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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阳光》是中国当代著名华文文学大师王鼎钧所著的一篇散文。

作品欣赏

四合房是一种闭锁式的建筑,四面房屋围成天井,房屋的门窗都朝着天井。从外面看,这样的家宅是关防严密的碉堡,厚墙高檐密不通风,挡住了寒冷和偷盗,不过,住在里面的人也因此牺牲了新鲜空气和充足的阳光。

我是在“碉堡”里出生的。依照当时的风气,那座碉堡用青砖砌成,黑瓦盖顶,灰色方砖铺地,墙壁、窗棂〔窗棂:旧式窗户的窗格子。〕、桌椅、门板、花瓶、书本,没有一点儿鲜艳的颜色。即使天气晴朗,室内的角落里也黯淡阴沉,带着严肃,以致自古以来不断有人相信祖先的灵魂住在那一角阴影里。婴儿大都在靠近阴影的地方呱呱坠地,进一步证明了婴儿跟他的祖先确有密切难分的关系。

室外,天井,确乎是一口“井”。夏夜纳凉,躺在天井里看天,四面高耸的屋脊围着一方星空,正是“坐井”的滋味。冬天,院子里总有一半积雪迟迟难以融化,总有一排屋檐挂着冰柱,总要动用人工把檐溜敲断,把残雪运走。而院子里总有地方结了冰,害得爱玩好动的孩子们四脚朝天。

北面的一栋房屋,是四合房的主房。主房的门窗朝着南方,有机会承受比较多的阳光。中午的阳光像装在簸箕里,越过南房,倾泻下来,泼在主房的墙上。开在这面墙上的窗子,早用一层棉纸、一层九九消寒图糊得严丝合缝,阳光只能从房门伸进来,照门框的形状,在方砖上画出一片长方形。这是一片光明温暖的租界,是每一个家庭的胜地。

现在,将来,我永远能够清清楚楚看见,那一方阳光铺在我家门口,像一块发亮的地毯。然后,我看见一只用麦秆编成、四周裹着棉布的坐墩,摆在阳光里。然后,一双谨慎而矜持的小脚,走进阳光,停在墩旁,脚边同时出现了她的针线筐。一只生着褐色虎纹的狸猫,咪呜一声,跳上她的膝盖,然后,一个男孩蹲在膝前,用心翻弄针线筐里面的东西,玩弄古铜顶针和粉红色的剪纸。那就是我,和我的母亲。

如果当年有人问母亲:你最喜欢什么?她的答复,八成是喜欢冬季晴天这门内一方阳光。她坐在里面做针线,由她的猫和她的儿子陪着。我清楚记得一股暖流缓缓充进我的棉衣,棉絮膨胀起来,轻软无比。我清楚记得毛孔张开,承受热絮的轻烫,无须再为了抵抗寒冷而收缩戒备,一切烦恼似乎一扫而空。血液把这种快乐传遍内脏,最后在脸颊上留下心满意足的红润。我还能清清楚楚听见那只猫的鼾声,它躺在母亲怀里,或者伏在我的脚面上,虔诚地念诵由西天带来的神秘经文。

在那一方阳光里,我的工作是持一本《三国演义》,或《精忠说岳》,念给母亲听。如果我念了别字,她会纠正,如果出现生字,──母亲说,一个生字是一只拦路虎,她会停下针线,帮我把老虎打死。渐渐地,我发现,母亲的兴趣并不在乎重温那些早已熟知的故事情节,而是使我多陪伴她。每逢故事告一段落,我替母亲把绣线穿进若有若无的针孔,让她的眼睛休息一下。有时候,大概是暖流作怪,母亲嚷着“我的头皮好痒!”我就攀着她的肩膀,向她的发根里找虱子,找白头发。

我在晒太阳晒得最舒服的时候,醺然〔醺然:醉酒的样子。〕如醉,岳飞大破牛头山在我喉咙里打转儿,发不出声音来。猫恰恰相反,它愈舒服,愈呼噜得厉害。有一次,母亲停下针线,看她膝上的猫,膝下的我。

“你听,猫在说什么?”

