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济义玄禅师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唐禅宗高僧义玄晚年曾应请住在魏博镇的治所所在地魏州贵乡传法，并在此地去世。贵乡在史书中也被称为魏府，在五代后唐时一度改名广普，后汉时改称大名，故在后来有的史书中也把唐朝时的贵乡称为大名。义玄在河北一带地方传法时，魏博镇的节度使是何敬弘（原名何重顺，840-866年在位），因为他从朝廷受有“兼中书令”的头衔（《新唐书》卷二一○〈藩镇魏博·何重顺传〉），所以在公乘亿为义玄弟子存奖写的《塔碑》中称之为“中令何公”
原文
临济义玄，唐朝人，俗姓邢，曹州南华（今山东）人，临济宗初祖。 幼负出尘之志，披剃受具足戒后，博通经论，精究律学。后到黄檗希运处参学，问佛法大意三次，挨三次打。得希运指点，去问高安大愚（马祖的徒孙），大愚告诉他这是“老婆心切”，他言下大悟，复还黄檗，受其印可。 继以行脚参禅，以直截痛快的作风，打喝之类的办法，与大老交锋，故丛林有“临济游方，气吞诸方”之说。师接化学人之法有“三玄三要”、“四料简”、“四宾主”、“四照用”等，机锋峻烈，生机勃勃。 开创了禅宗史上最为卓绝、门风兴隆的临济宗，为中日禅宗主流之一。 咸通八年（公元867年）示寂，谥“慧照大师”。 师初在黄檗会下，行业纯一。首座乃叹曰：“虽是后生，与众有异！”遂问：“上座在此多少时？”师云：“三年。”首座云：“曾参问也无？”师云：“不曾参问，不知问个什么？”首座云：“汝何不去问堂头和尚，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师便去问，声未绝，黄檗便打。师下来，首座云：“问话作么生？”师云：“某甲问声未绝，和尚便打，某甲不会。”首座云：“但更去问。”师又去问，黄檗又打，如是三度发问，三度被打。师来白首座云：“幸蒙慈悲，令某甲问讯和尚，三度发问三度被打，自恨障缘不领深旨。今且辞去。”首座云：“汝若去时，须辞和尚去。”师礼拜退。首座先到和尚处云：“问话的后生，甚是如法。若来辞时，方便接他，向后穿凿成一株大树，与天下人作荫凉去在。”师去辞黄檗。檗云：“不得往别处去，汝向高安滩头大愚处去，必为汝说。”师到大愚，大愚问：“什么处来？”师云：“黄檗处来。”大愚云：“黄檗有何言句？”师云：“某甲三度问佛法的大意，三度被打，不知某甲有过无过？”大愚云：“黄檗如此老婆心切（慈悲心切），为汝得彻困！（操心到了底）更来这里问有过无过！”师于言下大悟云：“原来黄檗佛法无多子！”大愚抓住云：“这尿床鬼子！适来道（刚来问）有过无过，如今却道黄檗佛法无多子，你见个什么道理？速道速道！”师于大愚胁下筑三拳，大愚托开云：“汝师黄檗，非干我事。”师辞大愚，却回黄檗。黄檗见来便问：“这汉来来去去有什么了期？”师云：“只为老婆心切。”便人事了（供养），侍立，黄檗问：“什么处去来？”师云：“昨奉慈旨，令参大愚去来。”黄檗云：“大愚有何言句？”师遂举前话，黄檗云：“作么生得这汉来，待痛与一顿！”师云：“说什么待来，即今便吃！”随后便掌。黄檗云：“这风颠汉，却来这里捋虎须。”师便喝。黄檗云：“侍者引这疯颠汉参堂去。”重视无心，生佛不二。接化有四喝、四料拣、三句、三玄、三要、四照用、四宾主的机用。 中国佛教以阴历四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为夏安居日，或简称坐夏，僧人在这期间静居寺内坐禅修行，接受供养，一般不外出。义玄在大愚死后也许到各地游方一个时期，在五月下旬“半夏”的时候回到黄檗山。黄檗希运在武宗会昌二年（482年）应洪州刺史、江西观察使裴休的邀请离开黄檗山到南昌龙兴寺传法。在裴休于会昌三年（843年）改任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以后，也许又回到黄檗山。会昌五年（845年）武宗禁断佛教，希运与弟子逃隐山林。宣宗即位恢复佛教，他又出来传法。裴休在大中二年至四年（848－850年）任宣州刺史、宣歙观察使时，迎请他到宣城开元寺传法。[2]也许在此后希运又回到黄檗山，直到大中九年（855年）于山中去世。那么，义玄是在武宗禁毁佛教之前回到黄檗山呢，还是以后？仅从这段记述是得不出结论的。据这个记载只可看到义玄最后离开希运而打算去河北传法的情景：在一个中夏时节，义玄匆匆回到黄檗山探望希运，看到希运正在读经，便讥讽他是收藏黑豆（比喻经文）的老和尚，数日后告辞；途中对希运的问话有疑，又折回黄檗山度过夏安居；在告辞离山时，希运将“百丈先师”遗留下的禅板、机案传给义玄，并预言他将来在禅宗界会有一番大的作为。义玄告诉希运自己的去向：“不是河南，便归河北”。结果，他选择了河北镇州1。 在唐末五代先后形成的禅宗五个宗派中，临济宗发源地在现在的河北省正定市；沩仰宗的发源地和传法中心在现在湖南省宁乡县、江西省宜春县；曹洞宗在江西省宜黄县、宜丰县；云门宗在广州省乳源县；法眼宗在江苏省南京市。其中只有临济宗发源于江北，其它皆发源于江南。河北省正定在唐代是著名的”河朔三镇”中的镇州的治所所在地。 