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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的梦》是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孙犁的散文。

目录

作品欣赏

在绘画一事上,我想,没有比我更笨拙的了。和纸墨打了一辈子交道,也常常在纸上涂抹,直到晚年,所画的小兔、老鼠等等小动物,还是不成样子,更不用说人体了。这是我屡屡思考,不能得到解答的一个谜。

我从小就喜欢画。在农村,多么贫苦的人家,在屋里也总有一点点美术。人天生就是喜欢美的。你走遍多少人家,便可以欣赏到多少形式不同的、零零碎碎、甚至残缺不全的画。

那或者是窗户上的一片红纸花,或者是墙壁上的几张连续的故事画,或者是贴在柜上的香烟盒纸片,或者是人已经老了,在青年结婚时,亲朋们所送的麒麟送子“中堂”。

这里没有画廊,没有陈列馆,没有画展。要得到这种大规模的,能饱眼福的欣赏机会,就只有年集。年集就是新年之前的集市,赶年集和赶庙会,是童年时代最令人兴奋的事。

在年集上,买完了鞭炮,就可以去看画了。那些小贩,把他们的画张挂在人家的闲院里,或是停放大车的门洞里。看画的人多,买画的人少,他并不见怪,小孩们他也不撵,很有点开展览会的风度。他同时卖神像,例如“天地”、“老爷”、“灶马”之类。神画销路最大,因为这是每家每户都要悬挂供奉的。

我在童年时,所见的画,还都是木板水印,有单张的,有联四的。稍大时,则有了石印画,多是戏剧,把梅兰芳印上去,还有娃娃京戏,精采多了。等我离开家乡,到了城市,见到的多是所谓月份牌画,印刷技术就更先进了,都是时装大美人儿。

在年集上,一位年岁大的同学,曾经告诉我:“你如果去捅一下卖画人的屁股,他就会给你拿出一种叫做“手卷”的秘画,也叫“山西灶马”,好看极了。

我听来,他这些说法,有些不经,也就没有去尝试。

我没有机会欣赏更多的、更高级的美术作品,我所接触的,只能说是民间的、低级的。但是,千家万户的年画,给了我很多知识,使我知道了很多故事,特别是戏曲方面的故事。

后来,我学习文学,从书上,从杂志上,看到一些美术作品。就在我生活最不安定,最困难的时候,我的书箱里,我的案头,我的住室墙壁上,也总有一些画片。它们大多是我从杂志上裁下的。

对于我钦佩的人物,比如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比如鲁迅,比如丁玲同志,比如阮玲玉,我都保存了他们的很多照片或是画像。

进城以后,本来有机会去欣赏一些名画,甚至可以收集一些名人的画了。但是,因为我外行,有些吝啬,又怕和那些古董商人打交道,所以没有做到。有时花很少的钱,在早市买一两张并非名人的画,回家挂两天,厌烦了,就卖给收破烂的,于是这些画就又回到了早市去。

一九六一年,黄胄同志送给我一张画,我托人拿去裱好了,挂在房间里,上面是一个维吾尔少女牵着一匹毛驴,下面还有一头大些的驴,和一头驴驹。一九六二年,我又转请吴作人同志给我画了三头骆驼,一头是近景,两头是远景,题曰《大漠》。也托人裱好,珍藏起来。

一九六六年,运动一开始,黄胄同志就受到“批判”。因为他的作品,家喻户晓,他的“罪名”,也就妇孺皆知。家里人把画摘下来了。一天,我出去参加学习,机关的造反人员来抄家,一见黄胄的毛驴不在墙上了,就大怒,到处搜索。搜到一张画,展开不到半截,就摔在地下,喊:“黑画有了!”其实,那不是毛驴,而是骆驼,真是驴唇不对马嘴。就这样把吴作人同志画的三头骆驼牵走了,三匹小毛驴仍留在家中。

运动渐渐平息了。我想念过去的一些友人。我写信给好多年不通音讯的彦涵同志,问候他的起居,并请他寄给我一张画。老朋友富于感情,他很快就寄给我那幅有名的木刻《老羊倌》,并题字用章。

我求人为这幅木刻做了一个镜框,悬挂在我的住房的正墙当中。

不久,“四人帮”在北京举办了别有用心的“黑画展览”,这是他们继小靳庄之后发动的全国性展览。

机关的一些领导人,要去参观,也通知我去看看,说有车,当天可以回来。

我有十二年没有到北京去了,很长时间也看不到美术作品,就答应了。

在路上停车休息时,同去的我的组长,轻声对我说:“听说彦涵的画展出的不少哩!”我没有答话。他这是知道我房间里挂有彦涵的木刻,对我提出的善意警告。

到了北京美术馆门前,真是和当年的小靳庄一样,车水马龙,人山人海。“四人帮”别无能为,但善于巧立名目,用“示众”的方式盅惑人心。人们像一窝蜂一样往里面拥挤。这种场合,这种气氛,我都不能适应。我进去了五分种,只是看了看彦涵同志那些作品,就声称头痛,钻到车里去休息了。

夜晚,我们从北京赶回来,车外一片黑暗。我默默地想:

彦涵同志以其天赋之才,在政治上受压抑多年,这次是应国家需要,出来画些画。他这样努力、认真、精心地工作,是为了对人民有所贡献,有所表现。“四人帮”如此对待艺术家的良心,就是直接侮辱了人民之心。回到家来,我面对着那幅木刻,更觉得它可珍贵了。上面刻的是陕北一带的牧羊老人。他手里抱着一只羊羔,身边站立着一只老山羊。牧羊人的呼吸,与塞外高原的风云相通。

这幅木刻,一直悬挂着,并没有摘下。这也是接受了多年的经验教训:过去,我们太怯弱了,太驯服了,这样就助长了那些政治骗子的野心,他们以为人民都是阿斗,可以玩弄于他们的股掌之上。几乎把艺术整个毁灭,也几乎把我们全部葬送。

我是好做梦的,好梦很少,经常是噩梦。有一天夜晚,我梦见我把自己画的一幅画,交给中学时代的美术老师,老师称赞了我,并说要留作成绩,准备展览。

那是一幅很简单的水墨画:秋风败柳,寒蝉附枝。

我很高兴,叹道:我的美术,一直不及格,现在,我也有希望当个画家了。随后又有些害怕,就醒来了。

其实,按照弗罗依德学说,这不过是一连串零碎意识、印象的偶然的组合,就像万花筒里出现的景象一样。 [1]

作者简介

孙犁(1913年5月11日—2002年7月11日),原名孙振海,后更名孙树勋,笔名有孙犁、力编、纵耕、余而立、土豹、原平、林冬苹、林冬平、芸夫、孙芸夫、耕堂、芸斋、姜化、庸庐、时限等,河北安平人,是一位中国现当代小说家、散文家。1927年开始文学创作。早年曾当过机关职员、小学教员。中国现代作家、散文家,“荷花淀派”创始人,历任天津日报社副刊科副科长、报社编委,中国作协天津分会主席,中国作协第四届顾问,第五、六届名誉副主席,中国文联荣誉委员。1940年代发表的文集《白洋淀纪事》是其代表作。1950年代又发表了《铁木前传》《风云初记》等作品。2002年7月11日晨六点病逝于天津,终年89岁。[2]

参考资料