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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家语》的材料是如何保存下来的?文化故事。[1]

故事内容 

原图链接《孔子家语》


我们现在看到的《孔子家语》本子,本来附有西汉孔安国的序文,根据这个《孔安国序》的叙述,《家语》记录的是当时公卿士大夫与孔子及孔门弟子交谈问对的情况,与《论语》《孝经》同时,后来弟子取其中“正实而切事者”,也就是孔子可能常常说起,意义笃实,并且切合某些生活或者切合事件的、具体的言谈,集录为《论语》,其余的就集录为《孔子家语》。根据我们的研究,孔安国的说法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孔子在世的时候,长期从事教育活动。那时,在与孔子的交流过程中,孔子弟子都有随时记录和整理孔子言语的习惯,比如,在《论语·卫灵公》中有这样的记载:“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孔子弟子子张向孔子请教君子应该如何行世的问题,孔子的回答从言行两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然后又要求子张不论是站立还是坐车,不论在做什么事情,都要时刻让“言忠信”“行笃敬”这两条要求浮现在眼前。面对孔子这样十分精到的论述,子张担心忘记,将孔子的言语记录在衣服的带子上。


其实,孔子弟子对孔子的言论都会及时进行记录和整理。《孔子家语》中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入官》有“子张既闻孔子斯言,遂退而记之”。子张回去以后把孔子的话记录了下来。再如《论礼》有“子夏蹶然而起,负墙而立,曰:‘弟子敢不志之?’”在听了孔子的话后,子夏激动地表示要记录下来。其实,有时候,孔子也会要求自己的学生把一些重要的见闻记录下来,比如《正论解》有“子贡以告孔子,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暴虎。’”同篇还有“孔子闻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妇可谓不过矣。’”


在上引材料中,“退而记之”的“记”很明显是“记录”的意思。至于“志”“识”,其实也都有“记”的意思。《周礼·地官·司徒》中有“师氏”,其职掌中有“掌国中失之事”,将合理、不合理的事情加以记载,以“教国子弟”。有学者认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左传》《国语》中的历史记载,就像教材类的短文,很多就是这样得来的。孔子之时,礼崩乐坏,这样的制度已经废弛,孔子与弟子很可能会对一些事物进行记录,不然,就不会有那么多相关材料留存下来。因此,前引材料中的“志”“识”,可能不只是简单的记在心里。


《庄子·天下》篇有“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之语,说的是有关古人治理天下之道的记录。《礼记·礼运》篇中则记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其中的“志”,在《孔子家语》的《礼运》篇中作“记”。《礼运》篇中,不论“记”还是“志”,都有“记载”“记录”“志书”之义,朱彬《礼记训纂》引刘台拱解此字曰:“志,识记之书。”


孔子的不少弟子都有自己整理和保存着的学习记录。那么,这些材料是什么时候汇聚起来的?又是怎样汇聚起来的呢?


与今本《孔子家语》并行的有三个“序”:一是汉代孔安国《家语》“后序”;二是孔安国的后人所撰写的“后序”,其中收有孔安国的孙子孔衍关于《家语》的“奏言”;三是三国时期魏国人王肃的序。后来一般笼统地称之为《家语》“三序”。《家语》的“三序”涉及了《家语》成书与流传的许多情况,是我们今天了解该书成书过程的基本材料。


孔安国的序文中已经明确说到了两点:第一,这些材料本来是出于孔子弟子所记;第二,《孔子家语》与《论语》等时代相同,真实可靠性一致。


关于《论语》的成书时代,学术界有过许多较好的研究,综合学术界的研究,结合新出土的材料进行探讨,《论语》应该是孔子的孙子子思主持编纂而成,在这种研究的基础上,进而我们推断,《孔子家语》的编纂,也一定与子思有重要的联系。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那就是孔子去世后,孔子的众弟子们似乎难以承受失去孔子所带来的迷惘,他们曾经因为同门中的有若“似孔子”,而推举他代替老师。但好像没过多久,因为有若毕竟不是老师而遭到否定。这一事实也透露了孔子弟子在孔子去世后的分化,同时显示出编纂孔子遗言已经被提上议事日程。据分析,此时最有资格、有能力,又有号召力的就是孔子的孙子子思,《孔子家语》出于子思的领纂当无问题。


有学者认为,《孔子家语》的名称是后来才有的,我们认为未必如此。《孔子家语》孔安国序谈到了孙卿(荀子)入秦所带书籍,其中没有说到“孔子家语”的名字,而称为“孔子之言及诸国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再说到秦始皇焚书时,才又冠以“孔子家语”之名。于是有人认为本来没有“孔子家语”之名,后来,该书曾经流散,几经周折,直到最后,孔安国重新得到,分门别类,撰集成四十四篇的《孔子家语》。在王序中,也没有说先秦已有《家语》;子襄壁藏诸书有《家语》,清朝学者孙志祖引徐鲲说指出:“此‘家语’二字后人妄加也。”今也有人认为,王序两次讲到孔安国“集录孔氏家语”“又撰孔子家语”,可见王肃也认为《家语》是由孔安国编成的,“家语”的名字可能与他有关。


其实,这样的推断是难以讲通的。荀子入秦所带书籍不止一种,孔安国序文没有提及“《孔子家语》”的书名非常正常,这与战国时期《孔子家语》已经成书的说法并不抵触。《孔子家语》孔序和孔衍《孔子家语》奏言都说孔安国和《孔子家语》有密切关系,这当然没有问题,但如果说孔安国之前并没有《孔子家语》一书,则难以成立。


