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本体的关切：王维、谢灵运山水诗思想中“人”的向度 刘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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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体的关切：王维、谢灵运山水诗思想中“人”的向度
在中国文学史上，论及山水诗、田园诗的创作，往往以“陶谢”（陶渊明、谢灵运）、“王孟”（王维、孟浩然）并称，研究者颇多。这种划分多囿于山水诗形成及发展的时间先后。东晋陶渊明是我国第一位田园诗人，南北朝谢灵运是第一位山水诗人。至唐代，田园诗以韦应物著名，山水诗以王维和孟浩然著名。其后，历代优秀诗人都有类似的诗作。山水诗与田园诗，名称虽不同，描写对象也略有不同，但实际上并没有严格的区别。
本文之所以跳出时代的划分，将南北朝的谢灵运与盛唐的王维并置来谈，是因为两人虽在人生际遇、美学意蕴上有相似之处，但同时也存在着“思”与“诗”的差异。这些闪烁着诗人内心光芒的“差异”促使我决定“挣脱”以诗论诗的藩篱，从另一个视角，即 “人”的向度来谈一谈王维、谢灵运的山水诗思想。我的观点是对本体“人”的关切，即“人”的“内心向度”的关注，是王维、谢灵运山水诗思想表达的本源。
何谓“向度”？ 向度是一种视角，是判断、评价、确定一个事物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概念。“人的向度”又谓之何意？它是多角度对与“人”有关的思想、情感、审美等方面做出的多维度的评价。王维、谢灵运山水诗思想中“人”的向度主要是在两人诗歌语言传情多样性表达基础上，回归其诗歌指向的本体——即“人”的“内心向度”的再现。
一、人生际遇的差异性与诗本体“人”的内心向度表达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平常百姓家 。”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这首《乌衣巷》仿佛就是对谢灵运人生命运的真实描述。谢灵运出身东晋世家大族，祖父名将谢玄，曾祖父东晋宰相谢安。才华横溢的他年少之时就立下雄心壮志延续家族荣耀，然而，成年后却逢刘裕篡夺帝位，建立刘宋王朝，谢灵运由康乐县公降为康乐县侯，之后一直担任着一些并无实权的官职。荣耀家族的雄心壮志在与新政权之间的冲突中化为泡影。他的一生都缠绕在政治困顿之中，政治上的失意使他将全部才情倾泄于山水，从而开启了中国诗歌史上的山水诗之门。
王维的人生际遇同样也是坎坷的，张九龄罢相，奸臣李林甫专政，使得这位盛唐诗人的政治理想犹如梦幻，安史之乱，被迫为官，又给他带来了心灵上的屈辱和进退两难的困境，饱尝了世态炎凉，看透了倚官挟勢，王维走向了自然，怡情山水，纵情诗画。
了解两人人生际遇的相似性后，我在思考，事物间没有绝对的相似，即便万般相似也必有差异。人生际遇的相似，并不意味着他们诗歌风格、意象传达的完全相同，那么，两人的诗歌风格究竟有什么不同呢？这些不同，是否与他们人生际遇的差异以及诗本体“人”的向度的差异有关呢？
谢灵运与王维人生际遇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对“隐”和“仕”的选择上。谢灵运时隐时仕，王维却是半官半隐。究其原因，谢灵运身处魏晋时代，对魏晋时代的概括，美学家宗白华有一段论述常为人援引：“汉末魏晋六朝是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文人，精神意识开放而自由，游乐思想，玄言意向，徜徉山水，崇尚自然，身体与思想在青山碧水之间纵意游肆。因此，面对政治抱负与现实之间的巨大矛盾，谢灵运躲进了山水的怀抱，他的山水人生可以说是魏晋时代的产物，流连山水不过是他对仕途失意的一种消极反抗，这一点从他的名作《登池上楼》中可窥一斑：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沉……。这四句的意思是：沉潜的龙，姿态是多么悠闲啊！高飞的鸿鸟，声音是多么响亮啊！我想要停留在天空，却愧对天上的飞鸿；我想要栖息川谷，却惭对深渊的潜龙……
现实既没有给谢灵运飞翔的空间，理想也无法让他低头盘旋。这是诗人不满自己的仕途理想被现实所缚，不甘心自己满腹经纶、雄才伟略被仕途所钳制的内心的呐喊。在不甘与不满的“矛盾”漩涡里，谢灵运一生都在反复吟唱着自己的豪情与失意………
与谢灵运的失意吟唱相比，王维以儒雅的文人形象自居，盛唐时代散发出的璀璨光辉，激发起他参与政治的热情和建功立业的理想。但是，现实重重地给了他打击，在理想与现实不可调和的矛盾下，王维由外在所激发出来的热情渐渐归于平淡，他在山水和佛门中澄净内心的创痛，半官半隐，身在魏阙，心在山林。然而，此时的山林已然是王维内心的山林，而并非自然之山林。由此，才会出现“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中“寂”的传递，也才会有“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中“幽”的情愫；更有的是“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中“空”的境界………
可以看出，人生际遇以及诗本体“人”的“内心向度”的差异性决定了两人诗歌创作在情感指向上的不同。一个人的“内心向度”往往受制于“思”，即思想之“思”。思想之“思”与诗歌之“诗”是高度融合的，有不同的“思”，才会有不同的“诗”。
品读谢灵运《夜发石关亭》“亭亭晓月映，泠泠朝露滴”中对清晨高远孤悬的月亮倒影以及清凉露滴的精致描绘；《过始宁墅》“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中通过描写淡淡的云絮环抱幽峭石岩，山下清波涟漪，碧绿的小竹临岸袅娜而传递出的孤高意境；《初去郡》“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中对秋天空旷辽阔的原野，河边洁净的沙滩，高远的天空，明朗的月色的细致刻画。
