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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殖列傳》是西漢史學家司馬遷創作的一篇文言文,收錄於《史記》中。這是專門記敘從事「貨殖」活動的傑出人物的類傳。也是反映司馬遷經濟思想和物質觀的重要篇章。「貨殖」是指謀求「滋生資貨財利」以致富而言。即利用貨物的生產與交換,進行商業活動,從中生財求利。

原文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為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夸矜埶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夫山西饒材、竹、穀、纑、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棻、梓、姜、桂、金、錫、連、丹沙、犀、玳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釭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

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潟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繦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

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埶益彰,失埶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昔者越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曰:「知斗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飢;火,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飢。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彊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

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嘆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硃公。硃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脩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硃公。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原憲不厭糟,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埶而益彰者乎?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穀,予之絲漆;繭出取帛絮,予之食。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

猗頓用盬鹽起。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

烏氏倮畜牧,及眾,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台。夫倮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

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傑諸侯彊族於京師。

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為邪。及秦文、、繆居雍,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公徙櫟邑,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眾,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卮、姜、丹沙、石、銅、鐵、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襃斜綰轂其口,以所多易所鮮。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為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眾,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陳西賈秦、翟,北賈種、代。種、代,石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氣,任俠為奸,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其民羯羠不均,自全晉之時固已患其僄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故楊、平陽陳掾其間,得所欲。溫、軹西賈上黨,北賈趙、中山。中山地薄人眾,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民俗懁急,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遊戲,悲歌慷慨,起則相隨椎剽,休則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為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屣,游媚貴富,入後宮,遍諸侯。

然邯鄲亦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鄭、衛。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濮上之邑徙野王,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

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雕捍少慮,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夫餘,東綰穢貉、朝鮮、真番之利。

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

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魚鹽。臨菑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眾斗,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

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齪齪。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眾,儉嗇,畏罪遠邪。及其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

夫自鴻溝以東,芒、碭以北,屬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陽亦一都會也。昔堯作成陽,舜漁於雷澤,湯止於亳。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蓄藏。

越、楚則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慮,則清刻,矜己諾。

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其俗類徐、僮。朐、繒以北,俗則齊。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闔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遊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郢之後徙壽春,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輸會也。與閩中、干越雜俗,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濕,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黃金,長沙出連、錫,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九疑、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而楊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玳瑁、果、布之湊。

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王之遺風。潁川敦願。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通武關、鄖關,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潁川,故至今謂之「夏人」。

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滷,領南、沙北固往往出鹽,大體如此矣。

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地埶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呰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眾,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

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岩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卻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鑄幣,任俠併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騖者,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閒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阬谷,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鬥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

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千畝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慚恥,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鬥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無岩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仆,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醯醬千瓨,漿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販穀糶千鍾,薪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個,其軺車百乘,牛車千兩,木器魨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卮茜千石,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雙,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糵麴鹽豉千荅,鮐{此魚}千斤,鯫千石,鮑千鈞,棗栗千石者三之,狐齗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鍾,子貸金錢千貫,節駔會,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佗雜業不中什二,則非吾財也。

請略道當世千里之中,賢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觀擇焉。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卓氏見虜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飢。民工於市,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臨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閒公子之賜與名。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纖嗇,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

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俯有拾,仰有取,貰貸行賈遍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氏也。

齊俗賤奴虜,而刀間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刀間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爵毋刀」,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

周人既纖,而師史尤甚,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賈,數過邑不入門,設任此等,故師史能致七千萬。

宣曲任氏之先,為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

塞之斥也,唯橋姚已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子錢家以為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

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田嗇、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萬。

此其章章尤異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奸而富,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

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掘業,而秦揚以蓋一州。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灑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里擊鍾。此皆誠壹之所致。

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貨殖之利,工商是營。廢居善積,倚巿邪贏。白圭富國,計然強兵。倮參朝請,女築懷清。素封千戶,卓鄭齊名。

譯文

老子說:「太平盛世到了極盛時期,雖然鄰近的國家互相望得見,雞鳴狗吠之聲互相聽得到,而各國人民卻都以自家的飲食最甘美,自己的服裝最漂亮,習慣於本地的習俗,喜愛自己所事行業,以至於老死也不互相往來。」到了近世,如果還要按這一套去辦事,那就等於堵塞人民的耳目,幾乎是無法行得通。

