 岁时,离开梅家,遍游各处名胜,临摹了大量的古人碑碣,锤炼了自己的书刻艺术,终于产生了“篆隶真行草”各体皆备、自成一家的大量作品。乾隆四十七年,他游黄山至歙县,结识了徽派著名金石学家方君任和溪南经学家程瑶田,及翰林院修撰、精于篆籀之学的金榜。后经梅谬和金榜举荐,又结识了户部尚书曹文埴。 乾隆五十五年秋,弘历八十寿辰,曹文埴入都祝寿,要邓石如同去,石如不肯和文埴的舆从大队同行,而戴草帽,穿芒鞋,骑毛驴独往。 至北京,其字为书法家刘文清、鉴赏家陆锡熊所见,大为惊异,评论说:“千数百年无此作矣。”后遭内阁学士翁方纲为代表的书家的排挤,被迫“顿踬出都”,经曹文埴介绍至兵部尚书两湖总督毕源节署(署武昌)作幕宾,并为毕源子教读《说文字原》。在署三年,不合旨趣,遂去。

乾隆五十九年他5 2 岁时,由武昌回故里,买田4 0 亩,翌年建屋一栋,并亲书匾额“铁砚山房”置于门首。常将书刻售资救济乡人,贫不能葬者,都尽力资助。以后的1 0 年,他的书刻艺术越臻化境,他不顾年迈,常游于京口(今镇江)、南京、扬州、常州、苏州、杭州等地。临终前一年,还登泰山,会晤友人,切磋技艺。6 0 岁时,他游京口,结识包世臣,授书三年,并以书法要诀示曰:“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常计白以当黑,奇趣乃出。”包以其法验六朝之书都全符合。他6 3 岁临终这一年,仍收录门生程蘅衫,为篆书《张子西铭》。 是年,得知泾县有八块碑需以大篆、小篆、分书、行楷各体书写,慨然应邀,仅书一碑因病而归,阴历1 0 月卒于家。

楷书

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松雪道人,湖州(今浙江吴兴)人。宋太祖赵匡胤十一世孙,秦王德芳之后。赵孟俯一生历宋元之变,仕隐两兼,他虽为贵胄,但生不逢时,青少年时期南宋王朝已如大厦将倾,他在坎坷忧患中度过。他的父亲赵与告官至户部侍郎兼知临安府浙西安抚使,善诗文,富收藏,给赵孟俯以很好的文化熏陶。但赵孟俯十一岁时父亲便去世了,家境每况愈下,度日维艰。宋灭亡后,归故乡闲居。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行台恃御史程钜夫“奉诏搜访遗逸于江南”,赵孟俯等十余人,被推荐给元世祖忽必烈,初至京城,赵孟俯立即受到元世祖的接见,元世祖赞赏其才貌,惊呼为“神仙中人”,给予种种礼遇,被任命为从五品官阶的兵部郎中,两年后任从四品的集贤直学士。至元二十九年(1292)出任济南路总管府事;在济南路总管任上,元贞元年(1295),因世祖去世,成宗需修《世祖实录》,赵孟俯乃被召回京城。可是元廷内部矛盾重重,为此,有自知之明的赵孟顺便借病乞归,夏秋之交终于得准返回阔别多年的故乡吴兴。赵孟俯在江南闲居四年,无官一身轻,闲情逸致与鲜于枢、仇远、戴表元、邓文原等四方才土聚于西子湖畔,谈艺论道,挥毫遣兴,过着与世无争的宁静生活。大德三年(1299),赵孟俯被任命为集贤直学士行江浙等处儒学提举,官位虽无升迁,但此职不需离开江南,与文化界联系密切,相对儒雅而闲适,比较适合赵孟俯的旨趣,他一直干了十一年。至大三年(1310),赵孟俯的命运发生了变化。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对他发生了兴趣,拜赵孟俯翰林侍读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次年五月,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是为仁宗。他登基后不久,立即将赵孟俯升为从二品的集贤侍讲学士、中奉大夫。延祜三年(1316),元仁宗又将赵孟俯晋升为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官居从一品。至此,赵氏政治地位达到了一生中的顶峰。由于仁宗的青睐和赵氏艺术的出类拔萃,赵孟俯晚年名声显赫,“官居一品,名满天下”。