感悟王维《山居秋暝》“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中描述月光从松隙间洒下青光，清泉在山石上淙淙流淌的静谧画面；《使至塞上》“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中感受塞外雄浑景色的豁达意境；《宋元二使安西》“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中与友人强烈的惜别之情；《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中独在异乡的孤独寂寞之境。
谢灵运山水诗用词的精雕细琢，穷形尽相，王维山水诗的形神兼备，烘托意境之浑然天成，两位杰出的山水诗人，诗作风格的差异不言而喻………
二、“引禅入诗”与诗本体“人”的禅趣向度表达
“引禅入诗“是王维山水诗的显著特点。王维生于佛教氛围浓郁的盛唐，他的母亲是虔诚的佛教信徒。受母亲的影响，王维早年就研习佛教，晚年更是过着僧侣般的生活。政治上的失意，使他隐退山林，过着闲适自然，亦官亦隐的人生，他的山水诗画面灵动，禅韵悠扬，王维被世人称作“诗佛”。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第二十一章“中国佛教的建立”中写道“佛教传入中国，是中国历史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中国的佛学是另一种形式的佛学，它已经与中国的思想结合，它是联系着中国的哲学传统发展起来的。佛教中的中道宗与道家哲学相互作用，产生了禅宗。禅宗虽是佛教，同时又是中国的。禅宗虽是佛教的一个宗派，可是它对于中国哲学、文学、艺术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王维把佛理融于诗歌创作之中，他不仅以隐逸山林来领略禅趣，而且通过自然的一机一境参悟禅理、表达禅趣。其中《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是他“禅趣”向度表达的经典诗作之一。这首诗描写的是他所热爱并在此生活多年的辋川（今西安蓝田县终南山下），辋川山水清冷、幽静，一如诗中前两句所吟“寒山传苍翠，秋水日潺湲……”，这种空寂的境界正是佛禅境界的外观。随后的六句，王维加入了自己的主观活动“……倚仗柴门外，临风听暮蝉。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我时常独自一人拄着拐杖在茅舍门外凝望着秋山的苍翠，在秋风中聆听暮蝉的吟唱。在渡口那边的太阳快要落山，村子里一缕缕炊烟袅袅地升起来的时候，我又遇见了醉酒的裴迪，他站在我的面前，疯狂地吟诗、唱歌。”这六句，使我们再看辋川时，竟感觉另有一番境地了……
再看他的另一首《终南别业》“……行到水穷去，坐看云起时……。”这两句所表达的，不仅仅是走到水的尽头就看云卷云舒的闲适情趣，更要我们领悟的是人逢绝路之时，随缘，随心，不强求的禅意境界。正如俞陛云在《诗境浅说》中说：“行至水穷，若已到尽头，而又看云起，见妙境之无穷。可悟处世事变之无穷，求学之义理亦无穷。此两句有一片化机之妙。”
王维的诗与他个人思想活动密切相关，正是其“内心向度”中儒道与佛禅思想的综合，才呈现出“空”、“幽”、“禅”之境。他的诗置自然于直观之下的禅趣表现是一种顺其自然的安谧…….
三、“引景入诗”与诗本体“人”的审美向度表达
引景入诗，把自然界的美景引进诗中，使山水成为审美对象是谢灵运山水诗的显著风格。山水诗之所以将谢灵运誉为“开山鼻祖”，并非因为他是第一个写山水之作的诗人，而是因为他是第一个把山水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来进行描写的诗人。他开创了一个“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的山水诗时代。
谢灵运引景入诗，善于借助色彩与线条刻画山水，注重对景物远近层次及明暗的表现，如《晚出西射堂》“连鄣叠巘崿，青翠杳深沉。晓霜枫叶丹，夕曛岚气阴”中以深红、浓绿等浓烈色彩描绘出晚秋之景；《游南亭》“密林含余清，远峰隐半规”中运用类似绘画时以线条勾勒景物轮廓的方法，用文字描绘出茂密山林空气清新，山峰隐没半轮红日的唯美画面。可以说，谢灵运绘声绘色、生动逼真的再现了自然美景。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叶嘉莹在谈到谢灵运的山水诗时说，“诗歌的形式必须不断的演变，而这种演变总是从简单到复杂，从古朴到雕饰，没有魏晋南北朝这一阶段在诗歌形式上的演进就不会有盛唐诗歌的高度繁荣，而谢灵运，则是这一转折过程之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诗人”。盛唐时期的王维深受谢灵运影响，他继承了谢灵运山水诗结构、光色等传统审美思想，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开拓，将山水诗的审美内蕴推至顶峰。
朱光潜在谈诗的境界中指出，“每个诗的境界都必须有‘情趣’（feeling）和‘意象’（image）两个要素。”从谢灵运到王维，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情趣与意象契合的分量是不断增加的。他们的山水诗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审美的发展，从最初的将山水作为独立审美对象发展到山水与诗人之间真正的“两情相悦”……. [1]
作者简介
刘迅，黑龙江省美术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