太史公說:神農氏以前的情況,我不了解。至於像《詩》、《書》所述虞舜、夏朝以來的情況則是人們耳目總要聽到最好聽,看到最好看的,口胃總想嘗遍各種肉類的美味,身體安於舒適快樂的環境,心中又誇耀有權勢、有才幹的光榮。統治者讓這種風氣浸染百姓,已經很久了,即使用老子的這些妙論挨門逐戶地去勸說開導,終不能感化誰。所以,最好的辦法是聽其自然,其次是隨勢引導,其次是加以教誨,再次是制定規章制度加以約束,最壞的做法是與民爭利。

太行山以西盛產木材、竹子、楮木、野麻、旄牛尾、玉石;太行山以東多有魚、鹽、漆、絲、美女;江南出產楠木、梓樹、生薑、桂花、金、錫、鉛、硃砂、犀牛、玳瑁、珠子、象牙獸皮;龍門、碣石山以北地區盛產馬、牛、羊、氈裘、獸筋獸角;銅和鐵則分布在周圍千里遠近,山中到處都是,有如棋子滿布。這是關於各地物產分布的大致情況。這些都是中國人民所喜好的,習用的穿着、飲食、養生、送死之物。所以,人們要*農民耕種,取得食物,要*虞人進山開採、漁夫下水捕捉,獲得物品,要*工匠製造,取得器具,要*商人貿易,流通貨物。這難道還需要官府發布政令,徵發百姓,限期會集嗎?人們都憑自己的才能,竭儘自己的力量,來滿足自己的欲望。所以,低價的貨物能夠高價出售,高價的貨物能夠低價購進。人們各自努力經營自己的本業,樂於從事自己的工作,就像水從高處流向低處那樣,日日夜夜沒有休止的時候,不用招喚便會自動前來,不用請求便會生產出來。這難道不是符合規律而得以自然發展的證明嗎?

《周書》里說:「農民不種田,糧食就會缺乏;工匠不做工生產,器具就會缺少;商人不做買賣,吃的、用的和錢財這三種寶物就會斷絕來路;虞人不開發山澤,資源就會短缺,資源匱乏了,山澤就不能進一步開發。」農、工、商、虞這四個方面,是人民衣食的來源。來源大則富裕,來源小則貧困;來源大了,上可以富國,下可以富家。或貧或富,沒有誰能剝奪或施予,但機敏的人總是財富有餘,而愚笨的人卻往往衣食不足。所以,姜太公被封在營丘時,那裡本來多是鹽鹼地,人煙稀少,於是姜太公便鼓勵婦女致力於紡織刺繡,極力提倡工藝技巧,又讓人們把魚類、海鹽返運到其他地區去,結果別國的人和財物紛紛流歸於齊國,就像錢串那樣,絡繹不絕,就像車輻那樣,聚集於此。所以,齊國因能製造冠帶衣履供應天下所用,東海、泰山之間的諸侯們便都整理衣袖去朝拜齊國。後來,齊國中途衰落,管仲重新修治姜太公的事業,設立管理財政的九個官府,使齊桓公得以稱霸,多次以霸主身份會合諸侯,使天下政治得到匡正;而管仲本人也有了三歸台,官位雖只是陪臣,卻比各國的君主還要富有。從此,齊國富強,一直延續到威王、宣王之時。

所以說:「糧倉充實了,百姓就會懂得禮節;衣食豐足了,百姓就會知道榮辱。」禮產生於富有,而廢棄於貧窮。因此,君子富有了,就喜好去做仁德之事;小人富有了,就會隨心所欲地做他能做的事。江河深,魚就在那裡生存;山林深,野獸就在那裡藏身;人富有了,仁義就會依附於他。富有者得了勢越發顯赫,失了勢,依附於他的賓客也便無處容身,因而心情不快。夷狄那裡,這種情況更為突出。諺語說:「家有千金的人,不會犯法受刑死於鬧事。」這不是空話。所以說:「天下之人,熙熙攘攘,都是為利而來,為利而往。」那些擁有千輛兵車的天子,享有萬戶封地的諸侯,占有百室封邑的大夫。尚且擔心貧窮,何況編入戶口冊內的普通老百姓呢!