赵孟俯是一代书画大家,经历了矛盾复杂而荣华尴尬的一生,他作为南宋遗逸而出仕元朝,对此,史书上留下诸多争议。“薄其人遂薄其书”,贬低赵孟俯的书风,根本原因是出自鄙薄赵孟俯的为人。尽管很多人因赵孟俯的仕元而对其画艺提出非难,但是将非艺术因素作为品评画家艺术水平高低的做法,是不公正的。鉴于赵孟俯在美术与文化史上的成就,1987年,国际天文学会以赵孟俯的名字命名了水星环形山,以纪念他对人类文化史的贡献。散藏在日本、美国等地的赵孟俯书画墨迹,都被人们视作珍品妥善保存。

赵孟俯博学多才,能诗善文,懂经济,工书法,精绘艺,擅金石,通律吕,解鉴赏。特别是书法和绘画成就最高,开创元代新画风,被称为“元人冠冕”。在绘画上,山水、人物、花鸟、竹石、鞍马无所不能;工笔、写意、青绿、水墨,亦无所不精。他在我国书法史上已占有重要的地位。自五岁起,赵孟俯就开始学书,几无间日,直至临死前犹观书作字,可谓对书法的酷爱达到情有独钟的地步。他善篆、隶、真、行、草书,尤以楷、行书著称于世,《元史》本传讲,“孟俯篆籀分隶真行草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元鲜于枢《困学斋集》称:“子昂篆,隶、真、行、颠草为当代第一,小楷又为子昂诸书第一。”其书风遒媚、秀逸,结体严整、笔法圆熟、世称“赵体”。与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并称为楷书“四大家”。

赵孟俯传世书迹较多,代表作有《千字文》、《洛神赋》、《胆巴碑》、《归去来兮辞》、《兰亭十三跋》、《赤壁赋》、《道德经》、《仇锷墓碑铭》等。着有《尚书注》、《松雪斋文集》12卷等。

草书

傅山(1607-1684), 字青主、侨山、公它等,名号甚多,入清后又名真山,号朱衣道人、观化翁,山西阳曲(今山西太原市郊)人。 自幼颖悟,喜任侠,赋性刚直不阿。崇祯年间曾以一介布衣,发动诸生数十人上书为山西提学袁氏讼冤,勇挫阉宦权奸,后得以昭雪而名震朝野。明亡后,又与顾炎武等人秘密从事反清活动,并曾被捕。在狱中“抗词不屈,绝食数日,几死”。(全祖望《阳曲傅青主先生事略》)。乾隆年间,朝廷开设博学鸿词科,傅山时已七十二岁,地方官逼其进京应试,他称病不去,官吏竟然命人舁其床而行,至都门外三十里,傅山抵死不入城,清廷免试,特封“中书舍人”放还,他既不谢恩,亦不接受,出京时,送行者途为之塞,其性情志节可见一斑。 傅山通晓经史、诸子、释老之学,着有《霜红龛集》四十卷。长于书画,精鉴赏,并开清代金石学之源。同时他又是一位医术高明的医学家,在文学艺术上他更是一位富有批判和创造精神的思想启蒙先驱。“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的艺术主张,三百多年来一直备受推崇。 傅青主的书法传统功基甚厚。全祖望《阳曲傅青主先生事略》云(傅山):“工书,自大小篆,隶以下,无不精,兼工画”。他的小楷《千文》直追钟王,朴实古拙。八九岁时即从钟繇入手,继而学王羲之、颜真卿,至二十岁左右,已“于先世所传晋唐楷书无所不临”。喜以篆隶笔法作书,重骨力,宗颜书而参以钟王意趣,并受王铎书风影响,形成自己独特的面貌,中年以前已得时誉。

