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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听下回分解》是余秋雨写的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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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格达不应该忘记一件事：寻访《一千零一夜》。理由很简单，全世界的儿童，包括我们小时候，都是从那本故事集第一次知道巴格达的。知道以后，不管在新闻媒体上听到巴格达的什么消息，都小心地为它祝祷，因为这是属于我们童年的城市，不忍心让它有伤害。这些天来，看到和听到的巴格达，无论是它的历史还是它的今天，都很沉重。不必说它的屈辱了，即使是它的光荣，也总是杀气冲天。我一直想寻找一点那个属子我们童年的城市的痕迹，又泊冲淡严肃的话题。曾从车窗里看到街头的一座雕塑，恍惚迷离，似乎有点关系，但再次寻找时却被另一种干篇一律的领袖雕塑所淹没。直到今天即将离别，才支支吾吾地动问。
新闻官听了一笑，挥了挥手，让我们跟他走。先来到一条大街的路口，抬头一看，正是我在车窗里见到的那座雕塑。一个姑娘，在向一大堆坛子浇水，很多坛子还喷出水来，可见已经浇满。
从雕塑艺术来看，这是上品。令人称道的是那几十个坛子的处理，层层累累地似乎没有雕塑感，但有姑娘在上方一点化，又全部成了最具世俗质感的实物雕塑，真可谓点石成金，举重若轻。其次是喷泉的运用，源源不绝地使整座雕塑充满了活气和灵气。
其实，这里是以水代油，正经应该浇滚烫的油，取材于《一千零一夜》，叫“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太有名的故事。说的是，阿里巴巴发现了强盗们的一个藏宝库，搬了几袋金币回家，他哥哥知道后也去取，被强盗杀死。强盗又米追杀阿里巴巴全家，一再失败，便生一计，由一个强盗化装成卖油商人驮着儿十个油坛到阿里巴巴家借宿，其实只有一坛是油，其他每一坛都藏着一个强盗。这事被一个聪明的蝉女看破，她煮沸了那坛油，一勺勺浇在其他坛子里，几十个强盗全被烫死。
这个故事初听痛快，细想又未免有点过于残忍。那我们就取其痛快的一面吧，也算是正义战胜邪恶。第二座有关的雕塑在底格里斯河边，刻画了《一千零一夜》全书的起点性故事：国王因妻子不忠，要向女.人报复，每晚娶一个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死。有一位叫山鲁佐德的姑娘为了阻止这种暴行，自愿嫁给国王，每天给国王讲一个故事，讲到最精彩的地方戛然而止、留待明天再讲。国王的胃口就被这样一直吊着，无法杀她，吊了整整一千零一夜。
其实这一千零一个故事已经潜移默化地完成了一次对国王的启蒙教育，他不仅不再动杀心，而且还真的爱上了她。于是接下来的事情也就变得十分通俗：两人白头偕老。
《一千零一夜》的这个开头真正称得上美丽，我想这也是它流传百世的重要原因。但是，恕我直言，这个雕塑却不美丽，两个人一坐一站，木木的，笨笨的，没有任何形体魅力和表情语言。联想到刚才看到的那座雕塑，也是坛子胜于人体。这是可以理解的，在阿拉伯美学中，历来拙于人体刻画.细于图案描绘。这大概与伊斯兰文明反对偶像崇拜和人像展示有关。宗教理念左右了审美重心，属于正常现象。你看现今街头大量的宣传雕塑，连人体比例也不大对头，更有趣的是我们旅馆大门口的一座巨型雕塑，大概是在控诉联合国的禁运吧，一个女人的右眼射出喷泉，算是泪雨傍沱，悲情霎时变成了滑稽和JL戏。这一切姑且由它去，只是在如此密集的劣质雕塑丛中仅有的两座《一千零一夜》雕塑也没有把人体做好，有点可惜。
《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开始流传于八世纪至九世纪，历数百年而定型，横穿阿拉伯世界大半个中世纪。中世纪未必像以前人们描述的那样黑暗，但愚昧和野蛮长时间地掩盖了理智的光辉，却是事实。在这样的年代，传说故事就像巨岩下顽强滋生的野花，最能表现一个民族的群体合理结构，并且获得世界意义，因此它们的地位应该远远高于一般的文人创作。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阿拉伯世界走出中世纪的整体伏态不如欧洲，结果《一千零一夜》也就没有被很多后起之秀所荫掩。意大利卜迎丘的《十日谈》受过《干千零一夜》的很大影响，但《十日谈》之后巨匠如林，而仁千零一夜》一直形影刃醉攀。
我在沧桑千年、至今还在苦渡危难的巴格达街头看到惟一与文化有关的形象仍然是它，既为它高兴，又为它难过。
既然如此，我们还是在它的雕塑前多站一会儿，体味一下那些故事的含义吧。
这么多故事，只有两座，确实是太少了，但光这两座也已触及了人间的一些基本哲理。你看，对于世间邪恶，不管是强盗还是国王，有两种方法对付，一是消灭，二是化解。化解当然是上策，却不等于规劝。规劝的用处不大，而《一千零一夜》是主张把世界上最美好的声音梳理成细细的长流，与颗残暴的心灵慢慢厮磨。这条长流从少女口中吐出，时时可断却居然没断，一夜极限却扩大千倍。，最后是柔弱战胜强权，美丽制伏邪恶。那个国王其实是投降了，俘虏了，爱不爱倒在其次。
一切善良都好像是传说，一切美丽都面临着杀戮，间离了看，它们毫无力量，但在白天和黑夜的交接处它们却能造成期待。正是期待，成了善良和美丽的生命线。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只要愿意听，一切都能延续，只要能够延续，一切都能改观。文明的历史，就是这样书写。民间传说的探义，真让人惊叹。[1]
《信客》作者余秋雨简介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余姚人，我国当代著名艺术理论家、文化史学者、散文家。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多年，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教授，上海写作学会会长。辞职后继续从事教学和写作。主要著作有《戏剧理论史稿》（198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艺术创造工程》（1978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文化苦旅》（1992年，知识出版社出版）、《文明的碎片》（1994年5月第1版，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秋雨散文》（1994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山居笔记》（1998年，文汇出版社出版）。1997年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入载多部世界名人录。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获上海市出版一等奖，上海市文学艺术优秀奖，台湾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金石堂最具影响力的书奖。《山居笔记》获海外华文文学最高奖──台湾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第一名。此篇《信客》选自《文化苦旅》。[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