從前,越王勾踐被圍困在會稽山上,於是任用范蠡、計然。計然說:「知道要打仗,就要做好戰備;了解貨物何時為人需求購用,才算懂得商品貨物。善於將時與用二者相對照,那麼各種貨物的供需行情就能看得很清楚。所以,歲在金時,就豐收;歲在水時,就歉收;歲在木時,就饑饉;歲在火時,就乾旱。旱時,就要備船以待澇;澇時,就要備車以待旱,這樣做符合事物發展的規律。一般說來,六年一豐收,六年一乾旱,十二年有一次大饑荒。出售糧食,每斗價格二十錢,農民會受損害;每斗價格九十錢,商人要受損失。商人受損失,錢財就不能流通到社會;農民受損害,田地就要荒蕪。糧價每斗價格最高不超過八十錢,最低不少於三十錢,那麼農民和商人都能得利。糧食平價出售,並平抑調整其他物價,關卡稅收和市場供應都不缺乏,這是治國之道。至於積貯貨物,應當務求完好牢*,沒有滯留的貨幣資金。買賣貨物,凡屬容易腐敗和腐蝕的物品不要久藏,切忌冒險囤居以求高價。研究商品過剩或短缺的情況,就會懂得物價漲跌的道理。物價貴到極點,就會返歸於*;物價*到極點,就要返歸於貴。當貨物貴到極點時,要及時賣出,視同糞土;當貨物*到極點時,要及時購進,視同珠寶。貨物錢幣的流通周轉要如同流水那樣。」勾踐照計然策略治國十年,越國富有了,能用重金去收買兵士,使兵士們衝鋒陷陣,不顧箭射石擊,就像口渴時求得飲水那樣,終於報仇雪恥,滅掉吳國,繼而耀武揚威於中原,號稱「五霸」之一。

范蠡既已協助越王洗雪了會稽被困之恥,便長嘆道:「計然的策略有七條,越國只用了其中五條,就實現了雪恥的願望。既然施用於治國很有效,我要把它用於治家。」於是,他便乘坐小船漂泊江湖,改名換姓,到齊國改名叫鴟夷子皮,到了陶邑改名叫朱公。朱公認為陶邑居於天下中心,與各地諸侯國四通八達,交流貨物十分便利。於是就治理產業,囤積居奇,隨機應變,與時逐利,而不責求他人。所以,善於經營致富的人,要能擇用賢人並把握時機。十九年期間,他三次賺得千金之財,兩次分散給貧窮的朋友和遠房同姓的兄弟。這就是所謂君子富有便喜好去做仁德之事了。范蠡後來年老力衰而聽憑子孫,子孫繼承了他的事業並有所發展,終致有了巨萬家財。所以,後世談論富翁時,都稱頌陶朱公。

子貢曾在孔子那裡學習,離開後到衛國做官,又利用賣貴買*的方法在曹國和魯國之間經商,孔門七十多個高徒之中,端木賜(即子貢)最為富有。孔子的另一位高徒原憲窮得連糟糠都吃不飽,隱居在簡陋的小巷子裡。而子貢卻乘坐四馬並轡齊頭牽引的車子,攜帶束帛厚禮去訪問、饋贈諸侯,所到之處,國君與他只行賓主之禮,不行君臣之禮。使孔子得以名揚天下的原因,是由於有子貢在人前人後輔助他。這就是所謂得到形勢之助而使名聲更加顯著吧?

白圭是西周人。當魏文侯在位時,李克正致力於開發土地資源,而白圭卻喜歡觀察市場行情和年景豐歉的變化,所以當貨物過剩低價拋售時,他就收購;當貨物不足高價索求時,他就出售。穀物成熟時,他買進糧食,出售絲、漆;蠶繭結成時,他買進絹帛綿絮,出售糧食。他了解,太歲在卯位時,五穀豐收;轉年年景會不好。太歲在午宮時,會發生旱災;轉年年景會很好。太歲在酉位時,五穀豐收;轉年年景會變壞。太歲在子位時,天下會大旱;轉年年景會很好,有雨水。太歲復至卯位時,他囤積的貨物大致比常年要增加一倍。要增長錢財收入,他便收購質次的穀物;要增長穀子石斗的容量,他便去買上等的穀物。他能不講究吃喝,控制嗜好,節省穿戴,與雇用的奴僕同甘共苦,捕捉賺錢的時機就像猛獸猛禽捕捉食物那樣迅捷。因此他說:「我干經商致富之事,就像伊尹、呂尚籌劃謀略,孫子、吳起用兵打仗,商鞅推行變法那樣。所以,如果一個人的智慧夠不上隨機應變,勇氣夠不上果敢決斷,仁德不能夠正確取捨,強健不能夠有所堅守,雖然他想學習我的經商致富之術,我終究不會教給他的。」因而,天下人談論經商致富之道都效法白圭。白圭大概是有所嘗試,嘗試而能有所成就,這不是馬虎隨便行事就能成的。

猗頓是*經營池鹽起家。而邯鄲郭縱以冶鐵成就家業,其財富可與王侯相比。

烏氏倮經營畜牧業,等到牲畜繁殖眾多之時,便全部賣掉,再購求各種奇異之物和絲織品,暗中獻給戎王。戎王以十倍於所獻物品的東西償還給他,送他牲畜,牲畜多到以山谷為單位來計算牛馬的數量。秦始皇詔令烏氏倮位與封君同列,按規定時間同諸大臣進宮朝拜。而巴郡寡婦清的先祖自得到硃砂礦,竟獨攬其利達好幾代人,家產也多得不計其數。清是個寡婦,能守住先人的家業,用錢財來保護自己,不被別人侵犯。秦始皇認為她是個貞婦而以客禮對待她,還為她修築了女懷清台。烏氏倮不過是個邊鄙之人、畜牧主,巴郡寡婦清是個窮鄉僻壤的寡婦,卻能與皇帝分庭抗禮,名揚天下,這難道不是因為他們富有嗎?

