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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武一宗灭佛,中国历史上曾有五位帝王向佛法发难，四次酿成灾难，史称“三武一宗灭佛”。
原文
中国历史上曾有五位帝王向佛法发难，四次酿成灾难，史称“三武一宗灭佛”。三武一宗四位帝皇灭佛情节各异，结局却惊人的雷同。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
南北朝时期，北魏太武帝拓跋焘（音：涛，鲜卑族）亲率铁骑踏平四国，一统北方。当时佛法广传，很多人出家修行。他438年下诏，令50岁以下僧侣还俗，以解决兵源；444年，又以佛法搞“迷信活动”为由（诏曰：“假西戎虚诞，生致妖孽”），下诏驱逐僧侣。446年，在重臣崔浩的进言下，发出了最严厉的灭佛诏：击破焚烧佛像及佛经，拆毁寺院，活埋僧侣。当时笃信佛法的太子再三上表劝谏，拖延了诏书的颁布，一些僧人得以逃脱。不几日，便开始砸佛塔、毁佛像（铸钱）、烧佛经、杀僧尼……举国上下，风声鹤唳。不听同僚苦劝，极力推动灭佛的崔浩，走上了凄惨的结局。崔浩是汉人，自恃功高藐视鲜卑族贵族，他动用巨资把他的书和他主编的国史刻成碑林显扬，暴露国丑，触怒了权贵。太武帝亲自审问，才华自比张良的崔浩除了承认贪污，竟惶惑不能应对。450年，这位三朝老臣和他三家姻亲被灭族，他死前受刑、受辱，号呼一路，当时人们都说他灭佛遭了报应。两年后，如日中天的太武帝，竟被宦官杀死，年仅44岁。他两个儿子（太子和恭宗）也相继死于宦官之手。452年文成帝继位后，立即挽回祖父的错误，再兴佛法，云冈石窟就是他下诏建造的。从此国泰民安，为以后的北魏孝文帝中兴打下了基础。
北周武帝宇文邕
南北朝末期，北周武帝宇文邕（音：拥，鲜卑族）神勇英武，公元575年（32岁）亲征北齐，34岁时再次统一了北方。574年，宇文邕扬言不怕下地狱，佛、道齐灭，毁佛道经书、塑像，令和尚道士还俗。灭北齐后，又在原北齐境内禁断佛、道二教，夺寺4万所为宅第，焚毁佛迹，强迫300万僧尼还俗，使北方佛法几乎灭迹。次年六月北伐突厥，大军齐至，武帝却暴病而亡，年仅35岁。19岁太子宇文赟（音：晕）继位，残暴荒淫，次年就让位给6岁的儿子，自己专于后宫纵欲，22岁病死。幼子继位，大权落于其外祖父杨坚之手。581年杨坚废北周，建隋朝。不到两年，就灭绝了宇文皇族子孙43个家族，其余宇文宗室基本被遍杀无遗。唐朝吏部尚书唐临在《冥报记》中记下了这样一个故事：北周武帝的御膳官拔彪，到隋文帝杨坚时还是御膳官，一日暴死，但胸口一直温暖，家人不敢入殓。拔彪三日后醒来说：“带我见皇上，周武帝传话了。”他见杨坚后，说他到阴间见到周武帝受酷刑，武帝跟他说：“你替我传话大隋天子，他以前曾是我的同事，如今国库的金玉布帛，也都是我积蓄的。因为我生前灭佛，现受大苦，请他替我作功德。”于是杨坚通令天下，每家出一钱，为武帝超度。《隋书》记载：杨坚生在寺院时，紫气满庭。比丘尼智仙对其母说：这孩子来的非同寻常，须由她亲自抚养。杨坚13岁才回到父母身边。杨坚登基后，果如预言，推动东土佛法走向巅峰，而隋朝也出现了开皇盛世的局面。第三位：唐高祖李渊
点击图片可在新窗口打开隋末战乱，历史重演。618年李渊取代隋朝建立了唐朝，犹如他姨夫杨坚代周建隋的翻版，但李渊却没有姨夫信佛的传统。626年，太史令傅奕七次奏本灭佛，言词激切，李渊不顾绝大多数臣子的反对，五月下诏书：“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其它寺庙、道观拆毁，只供养精进的佛、道家弟子，其他都令还俗[5]。当时唐朝只有300多个州府，而全国5,000多所寺庙、50万僧尼、近百佛洞石窟，这意味着九成以上的寺庙被毁，46万僧尼被剥夺信仰。