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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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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中国当代作家李正良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教室

我出生的六十年代是困难时期,缺吃少穿是常态。我上小学了,贫穷的状况依然没有多大改变。那时候没有学前班,到了八九岁就可以背着书包去学堂

在我的记忆里,我从一年级上到五年级(当时我们这里没有六年级,没有初三,没有高三),学校搬了六个地方,前三个只有一间教室,几个年级混在一起。老师给一二三四年级轮流上,轮不到的做作业,或者听老师讲授。那时上学免费,有孩子的人家几乎都把孩子送去学校。也有极个别的例外。孩子多,家务活多,得有人承担,有家长就把孩子留在家里不上学;也有的父母觉着读书没什么用,上不上学都还是农民,没必要把时间浪费在上面。除了上学免费,上课也很随意。老师家里临时有事学生就放假,有时也会帮助老师做私事。收获季节放忙假,孩子们做不了重体力活,力所能及的事可以为大人分担些。比如打猪草,涮锅洗碗,扫地抹桌子,提水浇地等。那时候大人很辛苦,忙完地里还要忙家里,有孩子帮帮手能让他们有空闲休息。

记不清是一年级还是二年级,无意学到了高年级的部分知识,印象深刻的是有一篇课文叫“小车不倒只管推”。文章是写一个农民如何埋头苦干,后来被评上先进这样一个内容。主人翁叫王国福。王国福有句名言:“小车不倒只管推”。我对这篇课文有记忆,缘于王国福的这句名言。老师给我们上完课后,就给其他年级讲解这篇文章,在老师讲解的过程中,频次出现较高的就是“小车不倒只管推”。以至于后来好长一段时间,这句名言像是我们做游戏时喊的顺口溜,长久地留在我的记忆里,至今没有遗忘。稍显费解的是王国福为什么老是推车,除了推车他好像没别的事可干?先进这个词对于低年龄段的孩子来说比较陌生,它所蕴含的意义更不会被理解。

第一次进课堂教室是民房。主人是一对新婚小夫妻,他们家共有五间房,他们住的两间和另外的三间是隔开的,刚结婚暂时还没孩子,两个人住显大,于是匀给我们一间当教室。主人有兄弟四个,他是男孩中的老大,还有三个弟弟,一个姐姐。因为没孩子,所以没有分户,一大家子依然围在父母身边。

学校占用的是外间,他们进出要从教室经过。好在我们上课时,他们已经下地干活了,等到他们收工回来我们又放学回家了,相互之间基本没有干扰。除了这间空屋子,教室里几乎没有其他设施,一切就地取材。膝盖书桌,普通的木板涂上黑油漆挂在墙上当黑板,门前的道路就是操场。课间休息我们就在这条路上玩耍,打玻璃球,滚铁环,拴地溜子,跳绳或踢毽子。环境好坏对我们好像没什么影响。

有一名老师,是本队的。学生十几个人,也来自邻近的几个生产队。上学放学都不用跑太远的路,省去了父母不少的担心。孩子在学校偶尔出了什么状况,老师站在门前的路上喊上一嗓子即可叫来家长。我的家就在学校后排,从家里走到学校用不了太长的时间。每天从家里出来,我就背着母亲用布头为我缝制的书包晃晃悠悠地走向学校。我不会痛痛快快地一气走完这段路,一朵花,一棵草也会引起我的注意,至于蜻蜓蝴蝶这些可爱的精灵更不会放过。

记得这一年的冬天奇冷无比,像是几个冬天合在了一起。夜里下了一场大雪。第二天起床眼前一片刺目的白,整个世界单调得没了内容。通向学校的路已经被大人清扫干净,路的两侧堆着半人高的雪,走在路上就像走在电影《英雄儿女》的堑壕里。学校门被雪封住了,只有仅够一人侧身进出的缝隙。老师正在门前焦急地等待,看到孩子们,他说:今天放假。

没了课程的压力我们可着劲玩。堆雪人、打雪仗闹腾得不行,中午回家,大人还以为我们上学去了,等弄明白原委,免不了发一通牢骚,脾气坏的也会把孩子揍一顿。

到了清明节要给烈士扫墓,这项活动每年都有。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规模也越来越大,上了中学人数就更多,路途更远,形式也更庄重。而我们尚幼,排队跟在老师后面,刚开始走兴致很高,走一会有些累了,就散漫了,队伍没了队形。为烈士扫墓本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孩子却没什么道理可讲。有人在打闹,有人也会跑出队伍,老师提出警告,管几分钟,过一会儿依然如故。到了墓地,会有一位老人介绍烈士的英雄事迹,还要围着墓园走一圈,向烈士默哀,一套程序做完,扫墓活动就基本结束了。我们乐于接受这项活动,终究还是抱着出去玩的心理,当作一次野外踏青。重复着家里学校两点一线的循环早就腻了,渴望有机会到野外跑一跑,扫墓活动刚好契合这样的心愿。孩子们的心智对于美丑、善恶、真假的理念尚未建立。对他们还不能要求太多。