漢朝興起,天下統一,便開放關卡要道,解除開採山澤的禁令,因此富商大賈得以通行天下,交易的貨物無不暢通,他們的欲望都能滿足,漢朝政府又遷徙豪傑、諸侯和大戶人家到京城。

關中地區從汧、雍二縣以東至黃河、華山,膏壤沃野方圓千里。從有虞氏、夏後氏實行貢賦時起就把這裡作為上等田地,後來公劉遷居到邠,周太王、王季遷居岐山,文王興建豐邑,武王治理鎬京,因而這些地方的人民仍有先王的遺風,喜好農事,種植五穀,重視土地的價值,把做壞事看得很嚴重。直到秦文公、德公、穆公定都雍邑,這裡地處隴、蜀貨物交流的要道,商人很多。秦獻公遷居櫟邑,櫟邑北御戎狄,東通三晉,也有許多大商人。秦孝公和秦昭襄王治理咸陽,漢朝藉此做為都城;長安附近的諸陵,四方人、物輻湊集中於此,地方很小,人口又多,所以當地百姓越來越玩弄奇巧,從事商業。關中地區以南則有巴郡、蜀郡。巴蜀地區也是一片沃野,盛產梔子、生薑、硃砂、石材、銅、鐵和竹木之類的器具。南邊抵禦滇、僰,僰地多出僮僕。西邊鄰近邛、笮,笮地出產馬和旄牛。然而巴蜀地區四周閉塞,有千里棧道,與關中無處不通,唯有褒斜通道控扼其口,勾聯四方道路,用多餘之物來交換短缺之物。天水、隴西、北地和上郡與關中風俗相同,而西面有羌中的地利,北面有戎狄的牲畜,畜牧業居天下首位。可是這裡地勢險要,只有京城長安要約其通道。所以,整個關中之地占天下三分之一,人口也不過占天下十分之三;然而計算這裡的財富,卻占天下十分之六。

古時,唐堯定都河東晉陽,殷人定都河內殷墟,東周定都河南洛陽。河東、河內與河南這三地居於天下的中心,好像鼎的三個足,是帝王們更迭建都的地方,建國各有數百年乃至上千年,這裡土地狹小,人口眾多,是各國諸侯集中聚會之處,所以當地民俗為小氣儉省,熟悉世故。楊與平陽兩邑人民,向西可到秦和戎狄地區經商,向北可到種、代地區經商。種、代在石邑以北,地*匈奴,屢次遭受掠奪。人民崇尚強直、好勝,以扶弱抑強為己任,不願從事農商諸業。但因鄰近北方夷狄,軍隊經常往來,中原運輸來的物資,時有剩餘。當地人民強悍而不務耕耘,從三家尚未分晉之時就已經對其慓悍感到憂慮,而到趙武靈王時就更加助長了這種風氣,當地習俗仍帶有趙國的遺風。所以楊和平陽兩地的人民經營馳逐於其間,能得到他們所想要的東西。溫、軹地區的人民向西可到上黨地區經商,向北可到趙、中山一帶經商。中山地薄人多,在沙丘一帶還有紂王留下的殷人後代,百姓性情急躁,仰仗投機取巧度日謀生。男子們常相聚遊戲玩耍,慷慨悲聲歌唱,白天糾合一起殺人搶劫,晚上挖墳盜墓、製作贗品、私鑄錢幣;多有美色男子,去當歌舞藝人。女子們常彈奏琴瑟,拖着鞋子,到處遊走,向權貴富豪獻媚討好,有的被納入後宮,遍及諸侯之家。

然而邯鄲也是漳水、黃河之間的一個都市。北面通燕、涿,南面有鄭、衛。鄭、衛風俗與趙相似,但因地*梁、魯,稍顯莊重而又注重節操。衛君曾從濮上的帝丘遷徙到野王,野王地區民俗崇尚氣節,扶弱抑強,這是衛國的遺風。