不过，六月份就发生了玄武门事变，李世民亲政，该诏书没能执行。如果不是这样，大唐盛世的历史恐怕要改写了。唐太宗海纳百川，气度恢弘，迎来了各邦文明、信仰在大唐交融，在唐初就把经济、文化发展到了世界的巅峰。李世民登基后，曾赐御食婉言规劝傅奕，但傅奕依旧当堂抨击佛法。弄得太宗也没办法。傅奕曾和傅仁均、薛迹同为太史令，薛迹梦中见死去的傅仁均向他讨要五千钱欠款，薛迹问：那我还给谁啊？傅仁均说：还给泥人。薛迹又问：泥人是谁？答曰：“傅奕！”当时还有人也梦见了故去的傅仁均，梦中问他：傅奕谤佛该当何报？傅仁均也说：“配越州泥人”。薛迹给傅奕还钱时说了这个梦，没几天傅奕暴死。当时人们说：泥人可能喻指泥犁（地狱）中人。日月星辰在循环中运转，历史也在循环中重演。朝代的变迁，成败兴亡的故事，都在给后人留下借鉴和答案。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唐太宗这句名言可谓人人皆知。那么看到上述灭佛的历史教训之后，后人还会去诽谤佛法、毁人修行、剥夺信仰么？大部份人不会，但是总会有个别自以为是的人，自负聪明。历史中后来出现的两位这样的帝王，都成了“现身说法”，留下了更加鲜明的教训。
唐武宗李炎
唐武宗李炎信仰道教，26岁时登基。会昌五年八月（845年），在深入清查后，开始大毁佛寺，诏书明令拆除寺庙4,600余所，小寺院4万余所，佛经大量被焚，佛像烧熔铸钱，强令26万多僧尼还俗，古印度和日本和尚也不能幸免。史称会昌灭佛。大唐盛世，也是佛法的盛世，唐朝后期衰落，佛法依然深入人心。武宗灭佛大失民心，有的藩镇节度使根本不执行，竟说：“天子自来毁拆焚烧”。政乱中初有安定，社会稍有好转的“会昌中兴”，在四起的民怨中日渐消退。次年民间即传出武宗灭佛折寿10年、阴曹索命之说。不久武宗突然病死，年仅32岁。继位的皇太叔李忱（音：陈，宣宗），登基后的头一件大事就是下诏“平反”，全面恢复寺院僧尼，从此天下修复废庙的斧斤之声，不绝于耳。宣宗喜欢效法太宗。他恢复佛法，如同太宗登基后废止高祖灭佛的政策。宣宗在位13年，励精图治，民富国兴，承平安定，史称“大中之治”。宣宗也得到了“小太宗”的美誉，史书留芳，为百姓所歌咏。
后周世宗柴荣
雄才大略，被誉为五代时第一明君的后周世宗的柴荣，全面改革，开疆扩土，战无不胜，但为何如此短命？败家毁业于一旦呢？其实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后来的宋太祖、宋太宗引以为戒，缔造出宋朝的盛世繁荣。柴荣继位的第二年，955年五月，下诏大毁佛寺。境内佛法寺庙，除了有皇帝题字的可保留外，每县只留一寺，其它尽毁。全国共拆庙30,360所，毁佛像铸钱，近百万僧尼被逼还俗。佛法兴盛的年代，许多人不敢毁佛像，柴荣开释说：“佛是佛，像是像。佛连身上的肉、眼都能施舍，砸佛像铸钱，佛也会同意的”。镇州（今河北石家庄正定县）大悲寺有一尊铜制大观音菩萨极为灵验，去砸佛像的人都折断手腕而死，无人敢再动。柴荣亲自用大斧子砍毁菩萨胸部――禁军统帅28岁赵匡胤（后来的宋太祖）和他弟弟16岁的赵匡义（后来的宋太宗）正在一旁，见证了这段历史。柴荣问过精通术数的王朴：“朕能活几年？”王朴答道：“三十年后非所知也。”柴荣误以为还能活30年，很高兴。而王朴却另有寓意，柴荣在位五年六个月，五六正和三十之意。959年，柴荣大兵取幽州，契丹沿边城垒皆望风而下，蕃部连夜晚逃遁。车驾至瓦桥关，柴荣登高观六师，问来献酒肉的百姓：“此地何名？”对曰：“历世相传，谓之病龙台。”柴荣默然，立刻上马回奔。当晚发病，胸生恶疮。柴荣以前曾梦神人送给他大金伞加《道经》一卷，之后才得天下。发病当晚他又梦见那个神人索走了金伞和《道经》，他惊醒后说：“吾梦不祥，岂非天命将去耶！”不久，胸疮溃烂而死。时人传为毁佛砍像之报。