烈士是本村人,生前是个游击队员。牺牲那天他躲在牛房的杂草堆里。敌人的刺刀一阵乱捅,发现了他,惨遭毒手。称墓园有些夸大,一座土坟,一块水泥预制板的墓碑,上面写着烈士的名字和生卒年月。升中学前我们每年祭奠的都是这个烈士。离学校近,不用跑太远的路。

墓地周围是大片大片的麦田,麦子开始拔节,一棵棵麦苗多像是站着的农人,在春天的季节里摇曳生姿。田埂上冒出了杂色的无名野花,星星点点地点缀在麦浪中。孤独无言的墓碑立在春天的阳光里,她的沉默与土地的沉默好似有了默契。

在这所学校我们还有了一次照相的经历。因是人生的首次,我们对它很期待,不知道怎么个照法,也想看看照相机是个什么东西。在那个时候有人能想出照相这门营生绝不是件简单的事情。就是放在今天照相机也是个高档物品,不用说在五十多年前了。平时我们玩的打鸟的弹弓有二十根皮筋,一分钱能买两根,为了这二十根皮筋,我们就得从半年前开始筹备积聚能买二十根皮筋的一毛钱。从一分钱到一毛钱的过程艰难而漫长。一年到头家里很少见到钱,能从大人手里讨到一分两分零花钱,也许是一两个月,也许是三四个月。现如今,一毛钱根本不值一提。在菜市场任意地可以捡到远大于一毛钱的硬币。而在那时一毛钱会让我们茶饭不思。想想一台相机该有多少个一毛钱,这个数字让我们无法想像。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好好看看这相机,最好还能用手摸一摸。令我们失望的是照相师傅连让看一眼都不愿意,更不用说用手去摸。

第一次经历照相就不太成功,当我们用七分钱换来扑克大小的照片后才发现,把自己从照片中指认出来并不容易。我们就像一群蜜蜂围在老师身边,有人眼睛闭着,有人头歪着,也有人身体偏着。最为可笑的是老师的一缕头发被风吹起,也被照了下来,老师头上像是站着一只小燕子。成功不成功我们不会介意太多,有这样的一次经历就很满足、也很过瘾。人生就是在不断的体验中丰富着。

房东在隔壁屋里开了一个赌场,规模不大,平时就四五个人赌钱。午饭后开门,晚饭前结束。春节赌场最热闹,满屋子全是人,赌桌被围得水泄不通,为了能参与有人会从别人头上把钱扔到桌上,请他人帮着押注。四五个人玩的是纸牌,共有八十四张。每张牌比手指长,大拇指宽。正常四个人玩,五个人玩,得有一人休息,一圈下来休息的人顶上,另一个休息,依次类推。和牌时给赌场提成,行话叫“抽头”,我们这里叫“水子”。房东开赌场也是为了这么一点的蝇头小利。赌钱历来被禁止,开赌场更是违法,还是开在学校旁边,就更不该了。

这个赌场存在了好长时间,简陋的很,一张八仙桌子加几条凳子,一帮人围在一起。输赢不大,几块钱来去。半天下来给赌场的水子也就几毛钱。那时候麻将尚未流行,没有当下这么普及,只要兴致来了随时可以坐下来玩几圈。在那个什么都短缺,人人在挣扎的日子里,能在赌场里坐下来,要么是游手好闲的混混,要么是自己吃饱全家不饿的鳏寡者,要么是不顾家的懒汉。有时候我们偶尔跑进去看看,也会被轰出来,不让靠近。

有一次赌场发生了械斗。冲突双方是一男一女。男的是个瘸子,吃亏的当然是他,嘴角出了血,后背也是青一块紫一块。瘸子也真是活该,孤身一人,整天不务正业。除了赌钱没看他干过别的什么事。那时候没有吃低保这一说,孤寡老人叫五保户,由生产队集体供养,他应该也是这种类型。但五保户生产队只供给粮食不给钱,不知道他拿什么作赌资。饭点一过他拄着双拐就来了,很准时。打人的女人是个寡妇,吵架,骂街样样不差。她有三个儿子,其中有两个因为她的不务正业也学坏了,二十大几的年龄还是光棍两根。唯独长子走了正道,早早成家立业。

赌场发生了械斗之后就被取缔了。房东损失了一张八仙桌和一盏煤油灯。八仙桌在农村很常见,唯独煤油灯比较稀罕。这种灯与众不同,灯座和灯罩都是玻璃,点燃后亮度高无油烟。普通油灯光线暗,油烟大,读书写字做针线活吃力。在农村有这种灯的人家不多。值不值钱不重要,很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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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正良,现住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