燕國故都薊也是渤海、碣石山之間的一個都市。南面通齊、趙,東北面與胡人交界。從上谷到遼東一帶,地方遙遠,人口稀少,屢次遭侵擾,民俗大致與趙、代地區相似,而百姓迅速捷兇悍,不愛思考問題,當地盛產魚、鹽、棗、栗。北面鄰近烏桓、夫余,東面處於控扼穢貊、朝鮮、真番的有利地位。

洛陽東去可到齊、魯經商,南去可到梁、楚經商。所以泰山南部是魯國故地,北部是齊國故地。

齊地被山海環抱,方圓千里一片沃土,適宜種植桑麻,人民多有彩色絲稠、布帛和魚鹽。臨淄也是東海與泰山之間的一個都市。當地民俗從容寬厚,通情達理,而又足智多謀,愛發議論,鄉土觀念很重,不易浮動外流,怯於聚眾鬥毆,而敢於暗中傷人,所以常有劫奪別人財物者,這是大國的風尚。這裡士、農、工、商、賈五民俱備。

而鄒、魯兩地濱臨洙水、泗水,還保存着周公傳留的風尚,民俗喜好儒術,講究禮儀,所以當地百姓小心拘謹。頗多經營桑麻產業,而沒有山林水澤的資源。土地少,人口多,人們節劍吝嗇,害怕犯罪,遠避邪惡。等到衰敗之時,人們愛好經商追逐財利,比周地百姓還厲害。

從鴻溝以東,芒山、碭山以北,直到巨野,這是過去梁、宋的地方。陶邑、睢陽也是都會。以前,唐堯興起於成陽,虞舜在雷澤打過魚,商湯曾定都於毫。這裡的民俗還存有先王遺風,寬厚莊重,君子很多,喜好農事,雖然沒有富饒的山河物產,人們卻能省吃儉用,以求得財富的積蓄。

越、楚地帶有西楚、東楚和南楚三個地區的不同風俗。從淮北沛郡到陳郡、汝南、南郡,這是西楚地區。這裡民俗慓悍輕捷,容易發怒,土地貧瘠,少有蓄積。江陵原為楚國國都,西通巫縣、巴郡,東有雲夢,物產富饒。陳在楚、夏交接之處,流通魚鹽貨物,居民多經商。徐、僮、取慮一帶的居民清廉苛嚴,信守諾言。

彭城以東,包括東海、吳、廣陵一帶,這是東楚地區。這裡風俗與徐、僮一帶相似。朐、繒以北,風俗與齊地相同。浙江以南風俗與越地相同。吳地從吳王闔閭、楚春申君和漢初吳王劉濞招致天下喜好遊說的子弟以來,東有豐富的海鹽,以及章山的銅礦,三江五湖的資源,也是江東的一個都市。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一帶是南楚地區。這裡風俗與西楚地區大體相似。楚失郢都後,遷都壽春,壽春也是一個都市。而合肥縣南有長江,北有淮河,是皮革、鮑魚、木材匯聚之地。因與閩中、于越習俗混雜,所以南楚居民善於辭令,說話乖巧,少有信用。江南地方地勢低下,氣候潮濕,男子壽命不長。竹木很多。豫章出產黃金,長沙出產鉛、錫。但礦產蘊藏量極為有限,開採所得不足以抵償支出費用。九疑山、蒼梧以南至儋耳,與江南風俗大體相同,其中混雜着許多楊越風俗。番禺也是當地的一個都市,是珠璣、犀角、玳瑁、水果、葛布之類的集中地。

潁川、南陽是原夏朝人居住之地。夏人為政崇尚忠厚樸實,還有先王傳留下來的風尚。潁川人敦厚老實。秦朝末年,曾經遷徙不法之民到南陽。南陽西通武關、鄖關,東南面臨漢水、長江、淮水。宛也是一個都市。當地民俗混雜,好事。多以經商為業。居民以抑強扶弱為己任,與潁川地區相交往,所以直到現在還被稱做「夏人」。

天下物產各地不均,有少有多,民間習俗各有不同,山東地區吃海鹽,山西地區吃池鹽,嶺南和大漠以北本來也有許多地方出產鹽,這方面情況大體如此。

總而言之,楚越地區,地廣人稀,以稻米為飯,以魚類為菜,刀耕火種,水耨除草,瓜果螺蛤,不須從外地購買,便能自給自足。地形有利,食物豐足,沒有饑饉之患,因此人們苟且偷生,沒有積蓄,多為貧窮人家。所以,江淮以南既無挨餓受凍之人,也無千金富戶。沂水、泗水以北地區,適合種植五穀桑麻,飼養六畜,地少人多,屢次遭受水旱災害,百姓喜好積蓄財物,所以秦、夏、梁、魯地區勤於農業而重視勞力。三河地區以及宛、陳等地也是這樣,再加上經商貿易。齊、趙地區的居民聰明靈巧,*投機求財利。燕、代地區的居民能種田、畜牧,並且養蠶。