行书

董其昌生于明世宗嘉靖三十四(1555)年,张海卒于明毅宗崇祯九(1636)年。董其昌出身贫寒之家,但在仕途上春风得意,青云直上。公元1589年,(万历十七年)三十四岁的董其昌举进士,开始了他此后几十年的仕途生涯。当过编修、讲官,后来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太子太保等职。他对政治异常敏感,一有风波,他就坚决辞官归乡,几次反复起用。 董其昌才溢文敏,通禅理、精鉴藏、工诗文、擅书画及理论。他是海内文宗,执艺坛牛耳数十年,是晚明最杰出、影响最大的书画家。董其昌的绘画长于山水,注重师法传统技法,追求平淡天真的格调,讲究笔致墨韵,墨色层次分明,拙中带秀,清隽雅逸。《画史绘要》评价道:“董其昌山水树石,烟云流润,神气俱足,而出于儒雅之笔,风流蕴藉,为本朝第一。”董的绘画对明末清初的画坛影响很大,并波及到近代画坛。一直以来,董其昌的作品都是海内外大收藏家寻觅的目标。 董其昌走上书法艺术的道路,出于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起因是在考试时书法不好,遂发愤用功自成名家。这在他的《画禅室随笔》有所记述,其中还自述学书经过:他在十七岁时参加会考,松江知府衷贞吉在批阅考卷时,本可因董其昌的文才而将他名列第一 ,但嫌其考卷上字写得太差,遂将第一改为第二,同时将字写得较好些的董其昌堂侄董源正拔为第一。这件事极大地刺激了董其昌,自此钻研书法。董其昌回忆说:“郡守江西衷洪溪以余书拙置第二,自是始发愤临池矣。初师颜平原 (真卿)《多宝塔》,又改学虞永兴(世南),以为唐书不如魏晋,遂仿《黄庭经》及钟元常(繇)《宣示表》、《力命表》、《还示帖》、《丙舍帖》。 凡三年,自谓逼古,不复以文征仲(征明)、祝希哲(允明)置之眼角。”这段话中可以看出董其昌几乎学习研究了以前绝大部分名家,从钟王到颜、柳,从怀素到杨凝式、米芾,直至元代的赵孟俯。 董其昌精收藏,曾珍藏董源4幅山水《潇湘图》、《溪山行旅图》、《龙宿郊民图》、《夏山图》,并以“四源堂”名斋,后其“四源堂”中四幅名画多为河南袁枢递藏,使其成为晚明收藏董、巨作品的集大成者。还有精选李思训《蜀江图》、《秋江待渡图》,董源《征商图》、《云山图》、《秋山行旅图》,巨然《山水图》,范宽《雪山图》、《辋川山居图》,李成《着色山图》,郭忠恕《辋川山居图》,江贯道《江居图》,赵大年《夏山图》,赵子昂《洞庭二图》、《高山流水图》,王蒙《秋山图》,《宋人册页》等18幅。从中可以看出,董其昌的收藏足以令其傲视当代。 他的字、画以及书画鉴赏,在明末和清代名声极大。善画山水,远师董源、巨然和黄公望。其画风笔意安闲温和、清新秀丽。他提倡用摹古代替创作。又以禅宗的南北派比附绘画,称“南北宗”。他是尚南贬北,抬高文人画的地位,打击压制和他相抗稀奇的“浙派”。其山水作品,用笔柔和,秀媚有余,魄力不足,缺乏气势,且多辗转摹仿,如《峒关蒲雪图》、《溪山平远图》等,皆为摹古之作。

董其昌没有留下一部书论专着,但他在实践和研究中得出的心得和主张,散见于其大量的题跋中, 董其昌有句名言:“晋人书取韵,唐人书取法,宋人书取意。”这是历史上书法理论家第一次用韵、法、意三个概念划定晋、唐、宋 三代书法的审美取向。这些看法对人们理解和学习古典书法,起了很好的阐释和引导作用。董其昌一生勤于书画,又享高寿,所以传世作品很多,代表作有《白居易琵琶行》,《三世诰命》、《草书诗册》、《烟江叠嶂图跋》、《倪宽赞》、《前后赤壁赋册》等。[1]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