柴荣5岁幼子继位不到1年，被他的禁军统帅赵匡胤夺了江山，落得亡国败家。几年前柴荣灭佛时，禁军统帅赵匡胤就曾拜访神僧麻衣，赵匡胤说：“现在灭佛毁像，可不是社稷之福。”麻衣说：“难道忘了三武灭佛招来的灾祸么？”赵又问天下何时平定？麻衣说：“辰申间当有真主出，佛法亦大兴矣。”后来赵匡胤登基于庚申年正月甲辰，应验了预言。吸取了三武灭佛的教训，亲证了柴荣的报应，赵匡胤初登皇位就废止了柴荣灭佛的政策，屡建佛寺、佛像。在当年柴荣亲砍佛像的镇州古刹，971年，赵匡胤下诏扩建龙兴寺，并铸造比原来还高大的千手千眼观音铜像（共42臂，高 22米），这就是今天正定大佛寺大佛的由来。后继的宋太宗赵光义更加推崇佛法。伴随着佛法的复兴，宋朝的经济走向了空前的繁荣。
重蹈覆辙历史重演既然历史是周而复始，今人一定能从历史的教训中找到自己的影子。三武一宗灭佛，身强力壮的四位帝王灭佛后很快暴死。后继者凡是纠正错误，力挽狂澜的，国家很快走上盛世之路；延续错误的继任者，则是国破家亡，殃及子孙的悲惨结局。自古剥夺信仰的都是以失败和恶报告终，西方的先鉴更加强烈。公元一世纪时，古罗马帝国，为了铲除基督徒的信仰，以国家谣言污蔑基督徒，用谎言去蒙蔽人民参与迫害，后来招致4次大瘟疫席卷全国，约一半人口在瘟疫中丧生，强大的不可一世的古罗马帝国也由此衰亡崩解。以古为鉴，可知兴替。这里既有朝代的兴替，也有自身的兴替。[1]
佛教信仰
信仰佛教的好处，有些虽然信仰他教亦能获得，但毕竟佛教要高超、殊胜多了。
佛教详尽地剖析宇宙人生的问题，目的在使人对人生能获得正确的认识。
而佛教的人生观，严格说来，是既不属于悲观，也不属于乐观的，我们可以勉强称它做：‘中观’。
什么叫‘中观’呢?就是既不哭哭啼啼地悲叹人生，也不浑浑噩噩地虚掷生命，它能用智慧的眼光，扫除一切人生的疑惧、苦闷和误解，而正确地认识人生的真象，把握人生的方向。
佛教又认为众生是一体的，休戚与共的，小我生活于大我之中。因此要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不但不能自私自利，反而要有慈悲助人的精神。
佛教反对命运操纵在他人或神的手中，自己做的自己承当，因此人人要克苦耐劳，努力奋斗，为了明日，必须献出今天，没有辛勤的耕耘，哪会有丰硕的收获呢?
佛教的戒律，对人的行为并不是死的束缚，而是活的鼓舞，在消极方面可以止恶防罪，在积极方面能够鼓励救人济世。举‘不杀生’为例，它的真正精神与目的，不在自己的不杀，而是要去劝人戒杀，一个立志学菩萨道的人，自己杀生固是破戒，就是见死不救也是犯戒。其他戒律也莫不如此，不但自己不能‘偷盗’、‘说谎’，更要劝人不要偷盗、说谎，苦口婆心的，不厌其烦的劝人改邪归正。
严守五戒是做人的根本，违犯五戒在社会上就不能立足，同时为国法所不容，最后只有身系囹圄，饱尝铁窗滋味。而佛教更认为要想做‘人’就非守五戒不可，违反五戒，下世就不能再得人身，而将堕入地狱、畜生、饿鬼等三恶道了。(这三类众生的报应都是痛苦不堪的，因此称为恶道。)我们且不管下世如何，看看目前就够了，人能不杀生，社会上就没有杀人命案;能不偷盗，就没有小偷、强盗;能不邪淫，就不会有男偷女娼，破坏家庭伦理的事;能不妄语也就不会有欺、诈、骗等事;能不饮酒，则身心愉快，头脑清晰，不会因一时糊涂而闯祸。(酒有害身体，早经医学一再证明。)如此，这个社会不是宁静、安乐的社会吗?因此我说佛教有净化社会人心的功用。
佛从不生气，或处罚弟子，在佛教经典中，绝对找不到佛发怒而用洪水、瘟疫来处罚人类的。
佛对弟子一直和颜悦色，谆谆教诲，他真的是‘有教无类’——不论老、少、贫、富、贵、贱，同时包括宇宙间每一类众生在内。
佛最懂得因材施教，能把握不同的时机，对不同资质的众生说最好的道理。[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