由此看來,賢能之人在朝廷上出謀劃策,論辯爭議,守信盡節及隱居深山之士自命清高,保全名聲,他們究竟都是為着什麼呢?都是為了財富。因此,為官清廉就能長久做官,時間長了,便會更加富有;商人買賣公道,營業發達,就能多賺錢而致富。求富,是人們的本性,用不着學習,就都會去追求。所以,壯士在軍隊中,打仗時攻城先登,遇敵時衝鋒陷陣,斬將奪旗,冒着箭射石擊,不避赴湯蹈火,艱難險阻,是因為重賞的驅使。那些住在鄉里的青少年,殺人埋屍,攔路搶劫,盜掘墳墓,私鑄錢幣,偽托俠義,侵吞霸占,藉助同夥,圖報私仇,暗中追逐掠奪,不避法律禁令,往死路上跑如同快馬奔馳,其實都是為了錢財罷了。如今趙國、鄭國的女子,打扮得漂漂亮亮,彈着琴瑟,舞動長袖,踩着輕便舞鞋,用眼挑逗,用心勾引,出外不遠千里,不擇年老年少,招來男人,也是為財利而奔忙。遊手好閒的貴族公子,帽子寶劍裝飾講究,外出時車輛馬匹成排結隊,也是為大擺富貴的架子。獵人漁夫,起早貪黑,冒着霜雪,奔跑在深山大谷,不避猛獸傷害,為的是獲得各種野味。進出賭場,鬥雞走狗,個個爭得面紅耳赤,自我誇耀,必定要爭取勝利,是因為重視輸贏。醫生方士及各種*技藝謀生的人,勞神過度,極盡其能,是為了得到更多的報酬。官府吏士,舞文弄墨,私刻公章,偽造文書,不避斫腳殺頭,這是由於陷沒在他人的賄賂之中。至於農、工、商、賈儲蓄增殖,原本就是為了謀求增添個人的財富。如此絞盡腦汁,用盡力量地索取,終究是為了不遺餘力地爭奪財物。

諺語說:「販柴的不出一百里,販糧的不出一千里。」在某地住上一年,就要種植穀物;住上十年,就要栽種樹木;住上百年,就應招來德行。所謂德,就是人的才德名望和財物。現在有些人,沒有官職俸祿或爵位封地收入,而生活歡樂富有,可與有官爵者相比,被稱做「素封」。有封地的人享受租稅,每戶每年繳入二百錢。享有千戶的封君,每年租稅收入可達二十萬錢,朝拜天子、訪問諸侯和祭祀饋贈,都要從這裡開支。普通百姓如農、工、商、賈,家有一萬錢,每年利息可得二千錢,擁有一百萬錢的人家,每年可得利息二十萬錢,而更徭租賦的費用要從這裡支出。這種人家,就能隨心所欲地吃喝玩樂了。所以說陸地牧馬五十匹,養牛一百六、七十頭,養羊二百五十隻,草澤里養豬二百五十口,水中占有年產魚一千石的魚塘,山里擁有成材大樹一千株。安邑有千株棗樹;燕、秦有千株栗子樹;蜀郡、漢水、江陵地區有千株橘樹;淮北、常山以南和黃河、濟水之間有千株楸樹;陳、夏有千畝漆樹;齊、魯有千畝桑麻;渭川有千畝竹子;還有名揚國內、萬戶人家的都城,郊外有畝產一鐘的千畝良田,或者千畝梔子、茜草,千畦生薑、韭菜:諸如此類的人,其財富都可與千戶侯的財富相等。然而這些成為富足的資本,人們不用到市上去察看,不用到外地奔波,坐在家中即可不勞而獲,身有處士之名,而取用豐足。至於那些貧窮人家,父母年老,妻子兒女瘦弱不堪,逢年過節無錢祭祀祖宗鬼神、贈人路費、聚集飲食,吃喝穿戴都難以自足,如此貧困,還不感到羞愧,那就沒有什麼可比擬的了。所以,沒有錢財只能出賣勞力,稍有錢財便玩弄智巧,已經富足便爭時逐利,這是常理。如今謀求生計,誰能不冒生命危險,即可取得所需物品,那就應受到賢人的鼓勵。所以,*從事農業生產而致富為上,*從事商工而致富次之,*玩弄智巧、甚至違法而致富是最低下的。沒有深居山野不肯做官的隱士之行,而長期處於貧*地位,妄談仁義,也足以值得羞愧了。

