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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重令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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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重令》是春秋时期军事家管仲创作的一篇散文。管子一书是稷下道家推尊管仲之作的集结, 即以此为稷下之学的管子学派。《汉书·艺文志》将其列入子部道家类 ,《隋书·经籍志》列入法家类。《四库全书》将其列入子部法家类。书篇幅宏伟,内容复杂,思想丰富,是研究中国古代特别是先秦学术文化思想的重要典籍

原文

凡君国之重器,莫重于令。令重则君尊,君尊则国安;令轻则君卑,君卑则国危。故安国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严罚。罚严令行,则百吏皆恐;罚不严,令不行,则百吏皆喜。故明君察于治民之本,本莫要于令。故曰:亏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从令者死。五者死而无赦,唯令是视。故曰:令重而下恐。 为上者不明,令出虽自上,而论可与不可者在下。夫倍上令以为威,则行恣于己以为私,百吏奚不喜之有?且夫令出虽自上,而论可与不可者在下,是威下系于民也。威下系于民,而求上之毋危,不可得也。令出而留者无罪,则是教民不敬也。令出而不行者毋罪,行之者有罪,是皆教民不听也。令出而论可与不可者在官,是威下分也。益损者毋罪,则是教民邪途也。如此,则巧佞之人,将以此成私为交;比周之人,将以此阿党取与;贪利之人,将以此收货聚财;懦弱之人,将以此阿贵事富便辟;伐矜之人,将以此买誉成名。故令一出,示民邪途五衢,而求上之毋危,下之毋乱,不可得也。

菽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饥饿之色,而工以雕文刻镂相稚也,谓之逆。布帛不足,衣服毋度,民必有冻寒之伤,而女以美衣锦绣綦组相稚也,谓之逆。万乘藏兵之国,卒不能野战应敌,社稷必有危亡之患,而士以毋分役相稚也,谓之逆。爵人不论能,禄人不论功,则士无为行制死节,而群臣必通外请谒,取权道,行事便辟,以贵富为荣华以相稚也,谓之逆。

朝有经臣,国有经俗,民有经产。何谓朝之经臣?察身能而受官,不诬于上;谨于法令以治,不阿党;竭能尽力而不尚得,犯难离患而不辞死;受禄不过其功,服位不侈其能,不以毋实虚受者,朝之经臣也。何谓国之经俗?所好恶不违于上,所贵贱不逆于令;毋上拂之事,毋下比之说,毋侈泰之养,毋逾等之服;谨于乡里之行,而不逆于本朝之事者,国之经俗也。何谓民之经产?畜长树艺,务时殖谷,力农垦草,禁止末事者,民之经产也。故曰:朝不贵经臣,则便辟得进,毋功虚取;奸邪得行,毋能上通。国不服经俗,则臣下不顺,而上令难行。民不务经产,则仓廪空虚,财用不足。便辟得进,毋功虚取,奸邪得行,毋能上通,则大臣不和。臣下不顺,上令难行,则应难不捷。仓廪空虚,财用不足,则国毋以固守。三者见一焉,则敌国制之矣。

故国不虚重,兵不虚胜,民不虚用,令不虚行。凡国之重也,必待兵之胜也,而国乃重。凡兵之胜也,必待民之用也,而兵乃胜;凡民之用也,必待令之行也,而民乃用。凡令之行也,必待近者之胜也,而令乃行。故禁不胜于亲贵,罚不行于便辟,法禁不诛于严重,而害于疏远,庆赏不施于卑贱,二三而求令之必行,不可得也。能不通于官受,禄赏不当于功,号令逆于民心,动静诡于时变,有功不必赏,有罪不必诛,令焉不必行,禁焉不必止,在上位无以使下,而求民之必用,不可得也。将帅不严威,民心不专一,阵士不死制,卒士不轻敌,而求兵之必胜,不可得也。内守不能完,外攻不能服,野战不能制敌,侵伐不能威四邻,而求国之重,不可得也。德不加于弱小,威不信于强大,征伐不能服天下,而求霸诸侯,不可得也。威有与两立,兵有与分争,德不能怀远国,令不能一诸侯,而求王天下,不可得也。

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然而与危亡为邻矣。天道之数,人心之变。天道之数,至则反,盛则衰。人心之变,有余则骄,骄则缓怠。夫骄者,骄诸侯,骄诸侯者,诸侯失于外;缓怠者,民乱于内。诸侯失于外,民乱于内,天道也。此危亡之时也。若夫地虽大,而不并兼,不攘夺;人虽众,不缓怠,不傲下;国虽富,不侈泰,不纵欲;兵虽强,不轻侮诸侯,动众用兵必为天下政理,此正天下之本而霸王之主也。