“猫没有说话,它在打鼾。”

“不,它是在说话。这里面有一个故事,一个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

母亲说,在远古时代,宇宙洪荒,人跟野兽争地。人类联合起来把老虎逼上山,把乌鸦逼上树,只是对满地横行的老鼠束手无策。老鼠住在你的家里,住在你的卧室里,在你最隐秘最安全的地方出入无碍,肆意破坏。老鼠是那样机警、诡诈、敏捷、恶毒,人们用尽方法,居然不能安枕。

有一次,一个母亲轻轻的拍着她的孩子,等孩子睡熟了,关好房门,下厨做饭。她做好了饭,回到卧室,孩子在哪儿?床上有一群啾啾作声的老鼠,争着吮吸一具血肉模糊的白骨。老鼠把她的孩子吃掉了。

──听到这里,我打了一个寒颤。

这个摧心裂肝的母亲向孙悟空哭诉。悟空说:“我也制不了那些老鼠。”

但是,总该有一种力量可以消灭丑恶肮脏而又残忍的东西。天上地下,总该有个公理!

悟空想了一想,乘筋斗云进天宫,到玉皇大帝座前去找那一对御猫。猫问他从哪里来,他说,下界。猫问下界是什么样子,悟空说,下界热闹,好玩。天上的神仙哪个不想下凡?猫心动,担忧在下界迷路,不能再回天宫。悟空拍拍胸脯说:“有我呢,我一定送你们回来。”

就这样,一个筋斗云,悟空把御猫带到地上。

御猫大发神威,杀死无数老鼠。从此所有的老鼠都躲进洞中苟延岁月。

可是,猫也从此失去天国。悟空把它们交给人类,自己远走高飞,再也不管它们。悟空知道,猫若离开下界,老鼠又要吃人,就硬着心肠,负义背信。从此,猫留在地上,成了人类最宠爱的家畜。可是,它们也藏着满怀的愁和怨,常常想念天宫,盼望悟空,反复不断地说:

“许送,不送……许送,不送……”

“许送,不送。”就是猫们鼾声的内容。

原来人人宠爱的猫,心里也有委屈。原来安逸满足的鼾声里包含着失望的苍凉。如果母亲不告诉我这个故事,我永远想不到,也听不出来。

我以无限的爱心和歉意抱起那只狸猫,亲它。

它伸了一个懒腰,身躯拉得好长,好细,一环一环肋骨露出来,抵挡我的捉弄。冷不防,从我的臂弯里窜出去,远了。

母亲不以为然,她轻轻地纠正我:“不好好的缠毛线,逗猫做什么?”

在我的记忆中,每到冬天,母亲总要抱怨她的脚痛。

她的脚是冻伤的。当年做媳妇的时候,住在阴暗的南房里,整年不见阳光。寒凛凛的水气,从地下冒上来,从室外渗进室内,首先侵害她的脚,两只脚永远冰冷。

在严寒中冻坏了的肌肉,据说无药可医。年复一年,冬天的讯息乍到,她的脚面和脚跟立即有了反应,那里的肌肉变色、浮肿,失去弹性,用手指按一下,你会看见一个坑儿。看不见的,是隐隐刺骨的疼痛。

分了家,有自己的主房,情况改善了很多,可是年年脚痛依然,它已成为终身的痼疾。尽管在那一方阳光里,暖流洋溢,母亲仍然不时皱起眉头,咬一咬牙。

当刺绣刺破手指的时候,她有这样的表情。

母亲常常刺破手指。正在绣制的枕头上面,星星点点有些血痕。绣好了,第一件事是把这些多余的颜色洗掉。

据说,刺绣的时候心烦虑乱,容易把绣花针扎进指尖的软肉里。母亲的心常常很乱吗?

不刺绣的时候,母亲也会暗中咬牙,因为冻伤的地方会突然一阵刺骨难禁。

在那一方阳光里,母亲是侧坐的,她为了让一半阳光给我,才把自己的半个身子放在阴影里。

常常是,在门旁端坐的母亲,只有左足感到温暖舒适,相形之下,右足特别难过。这样,左足受到的伤害并没有复原,右足受到的摧残反而加重了。

母亲咬牙的时候,没有声音,只是身体轻轻震动一下。不论我在做什么,不论那猫睡得多甜,我们都能感觉出来。

这时,我和猫都仰起脸来看她,端详她平静的面容几条不平静的皱纹。

我忽然得到一个灵感:“妈,我把你的座位搬到另一边来好不好?换个方向,让右脚也多晒一点太阳。”