凡是編戶的百姓,對於財富比自己多出十倍的人就會低聲下氣,多出百倍的就會懼怕人家,多出千倍的就會被人役使,多出萬倍的就會為人奴僕,這是事物的常理。要從貧窮達到富有,務農不如做工,做工不如經商,刺繡織綿不如倚門賣笑,這裡所說的經商末業,是窮人致富憑藉的手段。在交通發達的大都市,每年釀一千瓮酒,一千缸醋,一千甔飲漿,屠宰一千張牛羊豬皮,販賣一千鍾穀物,一千車柴草,總長千丈的船隻,一千株木材,一萬棵竹竿,一百輛馬車,一千輛牛車,一千件塗漆木器,一千鈞銅器,一千擔原色木器、鐵器及染料,二百匹馬,二百五十頭牛,一千隻豬羊,一百個奴隸,一千斤筋角、丹砂,一千鈞綿絮、細布,一千匹彩色絲綢,一千擔粗布、皮革,一千斗漆,一千瓶酒麴、鹽豆豉,一千斤鮐魚、鮆魚,一千石小雜魚,一千鈞醃鹹魚,三千石棗子、粟子,一千件狐貂皮衣,一千石羔羊皮衣,一千條毛氈毯,以及一千種水果蔬菜,還有一千貫放高利貸的資金,促成牲畜交易的掮客或貪心的商人獲利十分之三,廉正的商人獲利十分之五,這一類人也可與千乘之家相比,這是大概的情況。至於其他雜業,如果利潤不足十分之二,那就不是我說的好的致富行業。

請讓我簡略說明當代千里範圍內那些賢能者之所以能夠致富的情況,以便使後世的人得以考察選擇。

蜀地卓氏的祖先是趙國人,*冶鐵致富。秦國擊敗趙國時,遷徙卓氏,卓氏被虜掠,只有他們夫妻二人推着車子,去往遷徙地方。其他同時被遷徙的人,稍有多餘錢財,便爭着送給主事的官吏,央求遷徙到近處,近處是在葭萌縣。只有卓氏說:「葭萌地方狹小,土地瘠薄,我聽說汶山下面是肥沃的田野,地里長着大芋頭,形狀象蹲伏的鴟鳥,人到死也不會挨餓。那裡的百姓善於交易,容易做買賣。」於是就要求遷到遠處,結果被遷移到臨邛,他非常高興,就在有鐵礦的山裡熔鐵鑄械,用心籌劃計算,財勢壓倒滇蜀地區的居民,以至富有到奴僕多達一千人。他在田園水池盡享射獵遊玩之樂,可以比得上國君。

程鄭是從太行山以東遷徙來的降民,也經營冶鑄業,常把鐵器製品賣給西南地區少數民族,他的財富與卓氏相等,與卓氏同住在臨邛。

宛縣孔氏的先祖是梁國人,以冶鐵為業。秦國攻伐魏國後,把孔氏遷到南陽。他便大規模地經營冶鑄業,並規劃開闢魚塘養魚,車馬成群結隊,並經常游訪諸侯,藉此牟取經商發財的便利,博得了游閒公子樂施好賜的美名。然而他贏利很多,大大超出施捨花費的那點錢,勝過吝嗇小氣的商人,家中財富多達數千金,所以,南陽人做生意全部效法孔氏的從容穩重和舉止大方。

魯地民俗節儉吝嗇,而曹邴氏尤為突出,他*冶鐵起家,財富多達幾萬錢。然而,他家父兄子孫都遵守這樣的家規:低頭抬頭都要有所得,一舉一動都要不忘利。他家租賃、放債、做買賣遍及各地。由於這個緣故,鄒魯地區有很多人丟棄儒學而追求發財,這是受曹邴氏的影響。

齊地風俗是鄙視奴僕,而刀間卻偏偏重視他們。兇惡狡猾的奴僕是人們所擔憂的,唯有刀間收留使用,讓他們追逐漁鹽商業上的利益,或者讓他們乘坐成隊的車馬,去結交地方官員,並且更加信任他們。刀間終於獲得他們的幫助,致富達數千萬錢。所以有人說:「與其出外求取官爵,不如在刀家為奴」,說的就是刀間能使豪奴自身富足而又能為他竭盡其力。

周地居民原本就很吝嗇,而師史尤為突出,他以車載貨返運賺錢,車輛數以百計,經商於各郡諸侯之中,無所不到。洛陽道處齊、秦、楚、趙等國的中心,街巷的窮人在富家學做生意,常以自己在外經商時間長相互誇耀,屢次路過鄉里也不入家門。因能籌劃任用這樣的人,所以師史能致富達七千萬錢。