凡先王治国之器三,攻而毁之者六。明王能胜其攻,故不益于三者,而自有国、正天下。乱王不能胜其攻,故亦不损于三者,而自有天下而亡。三器者何也?曰:号令也,斧钺也,禄赏也。六攻者何也?曰:亲也,贵也,货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号令毋以使下,非斧钺毋以威众,非禄赏毋以劝民。六攻之败何也?曰:虽不听,而可以得存者;虽犯禁,而可以得免者;虽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凡国有不听而可以得存者,则号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则斧钺不足以威众;有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则禄赏不足以劝民。号令不足以使下,斧钺不足以威众,禄赏不足以劝民,若此,则民毋为自用。民毋为自用,则战不胜;战不胜,而守不固;守不固,则敌国制之矣。然则先王将若之何?曰,不为六者变更于号令,不为六者疑错于斧钺,不为六者益损于禄赏。若此,则远近一心;远近一心,则众寡同力;众寡同力;则战可以必胜,而守可以必固。非以并兼攘夺也,以为天下政治也,此正天下之道也。

作品译文

凡属统治国家的重要手段,没有比法令更重要的。法令威重则君主尊严,君主尊严则国家安定;法令没有力量则君主低贱,君主低贱则国家危险。所以,安国在于尊君,尊君在于行令,行令在于严明刑罚。刑罚严、法令行,则百官畏法尽职;刑罚不严、法令不行,则百官玩忽职守。因此,英明的君主明察治民的根本,根本没有比法令更要紧的。所以说:删减法令者,处死;增添法令者,处死;不执行法令者,处死;扣压法令者,处死;不服从法令者,处死。这五种情况都应是死罪无赦,一切都只看法令行事。所以说:法令有力量,下面就畏惧了。   

君主若昏庸不明,法令虽然由上面制定,而议论其是否可行的权限就落到下面了。凡是能违背君令以自揽权威的,就可以达到为个人而肆意妄为的目的,百官哪有不玩忽职守的呢?况且,法令虽然由上面制定,而议论其是否可行却取决于下面,这就是君主的权威被下面的人牵制了。权威被下面的人们牵制,而希望君主没有危险,是办不到的。法令发出,而扣压者无罪,这就是让人不尊敬君主;法令发出,而不执行者无罪,执行的有罪,这就是让人不听从君主;法令发出,而论其是否可行之权在百官,这就是君权下分;擅自增删法令者无罪,这就是让人们寻找邪路。照此下去,诡诈奸侯的人们将由此勾结营私;善于结党的人们,将由此党同伐异;贪利的人们,将由此收贿聚财;懦弱的人们,将由此逢迎富人贵者,并趋奉国君左右的小臣;骄矜自夸的人们,将由此沽名钓誉以成其虚名。所以,法令一出,就给人敞开五条邪路,而想要君主不危亡,臣下不作乱,是办不到的。   

粮食不足,奢侈品生产不禁止,人们必定要挨饿,而工匠们还以雕木镂金相夸耀,这就叫作“逆”。布帛不足,衣服却没有节制,人民一定要受冻,而女人们还以衣着美丽、锦绣纂组相夸耀,这就叫作“逆”。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士卒不能野战应敌,国家一定有危亡之患,而武士们还以免服兵役相夸耀,这就叫作“逆”。不按才能授官,不按功劳授禄,武士们就不肯执行命令、为国牺牲,而大臣们还一定要交结外国、实行权术、趋奉君侧小臣,以升官发财为光荣来互相夸耀,这也叫作“逆”。   

朝廷要有“经臣”,国家要有“经俗”,人民要有“经产”。什么叫作朝廷的“经臣”呢?按个人能力接受官职,不欺骗君主;严肃执行法令治理国家,不袒护私党;竭尽能力办事,不追求私利;遇到国家患难,不贪生怕死;受禄不超过自己的功劳,官位不超过自己的才能,不平白领受禄赏的,就是朝廷的经臣。什么叫作国家的“经俗”呢?人们的喜好和厌恶,不违背君主的标准;重视和轻视的事情,不违背法令的规定;不做与君主意见相反的事,不说偏、袒下级的话,不过奢侈的生活,没有越级的服用;在乡里要有谨慎的行为,而不违背本朝政事的,就是国家的经俗。什么叫作人民的“经产”呢?饲养牲畜,搞好种植,注意农时,增产粮食,努力农事,开垦荒地,而禁止奢侈品的生产,就是人民的经产。所以说,朝廷不重视经臣,则嬖臣得进,无功者空得官禄;奸邪得逞,无能者混入上层。国家不施行经俗,则臣下不顺,而君令难以推行。人民不注重经产,则仓凛空虚,财用不足。嬖臣得进,无功者空得官禄,奸邪得逞,无能者混入上层,这就会造成大臣的不和。臣下不顺,君令难行,在国家应付危难的时候,就难得取胜。仓凛空虚,财用不足,国家就不能固守。三种情况出现一种,国家就将被敌国控制了。   