义玄晚年曾应请住在魏博镇的治所所在地魏州贵乡传法，并在此地去世。贵乡在史书中也被称为魏府，在五代后唐时一度改名广普，后汉时改称大名，故在后来有的史书中也把唐朝时的贵乡称为大名。义玄在河北一带地方传法时，魏博镇的节度使是何敬弘（原名何重顺，840-866年在位），因为他从朝廷受有“兼中书令”的头衔（《新唐书》卷二一○〈藩镇魏博·何重顺传〉），所以在公乘亿为义玄弟子存奖写的《塔碑》中称之为“中令何公”。 唐朝佛教的巨大发展，寺院、僧尼以及所占土地数量的激增，必然招致与唐中央政府在经济利益方面发生冲突。唐武宗即位后，信崇道教，亲近“排毁佛教，言非中国之教，蠹耗生灵，尽宜去之”的道士赵归真（《旧唐书》〈武宗纪〉），便以“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济人利众”为标榜，着手限制和削弱佛教，先废毁广建于山野乡村的众多小寺、兰若，命十万多僧尼还俗，然后在会昌五年（845年）下诏大规模地禁断佛教，此即佛教史书所说的“法难”和“灭佛”，共毁寺四千六百余所、招提兰若四万余处，命僧尼二十六万多人还俗，没收良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 武宗下令禁断佛教虽在全国很大地区对佛教势力给以极大的打击，但由于中央集权的软弱无力和地方军政官员、藩镇的拖延和对抗，在许多地区没有完全贯彻禁断佛教的诏令。不仅南方两浙、宣、鄂、潭、洪、福、三川等地对毁废佛教的诏令不认真执行，采取“姑务宽容”的做法（唐武宗《加尊号后郊天赦文》，载《全唐文》卷七八），而且北方的河朔三镇等地的节度使则干脆公开对抗。日本天台宗的求法僧圆仁（794-864）当时尚滞留中国，将他所看到的毁废佛教的情景在其《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作了生动的记载。此书卷四载有他在会昌五年十一月三日写的日记，其中说：三、四年已来，天下州县准敕条流僧尼还俗已尽；又天下毁拆佛堂、兰若、寺舍已 尽；又天下焚烧经像、僧服罄尽；又天下剥佛身上金已毕；天下打碎铜铁佛，称金两收 验讫；天下州县收纳寺家钱物、庄园，收家人、奴婢已讫。唯黄河以北，镇、幽、魏、 潞等四节度，元来敬重佛法，不毁拆寺舍，不条流僧尼。佛法之事，一切不动之。频有 敕使勘罚。云：天子自来毁拆焚烧，即可然矣。臣等不能作此事也。 此时镇州、幽州、魏博的节度使分别是王元逵、张仲武、何弘敬。他们都信奉佛教，保护佛教，反对武宗的禁断佛教的诏令。因此这些地方的佛教没有受到严重损失，能够继续发展。可以说这是义玄与其弟子能够在这里顺利开展传法活动并较早地创立临济宗的一个重要因素。[1]
佛教信仰
信仰佛教的好处，有些虽然信仰他教亦能获得，但毕竟佛教要高超、殊胜多了。
佛教详尽地剖析宇宙人生的问题，目的在使人对人生能获得正确的认识。
而佛教的人生观，严格说来，是既不属于悲观，也不属于乐观的，我们可以勉强称它做：‘中观’。
什么叫‘中观’呢?就是既不哭哭啼啼地悲叹人生，也不浑浑噩噩地虚掷生命，它能用智慧的眼光，扫除一切人生的疑惧、苦闷和误解，而正确地认识人生的真象，把握人生的方向。
佛教又认为众生是一体的，休戚与共的，小我生活于大我之中。因此要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不但不能自私自利，反而要有慈悲助人的精神。
佛教反对命运操纵在他人或神的手中，自己做的自己承当，因此人人要克苦耐劳，努力奋斗，为了明日，必须献出今天，没有辛勤的耕耘，哪会有丰硕的收获呢?
佛教的戒律，对人的行为并不是死的束缚，而是活的鼓舞，在消极方面可以止恶防罪，在积极方面能够鼓励救人济世。举‘不杀生’为例，它的真正精神与目的，不在自己的不杀，而是要去劝人戒杀，一个立志学菩萨道的人，自己杀生固是破戒，就是见死不救也是犯戒。其他戒律也莫不如此，不但自己不能‘偷盗’、‘说谎’，更要劝人不要偷盗、说谎，苦口婆心的，不厌其烦的劝人改邪归正。
严守五戒是做人的根本，违犯五戒在社会上就不能立足，同时为国法所不容，最后只有身系囹圄，饱尝铁窗滋味。而佛教更认为要想做‘人’就非守五戒不可，违反五戒，下世就不能再得人身，而将堕入地狱、畜生、饿鬼等三恶道了。(这三类众生的报应都是痛苦不堪的，因此称为恶道。)我们且不管下世如何，看看目前就够了，人能不杀生，社会上就没有杀人命案;能不偷盗，就没有小偷、强盗;能不邪淫，就不会有男偷女娼，破坏家庭伦理的事;能不妄语也就不会有欺、诈、骗等事;能不饮酒，则身心愉快，头脑清晰，不会因一时糊涂而闯祸。(酒有害身体，早经医学一再证明。)如此，这个社会不是宁静、安乐的社会吗?因此我说佛教有净化社会人心的功用。
佛从不生气，或处罚弟子，在佛教经典中，绝对找不到佛发怒而用洪水、瘟疫来处罚人类的。
佛对弟子一直和颜悦色，谆谆教诲，他真的是‘有教无类’——不论老、少、贫、富、贵、贱，同时包括宇宙间每一类众生在内。
佛最懂得因材施教，能把握不同的时机，对不同资质的众生说最好的道理。[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