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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畔烤鱼》是余秋雨写的一篇文章。

原文欣赏

   底格里斯河.从第一天凌晨抵达时见到它,心里一直没有放下。已经来了那么多天,到了非去认真拜访一下不可的时候了。

夜幕已降,两岸灯光不多,大河平静在黑暗中。没有汹涌,也看不到涟漪,只有轻轻闪动的波光。杂乱的岸草卫护着它,使它有可能不理会历史,不理会身边的喧嚣。也没有看到船。今夜人们对大河的惟一索取,是鱼。我们走进一家几乎没有任何装饰的鱼餐馆,其实是河滩上的一个棚屋,简单得没有年代。

鱼是刚刚捕捉的,很大,近似中国的鲤鱼,当地人说,叫底格里斯鱼。有一个水槽,两个工人在熟练地剖洗。他们没有系围单,时不时把水淋淋的手在衣服上擦一下,搓一搓,再干。

棚屋中间是一个巨大的石火塘,圆形,高出地面两尺。火塘一半的边沿上,有一根根手指般粗的黑木棍,半圆形地撑着很多剖成半片的鱼,鱼皮朝外,横向,远远一看仿佛还在朝一个方向游着。

石火塘中间是几根粗壮的杏树木,已经燃起,火势很大,稍稍走近已觉得手脸炙热。杏树木没什么烟,只有热流晃动。那些横插着的鱼经热流笼罩,看上去更像在水波中舞动。

烤了一会儿,鱼的朝火面由白变黄,由黄转褐。工人们就把它们取下来,把刚才没有朝火的一面平放在火塘余烬中。不一会儿,有烟冒出,鱼的边角还燃起火苗,工人快速用铁叉平伸进去,把鱼取出,搁在一个方盘卜,立即向顾客的餐桌走去。

有几条鱼的边角还在燃烧,工人便用黑黑的手把那些火捏灭,或把燃烧的边角摘下,两三个动作做完,正好走到餐桌边。

餐桌边坐着的全是黑森森的大胡子,少数还戴着黑圈压住的白头巾或花格头巾,就像阿拉法特。他们伸出粗粗的手指,直接去撕火烫的鱼,往嘴里送。

工人又送上一碟切开的柠檬和一碟生洋葱,食客用右手挤捏一块柠檬往鱼上滴汁,左手捞起几片洋葱在嘴里嚼。然后,几只手又同时伸向烤鱼,很快就把烤得焦黄的外层消灭了,只剩卜中层白花花的肉。这使食客们有点扫兴,便稍稍休息一会儿,桌边有水烟架,燃着刺鼻的烟块,大胡子们拿过长长的烟管吸上几口,扑味扑味地。烤鱼两边焦黄的部位又香又脆,很多食客积蓄多时来吃一顿,为的就是这一口。因此,吃烤鱼总是高潮在前,余下来的事情就是以鱼肉果腹了,动作节奏开始变得缓慢。中间的鱼肉是优是劣,主要是看脂肪含量,脂肪高的,显得滑嫩,脂肪少的,容易木钝,近似北京人说的“柴”。但是,“柴”的鱼肉容易成块,滑嫩一点的彭讨良艰旧手指捞取,何况大胡子们的手指又是万肠样粗。这就需要用面饼来裹了,伊拉克的面饼做得不错,但在这种鱼棚里是不会现摊面饼的,工人们便从一个像行李袋一般大的破塑料包里取出一大叠早就摊好的薄面饼,一失手全都洒落在油腻的泥地上,没有人在意,一张张捡起来,直接送上餐桌。

食客一笑,左手托薄饼,右手捞鱼肉,碎糊糊的捞不起,皱皱眉再慢慢捞,捞满一兜,夹几片洋葱,一裹,就进了嘴。在现今的伊拉克,这是一餐顶级的美食了。我在石火塘前出了一会儿神,便坐在餐桌前吃了一点。旁边有位老人见我吃得太少,以为我怕烫,下不了手,便热情地走过来用手指捞了一团一团的鱼肉往我盘子里送,我一一应命吃下,但觉得再坐下去,不知要吃多少了,便站起身来向外溜跪。棚外就是底格里斯河,我想,今天晚上的一切,几千年来不会有太大变化吧?底格里斯河千载如一,无声流淌,而人类生态的最根本部位其实也没有发生多大变化。狄德罗说,现代的精致是没有诗意的,真正的诗意在历久不变的原始生态中,就像这河滩烤鱼。

又想起以前在哪本书里读到,好像是在阿拉伯历史学家写的书里吧,早在公元六世纪,中国商船就曾从波斯湾进入两河,停泊在巴比伦城附近。

那么,中国商人也应该在河滩的石火塘前吃过烤鱼。吃了几口就举头凝思,悠悠翅挤寸比着故国江南蟹肥虾蹦时节的切脍功夫。[1]

《信客》作者余秋雨简介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余姚人,我国当代著名艺术理论家、文化史学者、散文家。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多年,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教授,上海写作学会会长。辞职后继续从事教学和写作。主要著作有《戏剧理论史稿》(198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艺术创造工程》(1978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文化苦旅》(1992年,知识出版社出版)、《文明的碎片》(1994年5月第1版,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秋雨散文》(1994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山居笔记》(1998年,文汇出版社出版)。1997年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入载多部世界名人录。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获上海市出版一等奖,上海市文学艺术优秀奖,台湾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金石堂最具影响力的书奖。《山居笔记》获海外华文文学最高奖──台湾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第一名。此篇《信客》选自《文化苦旅》[2]

参考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