所以,国家不是凭空就能强大的,军队不是凭空就能打胜仗的,人民不是凭空就能服从使用的,法令不是凭空就能贯彻下去的。凡是国家的强大,一定要依靠军队能打胜仗,然后,国家才能强大。凡是军队打胜仗,一定要依赖人民服从使用,然后,军队才能打胜仗。凡是人民服从使用。一定要法令贯彻下去,然后人民才能服从使用。凡是法令的贯彻,必须使君主所亲近的人遵守,然后,法令才能贯彻下去。所以,禁令不能制服亲者和贵者,刑罚不肯加于君侧的嬖臣,法律禁令不惩罚罪行严重者,只加害于疏远者,庆赏不肯给予出身低贱的人们,这样,还指望法令一定贯彻下去,是办不到的。有能力的人不使之进入官府,受禄赏的人不符合本人功绩,所发号令违背民心,各项措施不合时代潮流,对有功的不坚决行赏,对有罪的不坚决惩办,出令不能必行,有禁不能必止,身在上位没有办法役使臣下,还指望人民一定服从使用,是办不到的。将帅没有治军的威严,民心不能专一于抗战,临阵的将士不肯死于军令,士卒不敢蔑视敌人,还指望军队一定能打胜仗,是办不到的。对内固守不能保持国土完整,对外攻战不能征服对方,野战不能克制敌军,侵伐不能威震四邻,还指望国家强大,是办不到的。德惠没有施加于弱小的国家,威望不能取信于强大的国家,征伐不能制服天下,还指望称霸诸侯,是办不到的。论国威,有和自己并立的对象;论军事,有和自己抗争的敌军;德惠不能笼络远方的国家,号令不能统一众多的诸侯,还指望称王天下,是办不到的。   

地大国富,人众兵强,这自然是称霸、称王的根本。然而,至此也就与危亡接近了。天道的规律和人心的变化就是这样的:就天道的规律说,事物发展到尽头则走向反面,发展到极盛则走向衰落;就人心的变化说,富有了,则产生骄傲,骄傲则松懈怠惰。这里所说的“骄傲”,指的是对各国诸侯的骄傲。对各国诸侯骄傲,在国外就脱离了各诸侯国;而松懈怠惰的结果,又将在国内造成人民的叛乱。在国外脱离诸侯,在国内人民叛乱,这正是天道的体现,也正是走到危亡的时刻了。假使国土虽大而不进行兼并与掠夺,人口虽多而不松懈、怠情与傲视臣民,国家虽富而不奢侈纵欲,兵力虽强而不轻侮诸侯,即使有军事行动也都是为伸张天下的正理,这才是匡正天下的根本,而可成为霸、王之业的君主。   

先代君主治国的手段有三个,遇到破坏和毁灭国家的因素则有六个。英明的君主能够克服其六个破坏因素,所以,治国手段虽然不超过三个,却能够保有国家,而匡正天下。昏乱的君主不能克服六个破坏因素,所以,治国手段虽然不少于三个,却是有了天下而终于灭亡。三种手段是什么?就是:号令、刑罚、禄赏。六种破坏因素是什么?就是:亲者、贵者、财货、美色、奸佞之臣和玩好之物。三种手段的用途在哪里?回答是:没有号令无法役使臣民,没有刑罚无法威服群众,没有禄赏无法鼓励人民。六个破坏因素的败坏作用在哪里?回答是:虽不听君令,也可以平安无事;虽触犯禁律也可以免于刑罚;虽没有功绩也可以捞得财富。凡是国家有不听君令而照样平安无事的,号令就不能推动臣民;有触犯禁律而免于刑罚的,刑罚就不能威服群众;有无功而捞得财富的,禄赏就不能鼓励人民。号令不足以推动臣民,刑罚不足以威服群众,禄赏不足以鼓励人民,这样,人民就不肯为君主效力了。人民不肯为君主效力,作战就不能取胜;作战不胜,国防就不巩固;国防不巩固,敌国就来控制了。那么,先代君主对此是怎样处理的呢?回答是:不因为上述六个因素而变更号令,不因为上述六个因素而疑虑或废置刑罚,不因为上述六个因素而增加或减少禄赏。这样一来,就可以做到远近一心了;远近一心,就可以达到众寡同力了;众寡同力,就可以做到作战必胜、防守必固了。所有这些都不是为侵吞和掠夺别国,而为的是把天下政事治理好,这正是匡正天下的原则。 [1]

作者简介

管仲(前719一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谥敬,被称为管子、管夷吾、管敬仲,华夏族,颍上(今安徽省颍上县)人,周穆王的后代。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经济学家、改革家。管仲的著作今称《管子》,内容涵盖各种学术,是后世道家、儒家、名家、法家、农家、兵家、阴阳家等等多家学术思想源头[2]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