宣曲任氏的先祖,是督道倉的守吏。秦朝敗亡之時,豪傑全都爭奪金銀珠寶,而任氏獨自用地窖儲藏米粟。後來,楚漢兩軍相持於滎陽,農民無法耕種田地,米價每石漲到一萬錢,任氏賣谷大發其財,豪傑的金銀珠寶全都歸於任氏,任氏因此發了財。一般富人都爭相奢侈,而任氏卻屈己從人,崇尚節儉,致力於農田畜牧。田地、牲畜,一般人都爭着低價買進,任氏卻專門買進貴而好的。任家數代都很富有。但任氏家約規定,不是自家種田養畜得來的物品不穿不吃,公事沒有做完自身不得飲酒吃肉。以此做為鄉里表率,所以他富有而皇上也尊重他。

邊疆地區開拓之際,只有橋姚取得馬千匹,牛二千頭,羊一萬隻,粟以萬鍾計算。

吳楚七國起兵反叛漢朝中央朝廷時,長安城中的列侯封君要從軍出征,需借貸有息之錢,高利貸者認為列侯封君的食邑都國均在關東,而關東戰事勝負尚未決定,沒有人肯把錢貸給他們。只有無鹽氏拿出千金放貸給他們,其利息為本錢的十倍。三個月後,吳楚被平定。一年之中,無鹽氏得到十倍於本金的利息,以此富致與關中富豪相匹敵。

關中地區的富商大賈,大都是姓田的那些人家,如田嗇、田蘭。還有韋家栗氏、安陵和杜縣的杜氏,家產也達萬萬錢。

以上這些人都是顯赫有名、與眾不同的人物。他們都不是有爵位封邑、俸祿收入或者*舞文弄法、作*犯科而發財致富的,全是*推測事理,進退取捨,隨機應變,獲得贏利,以經營商工末業致富,用購置田產從事農業守財,以各種強有力的手段奪取一切,用法律政令等文字方式維持下去,變化多端大略如此,所以是值得記述的。至於那些致力於農業、畜牧、手工、山林、漁獵或經商的人,憑籍權勢和財利而成為富人,大者壓倒一郡,中者壓倒一縣,小者壓倒鄉里,那更是多得不可勝數。

精打細算、勤勞節儉,是發財致富的正路,但想要致富的人還必須出奇制勝。種田務農是笨重的行業,而秦楊卻*它成為一州的首富。盜墓本來是犯法的勾當,而田叔卻*它起家。賭博本來是惡劣的行徑,而桓發卻*它致富。行走叫賣是男子漢的卑鄙行業,而雍樂成卻*它發財。販賣油脂是恥辱的行當,而雍伯*它掙到了千金。賣水漿本是小本生意,而張氏*它賺了一千萬錢。磨刀本是小手藝,而郅氏*它富到列鼎而食。賣羊肚兒本是微不足道的事,而濁氏*它富至車馬成行。給馬治病是淺薄的小術,而張里*它富到擊鐘佐食。這些人都是由於心志專一而致富的。

由此看來,致富並不*固定的行業,而財貨也沒有一定的主人,有本領的人能夠集聚財貨,沒有本領的人則會破敗家財。有千金的人家可以比得上一個都會的封君,有巨萬家財的富翁便能同國君一樣的享樂。這是否所謂的「素封」者?難道不是嗎?[1]

作品出處

本文出自《史記》。

《史記》是西漢著名史學家司馬遷撰寫的一部紀傳體史書,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被列為「二十四史」之首,該書記載了從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期,到漢武帝元狩元年,長達3000多年的歷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與後來的《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合稱「前四史」。《史記》被列為「二十四史」之首,與《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合稱「前四史」,對後世史學和文學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其首創的紀傳體編史方法為後來歷代「正史」所傳承。被公認為是中國史書的典範。[2]

作者簡介

司馬遷(約公元前145或前135年—?),字子長,夏陽(在今陝西韓城西南)人。出身史學世家,父親司馬談官至太史令。司馬遷繼承父親太史令的職位後,得以飽覽朝廷藏書,又隨漢武帝到各地巡遊,增長了見識;他同時開始着手整理史料,以完成父親寫一部「名主賢君、忠臣死義之事」的通史的遺願。漢武帝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司馬遷因上疏為李陵辯護觸怒武帝,被處以宮刑。受此大辱,司馬遷憤不欲生,但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決心「隱忍苟活」。出獄後任中書令,繼續發憤著書,完成了被魯迅先生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名著《史記》。 [3]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