母亲摇摇头。

我站起来,推她的肩,妈低头含笑,一直说不要。猫受了惊,蹄缝间露出白色爪尖。

座位终于搬到对面去了,狸猫跳到院子里去,母亲连声唤它,它装做没有听见;我去捉它,连我自己也没有回到母亲身边。

以后,母亲一旦坐定,就再也不肯移动。很显然,她希望在那令人留恋的几尺干净土里,她的孩子,她的猫,都不要分离,任发酵的阳光,酿造浓厚的情感。她享受那情感,甚于需要阳光,即使是严冬难得的煦阳。

卢沟桥的炮声使我们眩晕了一阵子。这年冬天,大家心情兴奋,比往年好说好动,母亲的世界也测到一些震波。

母亲在那一方阳光里,说过许多梦、许多故事。

那年冬天,我们最后拥有那片阳光。

她讲了一个梦,对我而言,那是她最后的梦。

母亲说,她在梦中抱着我,站在一片昏天黑地里,不能行动,因为她的双足埋在几寸厚的碎琉璃碴儿里面,无法举步。四野空空旷旷,一望无边都是碎琉璃,好像一个琉璃做成的世界完全毁坏了,堆在那里,闪着磷一般的火焰。碎片最薄最锋利的地方有一层青光,纯钢打造的刀尖才有那种锋芒,对不设防的人,发生无情的威吓。而母亲是赤足的,几十把琉璃刀插在脚边。

我躺在母亲怀里,睡得很熟,完全不知道母亲的难题。母亲独立苍茫,汗流满面,觉得我的身体愈来愈重,不知道自己能支持多久。母亲想,万一她累昏了,孩子掉下去,怎么得了?想到这里,她又发觉我根本光着身体,没有穿一寸布。她的心立即先被琉璃碎片刺穿了。某种疼痛由小腿向上蔓延,直到两肩、两臂。她咬牙支撑,对上帝祷告。

就在完全绝望的时候,母亲身旁突然出现一小块明亮干净的土地,像一方阳光这么大,平平坦坦,正好可以安置一个婴儿。谢天谢地,母亲用尽最后的力气,把我轻轻放下。我依然睡得很熟。谁知道我着地以后,地面忽然倾斜,我安身的地方是一个斜坡,像是又陡又长的滑梯,长得可怕,没有尽头。我快速地滑下去,比飞还快,转眼间变成一个小黑点。

在难以测度的危急中,母亲大叫。醒来之后,略觉安慰的倒不是我好好地睡在房子里,而是事后记起我在滑行中突然长大,还遥遥向她挥手。

母亲知道她的儿子绝不能和她永远一同围在一个小方框里,儿子是要长大的,长大了的儿子会失散无踪的。

时代像筛子,筛得每个人流离失所,筛得少数人出类拔萃。

于是,她有了混合着骄傲的哀愁。

她放下针线,把我搂在怀里问:

“如果你长大了,如果你到很远的地方去,不能回家,你会不会想念我?”

当时,我惟一的远行经验是到外婆家。外婆家很好玩,每一次都在父母逼迫下勉强离开。我没有思念过母亲,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同时,母亲梦中滑行的景象引人入胜,我立即想到滑冰,急于换一双鞋去找那个冰封了的池塘。

跃跃欲试的儿子,正设法挣脱伤感留恋的母亲。

母亲放开手凝视我:

“只要你争气,成器,即使在外面忘了我,我也不怪你。”[1]

作者简介

王鼎钧,1925年生,当代著名华文文学大师,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兰陵镇(原临沂市苍山县)人,一生阅历丰富,文思不俗,勤奋不懈。

曾在报社任副刊主编,也当过教师。51岁时移居美国,一直在纽约居住。他的创作生涯长达大半个世纪,长期出入于散文、小说和戏剧之间,著作近40种,以散文产量最丰,成就最大。20世纪70年代他的“人生三书”(《开放的人生》《人生试金石》《我们现代人》三本励志小品文),在台湾总发行量逾60万册。他淡泊名利,穷毕生之力于“写出全人类的问题”,风格多样,题材丰富。丰沛的内在能量,不渝的创作忠诚,对散文艺术的努力开拓,使之成为一代散文大家。[2]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