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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禹贡锥指

 

 

 

禹贡锥指》创作于清代,作者是胡渭。清人胡渭采撷众说,又一扫前人在《禹贡》研究上的附会变乱,撰成集大成的《禹贡锥指》,为今日人们理解《禹贡》时代的地理面貌以及历代的变迁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数据和重要的启示。

成书背景

过去封建时代读书人最企盼的前途是通过科举谋得社会地位,十年寒窗,含辛茹苦,一旦高中,就飞黄腾达,荣宗耀祖,即使不做官,在社会上也高人一等。如果命运不佳,屡试不爽,则往往就意志消沉,为了生存,教个蒙馆,默默无闻,也就此潦倒终身。

在封建社会里读书人想通过科举实现自己的价值,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人的秉性各异,有的人做官未必会有什么政绩,干别的也许还能展其所长。所以有时科举失败未必是坏事,如能静下心来,在别处下一番功夫,同样可以做出对社会有贡献的成绩。我这里想介绍一位清代著名经学家胡渭在科场失意后专注学术的事迹。 胡渭,原名渭生,

字朏明,晚号东樵。浙江德清人。明崇祯六年(1633)出生在一个世代科举的家庭里,他的曾祖父是进士,做过广东顺德令,祖父是诸生,父亲是举人。

所以胡渭从小就认为科举是他长大后的必由之路。崇祯十七年,胡渭十二岁,父亲死了,随母亲避乱于浙西山区。母亲是他的启蒙老师,教他读四书五经。清顺治四年,胡渭十五岁,成为县学生,于是“专攻制义,苦心钻研,寒暑不辍”。希望在科举上有所发展,无奈命运不佳,屡试不第。

到康熙十五年(1676)他的从侄胡会恩以进士第二名及第,而他已过不惑之年,还是一个老秀才。不久就在大学士冯溥家里教馆。康熙十七年,朝廷开博学鸿词科,冯溥想推荐胡渭应诏,胡渭坚辞不就。旁人因胡渭是当今相国公子的老师,为避嫌而不应就。

不料最后看到的推荐名单里却没有胡渭的名字,这对胡渭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从此决意科举,专攻经义。康熙二十一年,冯溥退休。胡渭又馆于相国徐乾学府。在京师的几年里,与当代一时名选朱彝尊、毛奇龄、吴任臣、阎若璩、李振裕、万斯同等过从甚密,切磋学问,大有裨益。康熙二十九年又应徐乾学之邀,去苏州洞庭东山参加《大清一统志》的编纂。这一年胡渭已经五十八岁了。

参与纂修《大清一统志》的短短的两年多时间,对胡渭的研究工作具有十分关键的意义。当时胡渭认为历来注经家对《尚书·禹贡篇》注释有不少错误和缺漏,有志对这篇传世佳作重新做一番整理。与胡渭一起参加编修工作的有顾祖禹、黄仪、阎若璩、查慎行等对沿革地理学有很深修养的学者,正好共相切磋,悉心就教。同时由于朝廷对纂修《大清一统志》的支持,“因得纵观天下郡国之书”,可以广泛收集资料。胡渭真是如鱼得水,开始了对《禹贡》的系统研究。

定名

《禹贡》是《尚书》中的一篇,虽仅有1193个字,但历来被奉为我国“古今地理志之祖”。它假托大禹治水后的政治区划,实际上是地理区划,将全国分为九州,并分别记述了这九个区划的山岭、河流、薮泽、土壤、物产、贡赋以及交通道路等,此外,还罗列了我国主要山脉、河流的走向和流经,中原地区以外五个不同层次区域与中央的关系等等,是我国最早一部科学价值很高的区域地理著作。

因为它是经书中的一篇,历来研究者不下数十百家。除了郑玄、马融、王肃、孔颍达、蔡沈等一些著名经学家外,历代注释、疏证者不可胜数。

对其中的文字、名物、制度、地理的考订,旁征博引、盈篇累牍,虽各有所见,总不免显得叠床架屋,过于烦琐。总的来说,其缺点是主要着重于从儒家经典的角度来研究,或“仅以资科举而已”,而没有将其看成是一部完整的区域地理著作。胡渭利用编纂《大清一统志》能够看到国家图书馆藏书的机会,收集了大量历代地理资料,进行细致的考订研究,最后写成了一部二十卷四十余万言的专著,取《庄子·秋水篇》“以管窥天,以锥指地”之意,定名《禹贡锥指》。

影响

《禹贡锥指》成书于康熙三十六年,时胡渭六十五岁,真可谓大器晚成了。康熙四十一年书在苏州刻成,四十四年由李振裕、查士升呈献给玄烨。同年三月康熙南巡,驻跸苏州。胡渭亲自携书呈献,得到康熙的嘉奖,赠御书诗扇及匾额“耆年笃学”四字。

胡渭以七十三岁的老翁得此殊荣,一时名声大噪,倾倒士林。我们今天称道的倒不是他当年受到的荣宠,主要是说这部《禹贡锥指》的学术价值是很高的,其内容非仅限于注经,而是延伸及历代国民生计的许多问题,直至近三百年后的今天,还是我们研究《禹贡》和历史地理的必读书。虽然其中个别论断经现代科学证明是错误的,但总的说来,如今还没有一部全面研究《禹贡》的著作可以代替它。就是这部书奠定了胡渭在学术史上的地位。

嘉庆《杭州府志》卷8本传:“国朝浙江治经学者,鄞县万斯大、萧山毛奇龄、嘉兴徐嘉、秀水朱彝尊,核其撰述,渭为称首。”梁启超在《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他的学风,不尚泛博,专就一个问题作窄而深的研究,开后人法门不少。几部书中,后人最推重的是《禹贡锥指》。这部书虽然有许多错处,但精勤搜讨,开后来研究地理沿革的专门学问,价值当然也不可磨灭。[1]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