要知道,孔安国所编撰的《孔子家语》其实在汉代一直没有流行,但《汉书·艺文志》将《孔子家语》列为《论语》十二家之一,这实际上间接证明了《孔子家语》孔序的说法,即认定了孔安国以前已经有《孔子家语》的存在。


《孔子家语》的名字,我们认为《史记·孔子世家》已经透露了端倪。按照司马迁的描述,孔子去世后,“孔子家”成为诸生演习讲礼的场所,成为弟子后学缅怀、追思恩师的场所。其中记载说:“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有不少学者指出,其中的“冢”应为“家”之误,这里的三处“孔子冢”都应当作“孔子家”。这与后面所说的“诸生以时习礼其家”正相对应,因为乡饮、大射之礼也不能在“冢”上举行。因此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鲁国这个地方世世代代都按一定的时间去孔子的家中祭祀孔子,而且,鲁国的儒生也在孔子家学习礼制,孔子的家占地有一顷之大,孔门弟子住进了孔子故居的房间内,后来就用孔子的家作为祭祀孔子的庙了。


可以想象,弟子后学住进孔子原来的居堂中,除了按时举行礼仪,他们还将各自整理保存的孔子的“讲课记录”汇聚到一起。显然,孔子的逝世,弟子后学失去了恩师,也失去了自己精神的寄托,因此,他们便汇聚孔子言论,集中孔子学说,在孔子裔孙子思的主持下,共同编辑了《孔子家语》。


《说文解字》说:“语,论也。”《广雅》说:“语,言也。”“孔子家语”应该就是“孔子家”的论说集或言论集,也是在“孔子家”中编辑而成的论说集、言论集,不难理解,《孔子家语》与《论语》在内容、性质上完全相同。


至于《孔子家语》中的“家”,其实与孔子的地位有关。孔子在鲁国为大司寇,属于卿大夫一级,《左传》桓公二年记载说:“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孔子受到尊敬,被视为“卿大夫之家”,或者与之相关。也就是说,所谓“孔子家语”,也就是孔子的论说集。也可以这样理解,即孔子逝世之后,在“孔子家”,他的弟子们按时举行礼仪,将各自整理保存的孔子的“讲课记录”汇聚到一起,编辑而成的论说集、言论集。


孔子弟子将各自记录整理的有关孔子的材料汇聚“集录”在一起,这应当就是《孔子家语》的原型。很明显,在以后的日子里,这个较为完全的“集录”本会有不少儒家弟子后学进行传抄,从而流行开来。


在《孔子家语》的孔序中,孔安国较为清楚地描述了《孔子家语》的流传情况,其中几个比较重要的环节如下:


第一,战国之世,孟子、荀卿守习儒学,《孔子家语》可能传本不一。《孔子家语》后序曰:“孔子既没而微言绝,七十二弟子终而大义乖,六国之世,儒道分散,游说之士各以巧意而为枝叶,唯孟轲、荀卿守其所习。”也就是说,孔子以及孔门弟子相继去世后,到了战国时期,儒学思想散乱而被人随意曲解、利用,这时候仅有孟子和荀子严守儒家的思想。


战国时期,儒学有一个发展与传播的过程。孔安国所言“儒道分散”,仅仅从《韩非子·显学》篇所说孔子去世后“儒分为八”的事实中也可以看出端倪。可以想象,在各家各派争为正统、自以为“真孔”的过程中,大家所拿起的最为重要的武器还是孔子的言论。到战国中期,孟轲、荀卿“守其所习”,关于孟子的着作,我们今天可以见到并且认为可信的材料只有《孟子》七篇,其中与《孔子家语》的关联显然不及《荀子》。在《荀子》一书中,很多的内容都与《孔子家语》一致,这多少表露了《荀子》在批评各家为“俗儒”“贱儒”的时候,它所掌握的标准或者所拿着的重要武器之一,就是《孔子家语》。


第二,荀卿入秦,以“孔子之语及诸国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余篇”献秦昭王,《家语》由此传入秦国;由于《家语》与诸子同列,故后来始皇焚书时得以幸免。


在孔安国看来,先秦时期虽然有不少《家语》材料在流传,可能也一定会有不少人在传习《家语》,但荀卿毕竟“守其所习”,而且,将《孔子家语》传到秦国并且使之流传到汉朝,都是荀卿的功劳。这样,就保证了《家语》材料的“纯正”,避免了“游说之士各以巧意而为枝叶”的影响。


第三,汉初刘邦灭秦后,“悉敛得之,皆载于二尺竹简,多有古文字”,后为吕后取而藏之。吕氏被诛亡以后,《孔子家语》散入民间,遂出现了《家语》的多种本子。《后序》还说,这时候有些人随意增损《家语》中的话,于是同是一事,记载却有不同。


孔安国所言“悉敛得之”,说明汉朝灭秦时所得到的《孔子家语》是一个全本。他还说到这些材料“皆载于二尺竹简,多有古文字”,这些描述,非亲见者所难以言之。孔安国见到这些竹简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从汉朝到吕后再到他本人,这些材料一直是在流传着的。


第四,景帝末年募求天下书,那时,京师的士大夫都送书到官府,这期间得吕氏所传《家语》,不过,这些材料“与诸国事及七十二子之辞”混乱地放在一处,后来又没有得到妥善的保管,和其他的典籍如《曲礼》等散乱在一起了。


这里透露出来的信息十分重要。景帝末年募求图书时,官府中一定集中了不少的《孔子家语》的材料,也就是说,在景帝时,皇家图书馆(秘府)已经有了《孔子家语》一书。当然,这部《家语》(或者这些《家语》材料)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因为这些可能已经不单纯是《家语》的竹简,而是与其他相关记载混杂堆放的。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